（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230039）

摘要：莫言在文坛上始终是特立独行的。在小说艺术审美方面似乎很少有作家能像莫言那样坚持新中求奇，摒弃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而这一切在其早期代表作《红高粱家族》里就已经初显端倪。立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莫言以他手中的笔打造了《红高粱家族》，异于当时文坛的全新艺术特质。

关键词：花瓣式结构；网状结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红高粱意象

中图分类号： I247.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2009504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初次面世就引起文坛的关注。莫言在这部作品里用野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用虚拟的场面代替了以往红色革命经典对历史的真实描绘。尼采式的酒神叙事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张扬的生命力书写，狂放的激情，粗粝却不失蓬勃，混沌却不失理性，莫言就在这阳刚而又暴力的解读中抵达了人性深处，唱响了一曲红高粱大地的生命挽歌。其对战争和爱情的独特观察视角，不仅彻底顛覆了以往左翼小说“革命加恋爱”模式里鲜明冲突的对立，而且在当时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风起潮涌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它冲击了寻根小说颇富诗意的情景描绘，也对先锋小说的文体革命和语言实验造成了不小的“杀伤力”。在已有的关于《红高粱家族》的研究成果里，大都着眼于这几方面：英译本研究、意象体现、酒神精神、生命意识、人物形象、电视剧改编等，当然也有关于其艺术特色的研究，但这些对小说进行的文本解读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叙事角度、语言特色和人物形象这几方面。本文尝试另辟新径，从花瓣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相互交织、植根于民间大地的人物塑造、蓬勃旺盛的意象呈现这三点，来分析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进行的审美探索。

一、花瓣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相互交织

莫言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小说文本方面一直在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怪诞夸张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汪洋恣肆的叙述，包括丰富多样的结构都是其成果体现。就结构而言，不同的文学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是不同的，不能笼统地采用概念化、类型化的结构模式，而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和创新。艾斐说过，“结构为了适应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颖异性，就必须摒拼凑、弃平直、忌模仿，努力开拓和追求充满独创性的新领域和新目标。正如古代画论中所说的：‘山峰有高低，山脉有勾连，树木有参差，水井有远近，及屋宇楼观部署，各得其所，即是好章法。文学创作也是这样，要使千差万别的文学观‘各得其所，在结构上没有辟蹊撷新，掘幽探胜的创造，是万万不行的。”[1] 莫言深谙此点，《红高粱家族》在结构上独出心裁，可以看成是由五部短篇连缀而成的一部长篇。然而五部短篇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似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在无形中将五部短篇串联成一体，一气呵成，不留丝毫雕琢的痕迹。评论家王学谦将莫言《红高粱家族》的结构命之为“酒神叙事结构”[2]170，是着眼于其结构的内在核质，这里以“花瓣式结构”为其命名是着眼于其结构的外在形态。

花瓣式结构这一结构样式最早是由刘心武在《钟鼓楼》里创造出来的。众所周知，一朵花由花托和花瓣组成，花瓣由花托生发出来，也围绕着花托相互紧挨，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结构里，情节不一定是联结各章节的组织力量，意象、时间、空间都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它们穿梭于各章节之间，将看似游离于中心的片段一个个联结起来。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个花瓣便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个小单元，它们可以是故事情节，可以是人物经历，可以是民俗风情，也可以是自然景色。总之，在这个大框架内，一个个小单元各自独立存在，但又彼此之间有所关联，共同依附于花托，造成了一种似断非断的氛围美。《红高粱家族》全篇由五个短篇组成，可以看成是由五个花瓣组成的一朵花。莫言通过对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大地一个家族的描写，展示了这块土地上曾经风起云涌的虚拟革命史和爱情史，家族秘史和个人野史在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绽放着蓬勃生命力的红高粱大地是“花托”，“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就是开放在红高粱大地上五个灿烂活泼的“花瓣”。

网状结构则源远流长，《红楼梦》即是采用网状结构的鲜明例证，以家族为中心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形态。以这个角度来考察《红高粱家族》，也可以说其采用了网状结构，只不过与《红楼梦》相比，其人物较少，没有前者波澜壮阔的兴衰荣辱，但它们都采用了以家族为视角来折射社会历史的方式。在这种网状结构里，人物而不是事件成为作家描写的侧重点，作家总是有意地淡化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只是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而已，个人在这隐约的历史舞台上可以酣畅淋漓地展现其经历，作家也可以让人物按照事件的内在逻辑来发展其性格。小说文本在这一点上的阐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红高粱家族》全篇就是在以一个小家族的口吻来叙述高密东北乡曾经壮丽而不失激烈的革命斗争，哪怕这段历史在作者有意的消解下已几成空白，爷爷余占鳌、奶奶戴凤莲和父亲豆官成为生命叙事的主角。

花瓣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相互交织使小说叙事锦上添花，打破了当时文坛上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感受。五部短篇就像五个花瓣一样各自独立，在全篇中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但同时又都被织进“我”的家族史这张规模不小的网络里，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几经蹂躏的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传奇。《红高粱》采用时空交错的方式，以张力十足的文字叙述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激情野合，将对罗汉大爷进行凌迟的残酷和血腥升华成暴力美学。《高粱酒》描写了爷爷刺杀单廷秀父子时骨子里傲然的匪气、侠气和血气，对年纪轻轻的奶奶独自扛起单家产业进行了描述，讴歌了奶奶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还由此引出爷爷将红高粱变成高粱酒的技术革新。《狗道》一以贯之，延续了前两篇描述的“我”爷爷在墨水河桥头伏击战的惨痛回忆，并掺杂了“我”母亲和小舅舅被困井中的经历，当然笔墨最多的是上百条狗成为丧家之犬的惊心动魄的描写。《高粱殡》里爷爷大张旗鼓为奶奶操办出大殡，我们看到了爷爷身上高尚与卑琐、人性与野性、道义与野蛮的矛盾集合，二奶奶恋儿的出现更加深了这一矛盾集合体的力量爆发。《奇死》在对二奶奶和小姑姑看似散漫的描写中映射出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除此之外，花瓣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相互交织也有力地淡化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模式，时空交错完全自由。莫言在小说中成功突破了时空限制对叙述所造成的藩篱，故事情节可以自由地穿梭于立体式的单元组合和分隔中。《红高粱家族》全篇聚焦于高密东北乡的民间风情，在读者头脑中既形成了以“我”的家族史为横向发展的平面图景，又形成了以红高粱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的革命和爱情史为纵深发展的立体图景，并且两者恰到好处地水乳交融在一起。

二、植根于民间大地的人物塑造

《红高粱家族》全书篇幅不算很长，有名有姓的人物也不算很多，但莫言将这些人物植根于昂扬向上的红高粱大地，在充满野性的生命书写中塑造出了一系列或性格单一或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英国小说家佛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里分析人物时，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3]55，“扁平人物的好处之一在于易于辨认，只要他一出现即为读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觉。感情之眼与一般视觉不同之点在于前者只注意概念而非真实的人物……第二种好处在于他们易为读者所记忆。他们一成不变地留存在读者心目中，因为他们的性格固定不为环境所动；而各种不同的环境更显出他们性格的固定，甚至使他们在小说本身已经湮没无闻之后还能继续存在。”[3]56《红高粱家族》里的外曾祖父可以说是扁平人物的绝佳明证。作品中对外曾祖父的笔墨并不多，但在这寥寥数笔的描写中，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外曾祖父形象跃然纸上。一头大黑骡子就让外曾祖父失去了做父亲的慈爱心，狠下心来让女儿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麻风病人。对人性的灵魂拷问由此浮现，莫言也在这冷酷而无情的拷问中完成了对这个扁平人物的刻画。此外，像单廷秀单扁郎父子、任副官、余大牙等也可以看成是典型的扁平人物。这类人物往往没有性格上的复杂性，就像一张薄薄的白纸一样，在看似随意的几笔涂抹中就将全部性格暴露无遗。扁平人物的登场使小说的民间立场更加鲜明，生活在红高粱土地上的众多人物本就不乏性格单一的人物，即使是在那混乱动荡又无秩序的战争革命年代，上至土豪劣绅，下至平民百姓，自在自为的自然状态依然滋养了概念化、类型化的人物。他们就像京剧里的脸谱一样，每种颜色单纯地代表着某种品质，或善良隐忍，或忠勇刚猛，或是非不分等，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从中可见一斑。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他们内在的那种性格种子是不会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有所动摇的。其与生俱来的韧性造就了性格的绝对性和固定性，也造就了扁平人物易于为作者控制，能让其按照作者为他们设定的轨道去表现和发展，不必担心他们会溢出特定的范围，成为信马由缰的角色。

而圆形人物的性格与扁平人物相比，有更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佛斯特看来，对于圆形人物，我们是无法以一句简单的语句将其描绘殆尽的。我们不能将圆形人物看成是相片里的人物那样扁平乏味，“一个圆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无法给人以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如果他无法令人信服，他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3]63-64圆形人物的性格具有明显的发展轨迹，周围环境容易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到小说文本中，《红高粱家族》里灿烂狂野、生机盎然的红高粱大地和浴血奋斗的战争革命环境塑造出爷爷余占鳌和奶奶戴凤莲这样既矛盾对立又有机统一的民间小人物。在他们身上，血性、人性与野性这些不同的杂质相互交融。他们有着自在的状态，但他们同时又有着如火的情欲，恣意妄为，率真任性，酒神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敢爱敢恨，“是典型的魔鬼式英雄，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正气凌然而又残酷、邪恶，超越传统和现实的普遍伦理——超善恶，属于尼采式的‘高尚的野蛮人。”[2]172 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性精魂里的原始野性，他们身上有正气，但也有侠气和匪气，有豪情，但也有冷酷和无情。爷爷和奶奶这类圆形人物的出场使原本静态意义上的小说文本瞬间获得了活泼的生命力量，就犹如一条原本宁静的小河时不时会掀起激扬的浪花一样。与小说里的扁平人物相映衬，圆形人物的生机必不可少，正是因了爷爷、奶奶、罗汉大爷等的生命激情，普普通通的高密東北乡才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血腥风雨。否则，这段已被作者有意模糊的历史该是多么寡淡无味。

《红高粱家族》里，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相互对照，也相互制约。如果借用尼采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阐述，作者对扁平人物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日神式的克制，而对圆形人物的塑造则放纵无比，彻底颠覆了人们脑海中的理性和节制，代之以混乱、咆哮和恣肆。日神式的克制和酒神式的放纵使文本获得了哲学上的阐释意义，人性描写的高度和深度由此彰显，植根于民间大地众多自为自在的小人物也因此给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抹亮色。

三、蓬勃旺盛又极富诗意的意象呈现

意象，是中国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里写道：“是以意授予思，言授予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4] 在刘勰看来，意象是连接文思和语言的枢纽，意象对于文思的运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直接关系到语言的成败。而当代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提出了意象叙事的理论，对意象叙事进行了独到而又深刻的剖析。杨义认为，意象在叙事作品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根据具体文本来体会和分析。

《红高粱家族》里最醒目的意象便是高密东北乡上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它们激情如火，坚韧顽强。“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5]2红高粱是祖辈们赖以生存的食粮，滋养了他们体内的血液，也铸造了北方人的血性精魂。

首先，红高粱意象在小说里具有文本上的双重象征意义。爷爷洒脱豪放，有男子汉的满腔热血；奶奶泼辣能干，有女中豪杰的气概；罗汉大爷视死如归，面对日本鬼子的残酷冷血，毫无惧色；父亲天真莽撞；外曾祖父见钱眼开……扁平人物也好，圆形人物也罢，都是生活在红高粱大地上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物群像。广袤无际的红高粱象征了生命力的强大和坚韧。无论革命风雨怎样浸染，他们那与生俱来的自为自在和无所拘束是不会轻易动摇的，总会像红高粱一样牢牢扎根于这方土地上。以小见大，如火如荼的红高粱也象征了中华民族精神内核里的不屈不挠，再深再重的苦难也不能打击炎黄子孙抗御敌寇的一致决心。在这最危险的时刻，炎黄子孙们万众一心，铸成了钢铁般的意志长城，傲然的民族品格由此得以展现。

其次，红高粱意象在小说里起到了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杨义说过：“意象作为‘文眼，它具有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叙事作品里往往是以情节或非情节的跳跃性思路作为行文的线索的。在情节与情节的转换间，设置一个意象，可以使转换不流于生硬简陋，而在从容转换中蕴含着审美意味。在情节与非情节的跳跃之间，如果也能设置一个意象，跳跃就会变得更加潇洒，甚至产生一点蒙太奇的效果。”[6]342在整部长篇里，如火如荼的红高粱贯穿了五部短篇，在这块土地上，汹涌澎湃的革命爱情史正是以红高粱作为背景依托，才得以激烈恣意地进行。红高粱作为文本里的审美载体成为整部小说在结构上的聚焦点，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特性，使得整部小说在时空上产生了交错的层次感。一边是爷爷领导的墨水河桥头伏击战的前因后果，一边是爷爷奶奶在红高粱大地上相识相爱的经历。全篇的行文脉络就在这前后错综的时空形态中得到了梳理，作品的叙事结构也由红高粱这一审美载体的连缀而得到了贯通。

最后，红高粱意象在小说里起到了保存审美、营造氛围的作用。杨义认为：“叙事作品存在着与诗互借和相通之处，意象这种诗学的闪光点介入叙事作品，是可以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的。”[6]290 蓬勃旺盛的红高粱本身就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审美冲击，其在小说里的反复出现有力地减缓了叙事语调中透露出来的狰狞和龌龊，给文本披上了一层诗意的轻纱。文本的审美表现因了红高粱这一意象的不断皴染而保持了其一贯的力度和强度。如《红高粱》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5]2-3 假如没有开头对红高粱在月光下恬静安然的描写，下面横尸遍野的场景只能给读者带来血腥的审丑感。红高粱这一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表层的暴力展示，使其不至于走向极端，同时深层的诗学意蕴也在渐渐凝合，全篇的审美旨趣因了文本中不时凝聚的诗学意蕴得到了一以贯之的连缀。莫言将红高粱作为小说的一个符号，在美和丑之间寻到了最佳平衡点，也给小说的叙述带来了张力。

《红高粱家族》在莫言的整体创作中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彰显了莫言在小说文体方面求变求新的精神。不论是两种结构的相互缠绕，还是人物形象的民间性，抑或是悲剧性的诗学意蕴都使这部小说在莫言的作品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以《紅高粱家族》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为发端，莫言开始了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变革。纵观莫言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即使有着如“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想象”（王德威语）这种精神因子延续在他的作品里，但他总是在不断地超越自我，摒弃因袭和模仿，力求每一部作品都能与众不同。新颖性、变异性和原创性是莫言一贯坚持的美学风格，巨大的阐释空间也因此内含在其作品中，并对当前文坛上的泛滥成风现象有一定警醒意义。我们有理由企望，莫言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参考文献：

[1]艾斐.小说审美意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2]王学谦.《红高粱家族》与莫言小说的基本结构[J].当代作家评论，2015，（6）：170-172.

[3]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4]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图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许雪姣：论《红高粱家族》的艺术特质

作者简介：许雪姣（1991-），女，安徽寿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