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

针对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世班禅大师向中央写了“情况汇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至1962年间，在北京专门组织人员对7万多字的“情况汇报”进行翻译，我（降边嘉措）是翻译人员之一。

通过这次翻译工作，我对班禅大师的为人、政治态度和他的学识有了直接具体的了解。通过翻译他的调查研究报告，我对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所发生的问题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情况汇报”中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农奴群众、贫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广大贫苦农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应《人物》杂志编辑部之约，我准备写《班禅大师》一文，向班禅大师请教了几个问题，重点是“情况汇报”的写作过程和评价问题。大师向我讲了一件事：1961年底，这份报告翻译出来后，先给李维汉等首长审阅。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给班禅大师打电话，说李部长请他赶紧到部里去一趟，还明确说不要带翻译，因为班禅大师会讲简单的汉语。

班禅大师到了中央统战部，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秘书把他请到李维汉的办公室。李维汉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没有起身，也没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请坐，这很不同于以往。班禅大师见李维汉态度严肃，沉着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这时，李维汉指着桌子上的材料，严肃地对他说：“这些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班禅大师这才发现，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写的报告。班禅大师坦然地对李维汉说：“全是真的。”李维汉提的问题，是关于平叛扩大化的，还问了一些具体数字和具体情节。

李维汉坐在椅子上，看着面前的材料，默默无语。过了好一阵，他像是对班禅大师说，又像在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那时，班禅大师的汉语说得不好，身边又没有带翻译，看着李维汉严峻的神态，不知说什么好。

班禅大师曾对我说，他1951年4月到北京时就认识李维汉部长了。在中央领导同志里，李维汉是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李部长和习老（习仲勋）都是好人，有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关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大师不无痛惜地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部长和习老都受到牵连，吃了很大的苦头。”

班禅大师的报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经周总理报送中央。周总理亲自找班禅大师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人谈话，要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形成了4个文件，对纠正“左”的错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班禅大师的报告，对于纠正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左”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历史功绩所在。

（肖静芳/整理，据《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