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红红+姚利民+杜小丽

摘要：高校扩招，大学生逃课问题频发，理性逃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及福建省3所高校的514份逃课样本及其中237份理性逃课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逃课发生率很高；理性逃课占逃课近一半比例；理性逃课学生较一般逃课学生逃课次数少；理性逃课学生中女生较男生比例高、政治面貌较高、担任学生干部的比例较高；不同年级、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逃课学生认为逃课对课程成绩影响很小；影响理性逃课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是情境因素、行为态度因素、行为控制因素和主观规范因素；父母和教师反对理性逃课；学生对理性逃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持比较理解和赞成的态度；教师教学问题、学校教学管理不严是引发学生理性逃课的因素。治理理性逃课应该从学生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入手。

关键词：理性逃课；逃课；大学生；调查研究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为了拉动内需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了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过渡，高校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但随着高校招生数量的剧增，生源质量下降，正如马丁·特罗教授指出的那样，一些“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识和读写能力都在降低”，“没有准备，也比以前更不喜欢读书”，因而“已引发了许多问题”[1]，逃课（即学生无正当理由缺席课堂教学，也称一般逃课）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功利主义风气的影响，在逃课学生中，出现了一部分“逃课不逃学”的学生，他们基于对到课与逃课的理性分析，衡量逃课的成本和收益，在认为逃课成本小于收益时选择逃课（比如因兼职、做学生干部工作、考研、考证以及感觉逃课自主学习比到课听讲收获更大等逃课，而不因睡觉、玩耍、玩电脑游戏等逃课），我们称此为“理性逃课”。尽管理性逃课是大学生对于教学制度的反抗和课堂的叛逆，应该理性对待，但如果不对这种自认为的“理性”逃课正确引导，针对性治理，既会对学校课堂教学管理和教师课堂教学产生干扰性影响，也会对学生个人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梳理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生逃课问题的研究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关注逃课的发生率、影响逃课的因素或原因、逃课与学生考试成绩、个人表现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关系等。例如，戴维（David R，1993）对美国三所大学的调查发现，学生逃课问题比较严重，近三分之一学生逃课。[2]甘普（Gump S E，2004）对一所著名州立大学本科生的逃课态度调查发现，84%的学生逃课与健康有关，性别和年级不同，对逃课的态度也不同，并据此提出教师应根据性别和年级制定考勤政策。[3]加里（Gary W，1992）对大学新生逃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喜好、学习时间与逃课显著相关；学生饮酒频率会影响他们对不喜欢课程的逃课；上一学期平均成绩和逃课会对这学期他们不喜欢课程的逃课产生影响，但对喜欢课程的逃课没有影响。[4]斯蒂芬和约翰（Stephen Devadoss & John Foltz，1996）研究发现，学生学习动机、平均成绩绩点、每天打工时间、课堂教学质量和课程性质对学生出勤和成绩有显著影响。[5]沙涕和科普（Shute Jonathan W & Cooper Bruce S，2015）认为，逃课率高低是吸引、保持、服务学生教育需要的重要指标，而现在高校隐性逃课是显性逃课的两倍，表明逃课者通常是理性人，导致学生持续性逃课的原因是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不当，因此他们强调，学生逃课率居高不下，应评估课堂和学校发生了什么。[6]卡热帝等人（Crede Marcus，Roch Sylvia G & Kieszczynka Urszula M，2010）指出，大学生的平均成绩及其绩点与课堂出勤率显著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标准招生考试成绩、高中成绩绩点、学习习惯和学习技能等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的成绩和表现。[7]卡洛斯、理查德和贾斯汀（Carlos Dobkin，Ricard Gil & Justin Marion，2010）对大学生逃课和学习成绩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没有其他不利因素影响下，学生出勤率提高10个百分点，期中考试成绩将增加0.13个标准差，期末成绩将增加0.15个标准差，课堂出席率与学生的表现成正比，因而通过强制性的考勤制度提高课堂出勤率进而提高学生成绩可行。[8]纽沙姆等人（Newsome W S，Anderson-Butcher D，Fink J Hall L & Huffer F，2008）通过研究表明，逃课往往与被学校开除、留级、辍学、滥用毒品、早期性行为、依赖福利制度、参与司法审判等社会问题相关。[9]杜小丽等（2016）对国外大学生逃课的文献回顧发现，影响学生逃课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觉得教师课堂授课或讲座水平太低，听课不能学到他们想要获取的东西。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学生逃课是理性考虑和选择的结果。[10]

·课程与教学·1大学生“逃课”的调查与分析目前国内关于逃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逃课的分类、现状描述、影响因素或原因分析和对策探究等方面。

关于逃课分类，庄玮、阳荣威（2008）按照动机和目的将逃课分为“惰性逃课”和“理性逃课”。“理性逃课”的学生制定并遵循自己的学习规划，当学校的教学计划与他们自己的规划相冲突的时候，他们会衡量逃课的成本和收益，当感觉成本等于甚至小于收入的时候，就会“理直气壮”地逃课，而且自认为是“合乎理性的选择”，是实现“利益最大化”。[11]关于逃课的现状，姚利民等人（2015）研究发现，大学生到课率在79.8～89.0%之间，即逃课率在11.0～20.2%之间[12]。张守莉、宋卓（2010）基于吉林农业大学的研究指出，现代通讯工具为大学生逃课提供了方便，在校学生逃课的原因主要为上网和学习。[13]刘艳芹（2011）指出，大学生逃课呈现出对课程有选择、逃课率随年级升高而递增、男生逃课现象比女生严重、高校层次与学生逃课比率成反比的特点。[14]关于逃课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归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专业喜好，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教师教学情况、课程设置、学校教学管理、教育体制、家庭因素、就业压力等，特别是教师教学的因素。例如，李介、王熊熊（2006）对逃课原因的分析发现，学生学习动机不足、对任课教师不满意和考试评价制度是导致学生逃课的重要缘由。[15]李永乐、宫建霞（2016）对756位大学生调查发现，大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宿舍学习氛围）和家庭环境对其逃课行为有显著影响。[16]李士萍、康晓辉（2007）提出，大学生逃课现象其实是对教师和课程的一种负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应对学生需求和市场需求的滞后，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和教学管理存在缺陷。[17]关于治理逃课的对策，研究者主要从逃课原因分析出发，提出与学生自身、教师、学校、社会四个主体相对应的对策建议。例如，王长民（2009）提出，为了治理逃课，可以实施座位管理制度，将学生的座次与考核成绩挂钩，促使学生主动往教室前排坐，约束其到课、听课。[18]陈刚（2005）提出，应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实施个性化教育，教师应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生应调整学习心态。[19]李士萍、康晓辉（2007）认为，应扩大学分制的使用范围，改革教师的评价制度，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学习，建立“宽进严出”的淘汰机制，增加学生的危机感，增加规章制度的震慑力，使学生不会也不敢轻易逃课。[20]

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逃课的定义、现状、影响因素或原因、导致后果、对策等进行了充分研究。并且，国外侧重运用实证分析，更有针对性，且以学习动机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社会影响理论、自我控制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等作为理论支撑。[21]国内注重对逃课现象进行系统阐述和分析，尽管比较全面，但不够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文献普遍提到“隐性逃课”的问题，说明对逃课的研究已不仅仅简单地局限于通常所理解的课堂出勤问题，而是上升到听课质量、学习效果等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但目前对于理性逃课的具体研究还较少。本文拟对理性逃课调查研究，发现理性逃课的现实，考察学生背景因素不同而致的理性逃课差异，分析影响理性逃课的因素，以期更有针对性地治理逃课问题。

二、调查研究方法

（一）问卷

根据调查研究目的编制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对逃课的看法等；第二部分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设计，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情境因素四部分。通过征询专家意见修改问卷后，进行小范围预调查，收到学生有效问卷28份，其中男生11份，女生17份，与被调查的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的学生性别比例大致相当。将28份问卷量表的数据输入SPSS 20.0中，对问卷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通过计算，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值为0.882，十分接近0.9，各潜变量的信度值均超过0.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得出，量表的KMO检验系数（Kaise-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为0.878，大于0.5；巴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χ2=3829.459，P<0.001，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二）研究对象

此次调查问卷发放的学校主要是福建省的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2014年初这三所大学被福建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其教学水平与学生素质等在省内87所高等院校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推广价值。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58份，有效问卷率为94.75%。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学生逃课和理性逃课的现状

1.逃课发生率很高

在758份有效问卷中，有逃课经历的共514份，即67.81%的大学生曾逃课，说明大学生逃课发生率很高，其现状不容乐观，值得引起重视。

2.理性逃课接近逃课比例一半

在514份有逃课经历的问卷中，根据理性逃课的定义，即问卷第11题“请问您逃课的原因是什么”，筛选出选择G选项“参与自习、做兼职、考证、学生干部工作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的事情”的学生问卷，对这些理性逃课学生的问卷样本进行更加深入分析发现，有逃课经历并选择G选项的样本共237份，逃课学生中46.11%是理性逃课，接近逃课比例一半，说明理性逃课学生比较多，也提示要正确理解、对待学生逃课，并对逃课分类治理。

3.理性逃课学生较一般逃课学生逃课次数少

一般逃课学生与理性逃课学生逃课次数的比较见表1。

表1显示，大学生每学期理性逃课1～5次的比重最高，达到71.7%，理性逃课6～10次的比重为17.30%，理性逃课10次以上的比重为11.0%，逃课次数的三个区间所占比重的排序与一般逃课一致，随着逃课次数的增加而百分比减少。但从表中数据可知，理性逃课的学生逃课频数在6～10次及10次以上的百分比都比一般逃课低，特别是逃课10次以上的百分比与一般逃课相比低了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理性逃课学生较一般逃课学生对逃课的把握更加慎重，逃课次数相对较少。

（二） 学生逃课和理性逃课因背景因素不同而不同

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学生性别比较见表2。

理性逃课学生中女生比例比男生高

表2显示，男女生一般逃课的比例分别为48.4%和51.6%，理性逃课的比例分别为41.8%和58.2%，女生不论是一般逃课还是理性逃课的比例都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男生比女生逃课概率大[22]不同。其原因一方面是调查对象中女生的比例高于男生，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男生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人数比较多，女生学习文科专业的人数比较多，相比于理工科课堂知识的难度大、连续性强、逃课成本较高，文科的知识较容易理解、可自学性较强、逃课成本较低，因此逃课中女生比例更高些。不过，从理性逃课的学生性别比例看，女生的比例要高于男生的比例，也高于一般逃课的女生比例，这说明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理性逃课，相当一部分女生逃课的动机是为了自我发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文科的课程性质外，女生心智往往比男生成熟，更加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和未来规划，因此更倾向于理性逃课。

2.理性逃课学生的政治面貌较高

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学生的政治面貌比较见表3。

调查结果显示，理性逃课学生中，正式党员占8.0%，预备党员占20.7%，入党积极分子占35.9%，团员占35.4%，一般逃课学生中正式党员为7.8%，说明在被调查学生中，绝大多数党员的逃课类型属于理性逃课。大学生党员的学习、工作、待人处事等各方面在学生群体中都比较优秀，他们个人成长目标和学习目标明确，不会轻易逃课。但他们一般担任班级、院、校等各级学生干部职务，平时学生工作事务较繁重，如果有重要任务，也会选择逃课去完成。另一方面，这些学生也可能为了取得更好成绩，逃掉一些教师管理不严的课程去复习难度大、学分高、通过率较低的课程，从而保持学习上的优势。此外，他们对于个人职业生涯有较清晰的规划，考研、考公、考职业资格证书等也是占比例很高的逃课理由。大学生的政治面貌一般与其个人综合素质成正比。调查数据发现，理性逃课学生中团员比例比一般逃课学生低了11.3个百分点，而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比例分别高了5.4个百分点和5.7个百分点，说明与一般逃课学生的政治面貌相比較，理性逃课学生的政治面貌偏高。

3.理性逃课中学生干部比例较高

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学生干部职务比较见表4。

表4显示，理性逃课学生中，担任班长、部长及以上干部的占37.6%，担任一般班干部、副部及以下干部的占38.8%，非学生干部占23.6%，即76.4%的理性逃课学生担任班干部及以上学生干部职务，超过一般逃课学生10.3个百分点。其中，担任班长、部长及以上干部职务的学生更是比一般逃课学生高了7.6个百分点。这与上文理性逃课与一般逃课的学生政治面貌的比较结果存在一定联系。学生干部职务的高低与学生工作事务的任务量息息相关，理性逃课学生中，学生干部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学生干部所占比例如此高，一方面应考虑高校对于学生干部的培养是否影响了学生课堂学习，学生工作事务是否牺牲了学生的学习时间，这需要引起培养学生干部队伍的管理者特别是辅导员、班主任的注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学生对于大学本科培养目标不够明确的问题，逃课去做学生工作事务绝不是高校所推崇的，部分学生干部将能力培养置于课堂学习之上，体现了其功利性的学习态度。

4.不同年级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

不同年级学生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比例比较见表5。

表5的调查数据表明，学生理性逃课率最高的年级是大学三年级（34.2%），其次是二年级（31.2%），一年级（14.3%）和四年级（20.3%）学生的逃课率和理性逃课率都低于其他两个年级，年级逃课率呈现出“两边高，中间凹”的现象。这一现象和学生逃课概率与就读年级呈现正相关关系[23]的研究结论部分吻合。出现以上现象，可能由于大二、大三正值担任学生干部的黄金时期，学生对大学第二课堂充满了兴趣，会偶尔逃课去参加活动或者完成学生干部事务以锻炼领导、组织、沟通能力。大三学生一方面由于大二的积累，担任的学生干部职务级别较高、任务较多，另一方面也忙着准备找工作、考研、考公等，因此理性逃课率最高。大四学生部分已经完成了所有课程或者课程量很少、学习任务较轻，所以逃课率也较低。

5.不同学校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

不同学校学生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比例比较见表6。

表6显示，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学生一般逃课的比例分别为79.1%、63.0%、60.4%，表明三所高校的逃课现象不容乐观。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福建省重点建设的“211”高校——福州大学是三所高校中逃课率最高的，学生逃课率接近80%。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学生理性逃课的比例分别为32.4%、31.1%、29.9%，福州大学的理性逃课率仍高于其他两所高校。也就是说，不同学校学生理性逃课严重程度不一，这与很多研究发现的学生逃课率因学校不同而不同结论相似，但和高校层次与学生逃课率成反比[24]的结果存在出入。这既提示层次高的高校也应关注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学风建设，又提示不同高校正确引导、针对性治理理性逃课的迫切性不同。

6.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

不同专业学生一般逃课与理性逃课比例比较见表7。

表7显示，按理性逃课学生占所调查学生比例从高到低的学科专业分别是其他（50.0%）、经济（46.5%）、管理（32.1%）、理科（31.8%）、工科（29.5%）、农学（28.0%）、人文（27.0%），由于专业为“其他”选项的样本量太少，故忽略不计。以上数据说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理性逃课比例较高。据了解，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较多，许多学生会选择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为今后找工作增加砝码，因此选逃自认为不重要的课程。理工科类专业的理性逃课率仅次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理性逃课率，但从理工科类专业的逃课率与理性逃课率的对比情况来看，理工科类专业学生的许多逃课行为是非理性的，应引起学校管理人员对这类专业学生逃课去向的关注。而人文、农学类专业学生理性逃课比例较低。这与有关研究发现的不同学院学生到课率有差异的结果[25]和另有研究发现的文史类学生逃课率高于理工科生的结果[26]部分相似，也提示对于逃课应根据不同专业类型和逃课特点进行分类治理。

（三） 逃课学生认为逃课对课程成绩的影响很小

一般逃课学生与理性逃课学生对逃课影响成绩的看法比较如表8。

表8显示，无论是一般逃课学生还是理性逃课学生，回答百分比最高的两项都是“有一些影响，但不是非常关键”、“只要得当，不影响”，比例分别达到79.6%和78.0%，这表明学生认为逃课对课程成绩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对于注重学习成绩的我国学生来说，这一现象无疑是危险的，甚至会让学生有课堂学习不重要、理性逃课自习收获更大的错觉。当然这更需要引起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在互联网技术、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慕课等高速发展的今天，教师、学校和课堂已经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学生能从网上、课后学习到课堂上的知识，这也是逃课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治理学生理性逃课，除了应完善课程评价体系之外，更应努力增大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还应思考怎样才能平衡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自学、学生线下与线上的学习关系，形成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学习相互促进的机制。

（四）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理性逃课影响因素分析

人们的很多行为依赖于以往的个人经验，过去的行为可以很好地预测将来的行为。[27]由于大学生很大程度上会根据以往经验判断是否实施逃课行为，且当前行为对未来逃课意愿有很大影响，问卷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调查了理性逃课的影响因素。根据计划行为理论[28]，行为意愿是解释行为最合适的预测变量，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因素是行为态度，即学生对理性逃课的看法；第二个因素是主观规范，它是学生选择实施或者不实施逃课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通常是指来自教师、父母、同学的压力；第三个因素是知觉的行为控制，即学生感受到的理性逃课难易程度。当然，大学生理性逃课不仅受到自身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或意外事件的影响。[29]因此，在设计问卷时，笔者额外增加了4个小题调查在某些具体情境下大学生的逃课意愿。问卷对这些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并按不同意为1分、比较不同意为2分、不确定为3分、比较同意为4分、同意为5分赋分，在总分为5分的计分标准下，分值越高表示对题项持越同意的态度。表9数据显示，学生理性逃课的情境因素（均值为4.00）和行为态度（均值为3.59）的得分显著高于行为控制（均值为3.09）和主观规范（均值为2.85），说明影响理性逃课的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是情境因素、行为态度因素、行为控制因素和主观规范因素。学生理性逃课的特定情境和对于理性逃課的态度与认识是教育管理者当下最应关注的。

就單项问题的得分而言，学生表示最认同的理性逃课理由是课程的重要性、教师授课的精彩程度、与课程相冲突事情的重要性；最不认同的理性逃课理由是父母支持理性逃课、最熟悉的教师支持理性逃课、自己能保证逃课后不会受到处罚。这些结果说明，一方面，大学生对于课程的重要性、对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说明父母和教师对学生理性逃课持反对态度，学生理性逃课来自父母、师长的压力较大。此外，教师的授课情况、课堂讲解是否精彩、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生是否理性逃课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这也表明，学生对于理性逃课虽然有自己的坚持，但还是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对于同学因素来说，学生对理性逃课持比较理解和赞成的态度，作为平时在学校接触最频繁的人，同学间这样的相互认同感和氛围易引发学生理性逃课的欲望，甚至蔓延为理性逃课之风。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对于理性逃课后会被教师发现、受到处罚、理性逃课阻力小这三个题目的评分虽处于“比较不同意”区间，但分值都较低，存在较大不确定情况，反映出学校教学管理比较宽松，学生理性逃课较易实施，且被发现后付出的代价较小。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合以上调查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下大学生逃课问题严峻，逃课发生率很高；理性逃课占逃课近一半比例；理性逃课学生较一般逃课学生逃课次数少；理性逃课学生中女生较男生比例高、政治面貌较高、担任学生干部的比例较高；不同年级、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逃课学生认为逃课对课程成绩影响很小；影响理性逃课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是情境因素、行为态度因素、行为控制能力因素和主观规范因素；父母和教师反对理性逃课；学生对理性逃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持比较理解和赞成的态度；教师教学问题、学校教学管理不严是引发学生理性逃课的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和结论，正确引导、针对性治理理性逃课应该从学生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入手。

从学生内部因素来看，首先应该对学生进行科学、正确地引导，要求他们明确学习目标，使他们对于自己所学习的专业和专业就业前景有更清晰的认识，构建全面、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观，懂得课堂学习对于自身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性，绝不轻易理性逃课。

从外部因素来看，政府应制定较稳定的、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教育政策，减少影响高校教学、研究与管理的不利因素。对于学生的管理，不仅应注重对男生的引导和管理，也应了解女生的需求，及时掌握女生的思想动态并给予帮助。理性逃课的学生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大学生，他们逃课应引起我们对学生干部培养、本科生培养目标、课堂教学质量、学校教学管理的反思。对于理性逃课，应考虑不同年级、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逃课特点、严重性和迫切性，根据特定情境分类治理，特别是要引导学生树立对于理性逃课的正确态度和认识。管理者应合理设置学生课程成绩的考核体系，加大平时表现和测评成绩比重，减少期末考试比重高且“背多分”的情况；同时，加强对学生逃课的监管，建立适应学生发展需求的请假制度。教师要更加注重教学和教学发展，精选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吸引力，增大课堂教学价值，减少学生理性逃课的外因。学校应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建立教学质量的奖惩机制，改变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状况，让教师在教学中倾注更多心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讲学生爱听的课，做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参考文献：

[1]马丁·特罗.从大众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濮岚澜，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4）：5-16.

[2]David R.Do Student Go to Class？ Should The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3，7（6-8）：167-174.

[3]Gump Steven E.The Truth Behind Truancy：Student Rationales for Cutting Class[J].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2004，28（2） ：48-57.

[4]Gary W.Skipping Class：An Analysis of Absenteeism among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J].Teaching Sociology，1992，20（3）：201-207.

[5]Stephen Devadoss & Foltz John.Evalu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Class Attendance and Performance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6，78（3）：499-507.

[6]Shute Jonathan W & Cooper Bruce S.Understanding in-School Truancy [J].Phi Delta Kappan，2015，96（6）：65-68.

[7]Crede Marcus，Roch Sylvia G，Kieszczynka Urszula M.Class Attendance in College：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lass Attendance with Grades an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0，80（2）：272-295.

[8]Carlos Dobkin，Ricard Gil，Justin Marion.Skipping Class in College and Exa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Classroom Experiment[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9，29 （4）：566-575.

[9]Newsome W Sean，Anderson-Butcher Dawn，Fink Janet， Hall Lisa，Huffer jim.The Impact of School Absenteeism and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School Truancy[J].School Social Work Journal，2008，32（2）：21-38.

[10][21]杜小丽，姚利民，陈玥玙.国外大学生逃课研究述评[J].现代大学教育，2016（4）：64-69.

[11]庄玮，阳荣威.高等教育服务视角下大学生逃课行为分析[J].江苏高教，2008（6）：98-100.

[12][25]姚利民，朱黎旻，胡杰丽.大学生到课率的调研与分析[J].江苏高教，2015（5）：67-70.

[13]张守莉，宋卓.关于大学生逃课问题的研究及对策——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J].继续教育研究，2010（10）：138-139.

[14][22][24]刘艳芹.大学生逃课问题分析及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36）：67-68.

[15]李介，王雄雄.大学生逃课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6（1）：77-80.

[16][23]李永乐，宫建霞.大学生个体特征与逃课行为分析——基于756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4）：94-97.

[17][20]李士萍，康晓辉.大学生逃课问题与高校教育制度改革[J].中国成人教育，2007（21）：50-51.

[18]王长民.根治逃课视野下的座位管理制度创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6）：43-45.

[19]陈刚.大学生“逃课”的心理动力分析及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05（8）：84-88.

[26]毛宗良.大学生逃课现象的调查与对策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1）：152-153.

[27]Norman P & Smith L.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Exercise：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Prior Behavior，Behavior Intentions and Attitude Variabi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5（25）：403-415.

[28]Ajxn I.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Action Control：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1985：1-63.

[29]馬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逃课行为探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