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红磊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

承红磊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顾维钧于1915年8月赴美并在其后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一职，是袁政府在帝制运动期间于外交上的一项重大人事安排。这既与袁政府在此时期联合英、美、俄以抵制日本的整体外交策略有关，也与袁政府有意引导美国有关帝制舆论及吸引美国投资和借款的具体需要有关。顾维钧赴美后，在引导美国有关中国帝制舆论、巩固中美邦交及联络美国商界方面都颇为尽力，并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虽因时局发展未能挽救袁政府覆亡的命运，却也给予了一定支持。顾在公开场合完全避免谈及帝制运动。他对袁政府的支持，大概可以从他对过去几年袁政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期望中国在袁政府的领导下能进一步统一和强盛以及袁世凯对他本人的信任和重视等方面去考虑。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及其在美外交活动，反映了此一时期政界人士面对帝制问题时的复杂面向。

顾维钧 帝制运动 袁世凯 对美外交

顾维钧于1915年6月在袁政府内部被决定为驻美公使人选，①顾于7月11日正式由大总统策令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全权公使。见《申报》1915年7月14日，第2版。并为增加资历先派为驻墨西哥公使。因欧战所造成的列强在华地位变动，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骤增，这项任命又恰逢帝制运动初起，无疑是一项外交方面的重大人事任命。顾氏对帝制运动的态度，难免让人怀疑。如在得知顾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后，美国媒体曾多次报道顾为袁氏密友，且同情或赞成帝制运动。②“New Chinese Minister Coming to Washington,” Norwich Bulletin, Oct. 26 1915, p. 9; “China May Forsake Republican Form,” Tulsa Daily World, Oct. 30, 1915, p. 1. 当然，也有对顾维钧持友好态度的美国人为顾氏辩解，见“Dr. Koo Not Royalist Envoy,” The Sun, Nov. 16, 1915, p. 4. (本文所用美国报刊皆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推出美国历史报刊数据库“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1836-1922”,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包括Norwich Bulltin, Tusla Daily World, The Hawiian Gazette, The Washington Times, Daily Capital Journal, Bisbee Daily Reviews, Evening Star, The Sun，查询日期：2016年3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顾在公开场合从来都回避谈及有关帝制问题，③“Yuan Is Seeding Young Minister to Mexico City,” The Hawaiian Gazette, August 24, 1915, p. 7; “New Chinese Envoy Reaches New York,”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 28, 1915, p. 2.在回忆录中也声称自己“确实不愿意和这种事(帝制运动)有任何关系”，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页。所以目前有关帝制运动或顾维钧的研究中除其借得美款一事外，皆无更多他和帝制运动的内容，就没什么奇怪的了。⑤美国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可参考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四章”；邹朝春：《论美国公使芮恩施与袁世凯复辟之间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6期。关于顾维钧的研究，参考金光耀：《顾维钧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7页。但在帝制运动期间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Reinsch)曾称“后来我惊异地发现顾博士此次(按：指赴美)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欧美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为袁称帝打好基础”。⑥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4～135页。芮恩施的所谓“发现”，难道是无稽之谈？

所幸的是，在现存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还保存着不少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与外交部往来密电，尤其是“驻比使馆保存档案”系列。*“驻比使馆保存档案”据唐启华先生推断其实有一部分是陆征祥在1927年转托给驻比公使王景歧，存放在驻比使馆的，价值极高。见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页。本文即以该档案材料为基础，辅以当事人记载和报刊传闻等，尝试梳理顾维钧帝制运动期间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并由此一探顾氏由外交部参事而擢升为“人人羡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38页。的驻华盛顿公使这一“颇不寻常”*金光耀：《顾维钧传》，第32页。任命背后的袁政府对帝制运动时期外交策略的考量。

一、 引导帝制舆论

8月6日，顾维钧离京赴美，农商总长周自齐、袁世凯英文秘书蔡廷干、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等到车站送行，可见对顾此行的重视。在途径夏威夷期间，顾曾接受了《夏威夷报》专访，其中记者曾问及帝制问题。顾对此刻意回避，可见他对此事的慎重态度。但这并不代表顾氏与帝制无关。8月30日，顾维钧到达旧金山。*部分报纸如《申报》及美国Daily Capital Journal等称顾维钧8月31日到达旧金山，但Bisbee Daily Reviews等报所报道时间为30日，观后报所发电文时间为8月30日。因此，顾到达旧金山时间应为8月30日。见《申报》，1915年9月1日，第3版；”Service Will Be Started to Oriental Ports,” Daily Capital Journal, Aug. 31, 1915, p. 3；”Steamship Line Organized Jointly,” Bisbee Daily Reviews, Aug. 31, 1915, p. 1.同日，外交部致电各驻外使领馆，告以政府不禁筹安会，是为疏导舆论起见，并无成见，并嘱探询外人及华侨意见。*《发驻外使领各馆电》，1915年8月3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本文所用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除另有说明外，皆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档案馆外交部电子档案，下文不再一一说明)。9月4日，外交部收到驻美公使夏偕复覆电，称：“此间议论不一，有以为然者，有不以为然者。华侨一方面表示尚少，各报汇齐即寄，先据实电复。”*《收驻美夏公使电》，1915年9月4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同日，外交部也收到顾维钧关于帝制问题的第一份电报：

桑港布力丁报载上海电，黎元洪辞去副总统职，盖解释以为设立帝制之预备。此事人皆以为势将实行者。北京消息，黎元洪此数月来不亚于被囚宫禁内。昨日参政院之会议发生一奇闻，载在北京各报。据传闻黎元洪曾求大总统许其迁出宫禁外，并称黎曾告大总统，彼不反对帝制之设立。惟不愿署名请愿书上，赞成此举云。维钧。*《收驻墨顾公使电》，1915年9月4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

“桑港布力丁报”即指旧金山某报纸。这份电报已说明顾赴美后有汇报美国对帝制舆论的使命。顾在公开场合不谈论帝制问题，不代表他在私下场合不谈论帝制问题。芮恩施在返华之前，为了解中国事态发展，特地受国务院指示到旧金山与顾维钧会面。顾氏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与芮恩施来往密切，二人早就熟识。9月5日，旧金山博览会中国赛会监督陈琪宴请芮恩施，顾维钧在座。芮恩施回忆二人谈话说：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天，我们详细地谈了自我离开中国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已经收到报告说，开展了一个拥护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当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各种困难，这个冒险的事业必将遭到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反对。顾博士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看法，他说，袁世凯本人也是很迟疑的。他提到古德诺备忘录，说它可能是一个因素。*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4～135页。

从顾维钧的谈话来看，他对帝制运动态度有所保留，不过这与袁世凯所欲表现出的并非主动去推动帝制也是一致的。9月9日，外交部收到顾维钧关于帝制问题第二份汇报：“克郎尼克尔(Chronicle)及埃克桑明那(Examiner)两报馆接北京电，称政府拟暂维持共和，不改君主，以免取得外国承认之需要，惟将总统改为永远世袭等语。大总统致参政院书已宣布。维钧。”*《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9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那么，顾维钧是否像其他驻外使节一样，只是接到外交部探询外人及华人意见的指令呢？并非如此。顾维钧特殊使命可从下面一电看出来，因重要，故全引：

外交部。极密。请曹次长转周总长、梁督办鉴。十四日电，十七晚由华盛顿转到，敬悉遵办。钧到美后美国官、绅、商、学、报各界重要人物处处来往，询此事者有数起，其中如美萃使(按：即芮恩施)及资本家老大勃均以为共和政体适合中国与否固是问题，但两年来中国秩序恢复，气象渐新，外人方信用日增，重回旧制，究系一种变动，投资外人又将观望。报界巨擘勃来德言设立强有力政府自为中国要务，第共和政体虽不适用中国，然为目前联络美人之良好引线，此时改革，不无可惜。金山及芝加高各报重要人物均谓政体为内政，须合本国情势。美人昧于中国情势，对于政体均不甚注意。惟美建共和已百数十年，尚有缺点。中国专制数千年，骤改共和，欲其适用，自未易言。古德诺为共和国民，乃谓中国不适用共和，必有所见。知华者莫如华人，当能善自为谋云云。此外，如金山某大学校长及著名某律师所言，意亦相同。又由前驻华美公使嘉乐恒主虚有共和，总统任期定为终身，以免每届选举之弊，并畀以全权，畀得教练人民渐臻代议制度。钧对以上诸人均告以辛亥志在驱逐满清，光复以来人民爱国心发达甚速。一般通达官民，外观大势，内审国情，知非有强固永久政体，不足图富强、谋立国。故所筹划皆以救国为前提，并以近日民心之趋向。彼闻之均能领会。芝加高城商会银行总会前昨先后设宴邀往演说中国商业财政之进步，席散后谈及此事，今日某大学校长亦询及，均由钧以上述答语为之晓譬。报纸方面曾于金山、芝加高销路最广之二报陈说中国近年进步时势，简单提及，以试观舆论。现奉钧电，自当相机竭力进行，以副谆嘱。以上情形，知注先电闻。钧。十九日。*《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

这份密电后上呈给袁世凯和外交总长陆征祥。电文反映了很多问题。首先，从密电对象可看出周自齐(总长)、梁士诒(督办)也处于帝制运动时期外交决策的核心。其次，可知美人在帝制运动初起时对中国改变国体态度温和，但并不积极支持。再次，顾维钧负有向美国各界解释中国改变国体的必要性，以疏导美国舆论对帝制问题的使命。所谓“现奉钧电，自当竭力进行，以副谆嘱”，当亦指帝制问题。

对有关帝制舆论，顾维钧不仅作观点上的解释与疏通，有时也采取非常措施。如其9月25日电外交部称：

外交部。请曹次长转周总长、梁督办鉴。十九电计达。此事已与希鲁尔报接洽，并托人拟电、函各一，登今日报首，大致已另电详。再，上海约翰大学校长美人卜舫济来谈，主张改革，兼拟相机演说，惟远东通告处误解，有北京否认改革电，曾通函各界重要人物，反对改革不遗余力。晓以近日国民趋向论调，当改。昨电商请Jenks游华，不无关系。钧定二十九日赴华盛顿，十月二日赴英。并闻。二十五日。*《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此处与《希鲁尔报》接洽云云，无非是劝说或诱以实利。该报所发文章大致谓袁世凯反对改变国体，但不敌赞成者之多。政界、商界请愿恢复帝制，军队全体赞成帝制。学界、商界人均认为中日冲突因共和所致，非改变国体对日邦交不能亲善。*《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在顾氏运动下，《希鲁尔报》(顾维钧在电文中有时亦用《希露报》)连发文章，刊发古德诺赞成君主制论调，并预测美国将在中国改变帝制后予以承认。*《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7日；《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8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1-001。电文中所称Jenks即顾在往国内发电时常提到的精琦(Jeremiah W. Jenks，1856～1929)，*现或译为詹克斯、金克斯，法学博士，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和政治学会副主席，1904年曾应清政府之请来中国为币制改革提出意见。1912年，精琦从康奈尔大学退休，转往纽约大学任政府学教授，随后任东方商务与政治部主任等职。杨琥、王宪明在一篇讨论《李大钊全集》所涉外国人名的文章中刚好谈到精琦情况，见杨琥、王宪明：《学术注释千古事，循规尊贤始有成——对李大钊论著中四个外国人名注释及相关问题的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对华友好，在顾维钧运作下，多次在纽约《太阳报》(The Sun)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处发文，为顾维钧本人或帝制运动辩护。比如在1915年12月10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针对12月5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失败，精琦认为这表明中国军民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平息暴动，且这次暴动未能获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此外，他还提醒说日本海军舰队正紧急驶往上海，借以激起美人对日本的警惕。*杰瑞米·金克斯(精琦)：《中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纽约时报》，1915年12月10日，载郑曦编：《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174～178页。精琦此文，也受到亲日美国专家的驳斥，如乔治·莱德(George Trumbull Ladd)在《纽约时报》发文指“中国政府对于外人从来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无论帝国或民国，“都无法切实履行国际义务”。该文完全站在日本的立场，扭曲事实，可能是受到日本驻美使馆的策动(乔治·莱德：《美国远东事务专家谈中日条约》，《纽约时报》，1915年12月19日，载郑曦编：《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第178～188页)。精琦赴华事，得到袁政府同意。12月8日，外交部收到顾维钧电曰：“Jenks遵电邀游，前定川旅杂费一万四千银元，言明七千在美先领，余抵华再取。现拟一月初起程，催款急。乞速电汇七千，以便转交。”*《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8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44-019-01-001。顾维钧的联络活动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如12月10日精琦在覆顾维钧函中称：“答复十二月三号晚报论说之文已送登各报，兹将登载此文之报捡奉钧察，其紧要论点似已驳斥无遗矣。”*《答复晚报论说等事》，1915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2-001-05-001。在顾的运作下，精琦在12月19日已将款项领到，并于次年4月来到中国。见《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9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 “The Saturday Club: Interesting Addresses,” The Shanghai Times, Apr. 10, 1916, p. 2; “Returned Students’ Sunday Social,” Peking Gazette (本文所用Peking Gazette来源于“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电子数据库，http://www.proquest.com/products-services/hnp_cnc.htm，查询日期：2015年12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May 27, 1916, p. 6。

除精琦外，顾维钧在美还联络其他人为中国发声。其12月17日电文称：

总、次长并转周、梁二公鉴，端纳致李亚电登载后，日使奉东京电，否认助乱，诿为中国疑误。日本近在美励行新闻政策，名人游说，报纸鼓吹，谓我不克自强，借口代谋福利，于政治持东亚门罗主义。谓美对华宜商日本，于经济主代美投资，隐遂谋华野心。自新国体宣布，袒日美纸危言訾讽，淆乱观听。美京时报尤谬，已请美政府设法，余嘱李亚、米勒、精琦辈分投譬解，并在亲华各报著论纠正。董显光昨亦到，即嘱将前托撰主峰德行政绩各篇赶速登报，首篇今晚密托报界总会分电各处。惟此数月预备承认，关系颇重，如能一面密商驻京白主教等设法转劝粤汉川沪各要地美侨，将境安民悦等情随时函达美国报界，或远东通信社，语出美人，尤易动听。钧。*《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8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

文中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曾任《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此时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北京记者，并兼上海《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编辑。*端纳与袁世凯熟悉，且与周自齐关系密切。见泽勒著，林本椿、陈普译：《端纳在中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9～213页。李亚应为George Bonson Rea(1869～1936)，上海《远东评论》社长，1911～1913年曾任孙中山顾问，随后曾于1913～1914年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任秘书。*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就笔者所见来看，李亚曾于1915年12月中下旬，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连载长文《日本在世界中的位置及其对美国的意义》，重点讲述了日本不顾国内民众的沉重负担扩张军备对中国和美国带来的威胁，呼吁美国应对此做好准备。*George B. Rea, “Japan’s Place in the Sun: What It Means to America,” New York Tribune, Dec. 12, 1915, p. 1; Dec. 15, 1915, p. 6; Dec. 19, 1915, p. 6; Dec. 22, 1915, p. 6; Dec. 26, 1915, p. 4.米勒(Thomas F. Millard)曾任美国《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记者，并在中国创办《中国报道》(China Press),1915年8月因经营困难出售该报，并于12月初返回美国。*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Thomas F. F. Millard, J. B. Powell, and Edgar Snow,”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5.1 (Feb., 1986): 27-48.在顾维钧的运作下，米勒于12月13日同日在美国《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首都日报》(Daily Capital Journal)、《周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m)等报发文，强调袁世凯接受帝制本身并不会带来动荡，因“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帝制，且赞同袁继续做中国领袖”，只有在出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动荡。而日本则是倾向于制造动乱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其干涉并进而控制中国提供借口，且已有证据表明肇和舰事件是受到日本策动的。*Thomas F. Millard, “Tokyo Intrigue Veils Mean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Dec. 13, 1915, p. 6; Thomas F. Millard, “American Chinese Say Revolution Sure,” Daily Capital Journal, Dec. 13, 1915, p. 1; Thomas F. Millard, “Peace in China Not Menaced by Change in Form of Government,” Rogue River Courier, Dec. 13, 1915, p. 1, 4.董显光为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与米勒是密苏里大学同期毕业的校友，时任英文《北京日报》(The Peking Daily News)编辑。*夏林根、于喜元主编：《中美关系辞典》，大连：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415页。董此时赴美，无疑可加强在美宣传工作。*据董自称，他此次赴美主要是受顾维钧之邀在美设法反对美国协助日本开发中国东北的一百万美元借款。见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著：《董显光自传》，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84年，第76页。据目前所见，董曾在1916年1月22日的《纽约论坛报》上发文，指控日本试图阻止中国进步，且梦想在中国获得排他性权利，侵犯“门户开放”原则。*Hollington K. Tong (董显光), “Perfidious Japan: She Hampers Chinese and Works against the ‘Open Door’,” New York Tribune, Jan. 22, 1916, p. 10.由电文也可看出，日本也在美国为其干涉中国事务制造舆论。可见中日双方帝制运动期间在美国还有一场舆论争夺战。顾维钧任外交部参事期间兼管有关北京政府对外交涉的新闻，也经手资助与中国有关的外国新闻机构的工作。*金光耀：《顾维钧传》，第20～21页。这种工作经历和他留美经历及人脉网络，无疑是他在美从事舆论工作的基础。*马建标曾谈到以莫理循所服务的《泰晤士报》为核心所建立的英国新闻记者关系网及以董显光、米勒(又译密勒)、鲍威尔(J. B. Powell)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为中心的美国新闻记者关系网络，是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等欧美留学生群体所依靠的重要新闻咨询网络。见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1915年10月2日，顾维钧离美赴英，10月18日到达伦敦。*“Court Circular,” The Times, Oct. 19, 1915, p. 11.顾在其回忆录中称赴英是为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讨论欧战情况，此言不假。但他所称外交部保证去伦敦与帝制问题绝无关系，则又并非实情。顾在10月19日由英国电外交部：“次长钧鉴，并转周总长、梁督办。十三日电悉。……国体事业与植使接洽，钧十九日下转农商部，初六日转电谨悉。回美后自当预备。”施肇基字植之，此处“植使”即指施肇基，可见顾维钧赴英后确与施接洽过国体事，并非如所称与国体事毫无关系。至于“回美后自当预备”，应指接任驻美公使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制后，各地反袁斗争加剧。华侨及革命党人纷纷活动，并或请愿或致函向美政府施加压力。黄兴于12月14日致电芮恩施，申明决心反对帝制。*《黄兴致美国驻华公使电》，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71页。对此等情况，顾维钧也密切关注，其12月15日致外交部电云：

报载金山致公堂会议，敛资图内乱，并请愿美政府，不认新定国体。又称本仑商会集议表示反对。当向美政府探询。据称白宫及外部尚未接到请愿书。一面已电金山总领事密探矣。又据报黄兴电请驻京美使运动外交团反对新定国体，并拟即回国云。未知确否，已饬续探。特闻。钧。十五日。*《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6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

护国军起后，袁政府面临更大外交压力。为此，顾维钧也在美积极疏通：

本日电悉。报载北京晨报电，言蔡锷反对君宪，创乱于滇。政府派蜀军三万进剿，需二星期可抵。晚电言滇省官军亦已变，并宣布独立，担保外人安全。又载黄兴言蔡应滇军招，十八日抵省，起事后中央所订合同不能承认云。当嘱董将该省地处偏僻，势力薄弱，且事限一隅，不难处置等情密为报界晓解。再据探报，黄兴仍住原处，未见有远行之象。钧。二十五日。*《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

二、 巩固中美邦交

欧战爆发后，列强原有在华均势被打破。美国成了能够制衡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最重要力量。*日、美间的对抗及敌意增加，可追溯到日俄战争后。详见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是把中日交涉信息透露给芮恩施的中间人，也是“联美制日”外交的热情主张者。*金光耀：《顾维钧传》，第24～31页。袁政府派顾维钧使美，不应只从实行帝制的角度去看，而应看作袁政府强化联美外交的关键一环。如前所述，9月5日，顾维钧在旧金山见到芮恩施。在此前后，顾氏与芮氏多次交谈。9月7日外交部收到其电报称：

芮使今昨来谈三次，谨遵二十五日钧电推诚密与接洽……钧言：中国秩序恢复，政府抱定宗旨，力图整顿各项新政，大概已定。惟十年内东亚须保守和平，中国始可循序而进，中美利害相关，美政府对华政策如何，两国亲交有何方法？芮云：曾详复研究，颇抱乐观，政府以亲华助华为政策，回任后遇事拟与英使接洽一致进行，以挫谋中国之野心。至协助方法，先由美国辩护欧洲各国将中国自主、领土完全、机会均等主义重行声明，以资改变宗旨如何。钧答：上述各主义，各国早明白承诺，有效与否全在实行，遇有破坏者应如何对付，此为要点。芮云：可由中国与英美明白接洽，或要求保证的声明，遇有破坏，必出为维持。钧问：如向美政府要求有何希望？芮云：如告以中国现决意整顿，惟虑外来之干涉与阻挠等情，则所盼望于美者，不言而喻，此层并宜与Wilson晤面，一面游说重要绅商为后盾，布置既妥，要求声明自易收效云。钧赴华盛顿应否谒谈，乞代呈示遵。*《收驻墨顾公使电》，1915年9月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43-03-001，转引自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54～55页。

联系到9月6日袁派杨士琦在参政院之宣言及帝制运动在9月中下旬快速推进，当可推测顾维钧此电对袁世凯称帝决心有强化作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3页。此后至华盛顿时，顾维钧曾拜访过美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当谈及中美联交事。*“Border Conditions Improve,” Evening Star, Oct. 7, 1915, p. 2.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芮恩施、蓝辛、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虽主张强化与中国关系，但都不积极支持中国在此时改行帝制。在10月底得知日本、英国准备劝阻中国实行帝制时，蓝辛向威尔逊表示：“事实上我认为如果劝阻达到目的将会是有益的。我们得到的报告倾向于显示袁世凯称帝将会在中国不同地方引起骚乱。他实际上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我看不出除了让他的家庭继承权位的野心外还有任何其他称帝的原因。”*“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Wilson,” Oct. 27, 191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nsing Papers, 1914-1920, V. 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0) 426-27.威尔逊也说：“我真希望中国的变动早已被制止，因为现在让这个世界乱上加乱，是最不合适的。”*“President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31, 1915,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nsing Papers, 1914-1920, V. 2, pp. 428-29.美国在帝制运动期间对日本行动的抵制，与其说是支持帝制，不如说是基于防止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或其他因素(如菲律宾问题、移民问题)。

顾维钧在赴英期间，曾与施肇基筹议了欧战趋势、加入和会、英国趋向、联英美俄以防日四事。其他三项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论及，第四项则反映了袁政府联合英、美以与日本争夺东亚领导权的宏伟构想，特在此引用：

钧谕联英、美、俄以防日，仰见远交近攻之要图。而言联必要有以为交换利益。是又当如钧谕我练陆军助英、美，英、美出海军助我，利益互换。精论至当，谋虑深远，钦佩莫名。基等筹商进行办法，可分二期。第一期我整顿陆军，并先与英、美人民联络感情。盖人今视我若无国，不足与交，必使我民确能与英美人民往来接近相合，办实业，图增其利益，消除其藐视华人之心，一面表扬我国图强成绩，以示我中国确能自新而后有亲交之可言。惟合办事业，必择洞悉商情，利害相当之人才任之。否则彼利我害，如俄战前多德合办银行实业，经理不慎，战时颇受影响也。一面厉行新闻政策，告英、美人民以将来日之为患英、美商务与世界和平，俾知对日当有所疑虑，而用以达我离间之宗旨。第二期感情既联，陆军精练，足助英守印，去其倚日之心，助美守斐，去其惧日之心，而英美与日感情既减，与言亲交自易。于时再谋磋商盟约，或协约办法，例如日本未强之先，先以产货之宣播、自强之奋进，继以联络泰西、离间中外，我当利用日术以防日也。至俄则国内情形迥异，办法不同。是又在因势乘机，以为导矣。*《收驻美顾、驻英施公使电》，1915年12月1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3-032-03-001。

文中“助英守印”，即指助英国防守印度。“助美守斐”，即指助美国防守菲律宾。印度和菲律宾是英、美两国在东亚的最主要关切。由电文可见“联英美俄以防日”，是袁世凯本人的战略构想，袁并提出了具体的“练陆军助英、美，英、美出海军助我，利益互换”的具体策略，施肇基、顾维钧只是把袁的构想具体化。顾维钧使美，当在此一大外交构想下去理解。

10月25日袁政府把顾维钧任命为驻美公使的决定公布后，受到众多美国人的欢迎。《华盛顿时报》曾报道说，顾立志“避免中国在欧洲战争的漩涡中被肢解或吞噬”。*“Former Jolly Student at University Now Minister to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 6, 1915, p. 11.英文《京报》在评论顾的任命时还特别提到“那个主导并控制中国的人力和资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用于国际征服的目标的外国——军事强权是会这么做的——也肯定是主导和控制太平洋的国家”，对日本控制中国的担忧溢于言表。*“Dr. Wellington Koo: Minister to Washington,” Peking Gazette, Oct. 26, 1915, p. 6.

正是基于日、美在东亚争夺的背景及日、美已有矛盾，袁政府的联美策略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回应。12月5日，在得到芮恩施关于日本准备强化在中国地位并建议美国支持协约国以维持列强在中国现状的报告后，威尔逊即指示蓝辛向日本驻美大使表达美国对日本试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担忧。*“To Robert Lansing, with Enclosure,” Dec. 5, 1915,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 3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9.12月16日，顾维钧正式向威尔逊递交国书，他在汇报与威尔逊会谈情形时说：

本日由美外部备宫车来馆，陪同钧往谒美总统，呈递国书。先由钧宣读颂辞，略谓中美睦谊素敦，利益相共，极愿将两国已有之亲善利益更谋发展，惟冀美政府推诚相助等语。美总统答词略谓中美两国日益亲密，遇事必极力相助。贵公使熟悉本国情形，学问优长，办理外交，自必浃洽。此次奉使，极为欢迎等语。读毕问总统政躬康豫，殷勤致意，优礼有加。谨闻。*《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8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44-019-01-001。

驻美期间，顾维钧经常参加公开活动或晚宴等，以联络各方并增进感情。顾在做公开演讲时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多年的友好关系及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深厚感情，自然也是联络中美邦交起见。在1916年1月29日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的讲演中，顾提到中国的形势是复杂的，只有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成功应对。他认为最近国内赞成实行帝制，即是这种形势的表现。顾并提到：“给我们十年，我们会给你一个强大的中国。”*“Dr. Wellington Koo, No Pacifist: Says That China Has Learned ‘Preparedness’, ” Peking Gazette, Mar 4, 1916, p. 6.可见他此时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1916年3月1日，顾维钧赴美国务院茶会，会后与美方人员密谈，其中谈及日英改约、日德协约、战后和会等事，在谈到战后和会时，美方表示：“战后和平大会事，彼意远东问题会中势必议及，美国碍难置之不问，中国如能加入，裨益非浅。所虑日德联合事较棘手，可望为中国仗义执言，惟英、美两国，俄、法不可靠。至日与美迟早难免启衅云云。”*《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3月4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963页。美外部在会谈中明指日、美迟早启衅，说明美、日两国关系此时已相当紧张。

三、 联络美国商界

此次顾维钧赴美，公开宣传的重点有三个，即中美友好特别是中国国民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中国的巨大商业机会和中国近年所取得的进步。8月30日，顾维钧到达旧金山伊始，就宣布了中美合组汽船公司之事，且资本金已募足五百万元。*《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5年9月1日，第3版。9月22日，顾维钧在纽约受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American Peace and Arbitration League)主席、中国协会副主席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之邀，在美国银行家俱乐部参加午餐会。其发表演说即围绕这三大主题。对于中国国民对美所怀感情，顾谈到：

他们知道美国对中国没有政治要求，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使每年派数百学生来留学成为可能，所以我说中国民众对美国人有一种偏好，这种偏好既是强烈的又是有足够根据的。并且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只代表中国民众中的一部分。即使对于文盲阶层——既不能阅读也不会写作——也是一样：问他们对美国和美国人感觉怎么样，他们会告诉你“美国人很好”。*“Dr. Koo Honored at Bankers Club,” The Sun, Sept. 23, 1915, p. 8.

中国并不缺劳动力和资源，所缺的正是可以利用这些劳动力和资源以创造财富的资本。对于在中国投资以利用这些劳力和资源的人，中国不仅可以给予充分回报，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世界的整体进步。谈到中国近年所取得的进步，顾维钧称：

民国仅仅建立了四年，但是在这四年中法律和秩序都已经得到恢复，许多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也得以实施。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民族感，这在之前任何旧政府时代都不曾存在过的。在满清统治时期总督和其他官员被派往边缘地带，他们可能会虚报当地情况。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中央政府是贴近国内民心的，也受到民众认真和尊敬地对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标志。③“Dr. Koo Honored at Bankers Club,” The Sun, Sept. 23, 1915, p. 8.

顾维钧的演讲受到纽约主要媒体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晚间邮报》(Evening Post)、《太阳报》(The Sun)和金融界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广泛报道，*“Dr. Wellington Koo in America,” Peking Gazette, Oct. 26, 1915, p. 6.可见影响之大。在10月2日赴英之前，他多次在纽约罗彻斯特商业协会、芝加哥商业和银行家协会等处讲演，内容主要即是在华商业机会以及中国近年所取得的进步。*“Decoration for the President,” Peking Gazette, Sept. 25, 1915, p. 7.当然，宣传中国近年所取得的进步与增进袁世凯的声望甚至帝制运动并不能完全分开，以致英文《京报》所发文章的标题即为《为总统添彩》。⑥“Decoration for the President,” Peking Gazette, Sept. 25, 1915, p. 7.

护国运动爆发后，顾维钧并未停止他联络美国商界的活动。1916年2月9日，他应邀为美国商业协会第四届年会致词。在致词中，顾除了重复之前曾提到的在华巨大商机、美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工商计划中的作用外，还特别提到欧战爆发后新的世界局势：

欧战之金钱既用以供给战费，其工商事业遂大受影响。今日不独财政之中心移至美国，即远东之需求亦多半仰给于美国之商人及制造家。若谓甲国之祸即乙国之福，本不近人情之说，然此实必然之事实也。此种新发生之局势必能鼓动美国谋东方贸易之活动。现时美国识见远大之制造家及银行家已着手设法应付此新局势。刻中国已在觉悟，急起而图振兴工商事业，而美国对于东方贸易亦更加注意，是即太平洋最富庶之中美两国将来在世界商务上大有作为之佳兆也。*“China and America,” Peking Gazette, Mar 14, 1916, p. 6. 《申报》曾将顾演讲全文加以翻译刊载，见《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美国商会演说词》，《申报》，1916年3月21日，第10～11版；1916年3月23日，第11版；1916年4月3日，第10版。

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欧借款已几无可能，这就使得美国成为最重要的借款可能来源国。顾维钧在美联络商界的努力没有白费，其表现即为李细更生公司(Messrs. Lee, Higginson Co.，又称利益坚顺公司)借款的达成。此笔借款在顾维钧前任夏偕复在任期间即已开始谈判，至1916年3月下旬，借款条件大致谈妥。但此时由于护国运动爆发并扩大，中国国内局势动荡，李细更生公司“疑虑丛生，推诿延宕”，在顾的积极努力下，该笔借款得以成立，这对陷入财政困难的袁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4月7日，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该公司签订《六厘金币库券合同》。该合同规定该公司承担出售总额为500万美元的中国金币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由该公司先垫付1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金光耀：《顾维钧传》，第33～34页。对顾维钧在此次借款中发挥的作用《申报》记者曾有耳闻，见《借款仍未罢议》，《申报》，1916年4月3日，第6版。

此项借款达成时，正值国内反袁运动高涨，梁启超曾致函芮恩施加以反对。顾的岳父唐绍仪特在《申报》发公电给顾维钧曰：

华盛顿中国公使顾维钧先生鉴：报传袁借美欵二千五百万，已由公签字。若然，是无异甘心助逆，与全国国民为敌。兹由旅沪国会议员二百十六人公推仪向驻京美使及华盛顿美政府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欵，国民絶对不负偿还之责外，请立将该约向前途声明作废。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速复。唐绍仪。*《公电》，《申报》，1916年4月13日，第3版。

“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云云，可见唐对快婿为袁政府借款之不满。英文《京报》4月17日为顾维钧前途考虑甚至发文劝其辞职，*“The American Loan: Protest by Mr. Tang Shao-yi,” Peking Gazette, Apr. 17, 1916, p. 6.可见顾此时承受压力之大。不过显然，顾并未这样做。

这笔借款，由于遭到中国方面众多反袁人士的反对，且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李细更生公司方面也心存疑虑。美国国务院在征询驻华公使芮恩施的意见时，芮报告称中国国内反对帝制运动已非常广泛，且受日本影响，若不管革命党的成功，施与全盘借款，会有损美国长期利益。他本来意在劝美政府给予中国政府小额贷款，美国务院却误会他的本意，令他阻止该项借款。在芮的劝告下，李细更生公司在前述一百万美元之后，不再付款。已付款项对于袁政府，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四、 结 语

1915年8月顾维钧赴美是袁政府在欧战爆发以及帝制运动已经展开的背景下所作出的一项重大任命。袁政府此时在外交策略上确有联合英、美、俄以牵制日本的总体外交决策，顾维钧也是这一整体策略中的一环。顾氏赴美后，在引导帝制舆论、巩固中美邦交和联络美国商界方面都为袁政府做出了贡献。美国民众对共和制有天然的同情，而在袁政府帝制运动期间整体上并没有激烈反对，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其在中国主要关注点并非共和或帝制，但顾维钧的积极疏通也可称作是因素之一。在联络邦交方面，中国方面既有加强对美外交的愿望，美国方面也因在东亚及太平洋与日本的竞争日趋激烈而逐渐更重视中国(这当然是有限度的，美国的外交重心仍在欧洲)，两国关系除袁政府晚期外确有增进的趋势。在联络美国商界方面，由于世界大战和中国国内护国运动很快爆发，顾维钧虽然获得了李细更生公司借款，但成果可谓有限。

顾维钧帝制运动期间的在美外交活动中有些是有争议的(如引导帝制舆论方面)，有些则是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的(如巩固中美邦交和邀请美国商界来华投资)，不应一概否定。顾氏在公开场合完全避免谈及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可知他对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保留的。他对袁政府的支持，大概可以从他对过去几年袁政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期望中国在袁政府的领导下能进一步统一和强盛以及袁世凯对他本人的信任和重视等方面去考虑。*帝制运动发起后，外交界如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均不甚赞成，陆宗舆且多次力劝袁氏悬崖勒马，无奈未能力挽狂澜。见《北京快信》，《申报》，1915年9月20日，第3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8、27～28页。

[责任编辑 陈文彬]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Wellington V. K. Koo During the Monarchical Movement

CHENG Hong-le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It was an important decision for Yuan Shikai’s Beijing Government to send Wellington V. K. Koo to America in August 1915 and nominated him as Minis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decision was relating to Beijing Government’s strategy to resist Japan’s pressure by resorting to Great Britain, U.S., Russia, as well as its specific needs to influence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Americans on the monarchical movement and to absorb American investment. Koo endeavored to guide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Americans on the monarchical movement, enha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contacted the commercial circle during his stay in America. His activities gave Yuan’s government important support, though not having been able to save it from collapsing. Koo managed to avoid of talking about the monarchical movement publicly. His support for Yuan’s Beijing government may be explained by his affirmation o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past years, his hope for a stronger China under Yuan’s leadership and Yuan’s trust in him.

Wellington V. K. Koo; monarchical movement; Yuan Shikai

承红磊，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项目批准号：CCNU16A060010)的阶段性成果。此文写作过程中曾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徐世博博士帮助搜集资料，初稿完成后又先后得到复旦大学金光耀老师、马建标师兄、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等的修改建议，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