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行

摘 要： 《天工开物》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其第七篇“彰施”和第十四篇“丹青”中都有关于色彩的论述。本文主要侧重于第七篇“彰施”的色彩研究。“彰施”中介绍了当时的染色方法，其中源于自然、五行的“五色”、作为等级象征的“黄朱”和占据重要篇幅又深受崇尚的“青蓝”绘制了中国传统色彩观的斑斓画卷，而中国传统色彩观的核心不仅仅是对象征意义的践行，更是对宇宙规制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设计思想； 《天工开物》；色彩观；五色

中国传统色彩观不同于当代中国色彩理论体系，也不同于西方基于光学研究的“七色”色彩构成，中国传统色彩观是植根于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基础、小农思想和封建统治的，自成一派的“五色”体系，是自然色彩观、哲学色彩观和文化色彩观的有机结合。而在众多色彩中，中国人对黄、红、青情有独钟，并赋予了它们更高的代表地位。“五色说”和对黄、红、青的偏爱有着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哲学根源。《天工开物》引《周易》中“天垂象而圣人则之”表明，色彩是对“天”的一种能动的互动。中国传统色彩观符合古人对自然的推崇、对五行的信仰、对等级的遵守以及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1 “五色”：源于自然，合于五行

《天工开物·彰施》伊始便称：“霄汉之间云霞异色，阎浮之内花叶殊形。天垂象而圣人则之，以五彩彰施于五色……”（天上的云霞五颜六色，地上的花叶千姿百态。大自然呈现的这些色彩缤纷的景象，古代的圣人便加以模仿，以染料把衣服染成青、黄、赤、白、黑等颜色穿在身上。——潘吉星译）[1]这里的“五色”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传统色彩学中的“五色论”。色彩装饰技术与应用及五色观在当时已有文字记载。《考工记》载，“设色之工，画、缋、钟、筐、慌”，“画缋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尚书》中曰：“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锦帛也。”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2]《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认为，五色来源于圣人对于色彩斑斓的自然世界的模仿，宋应星生活的年代和社会环境都对这种观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明代那些富丽堂皇、色彩纷呈的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艺术家和匠人们一定在材料、油料、矿物和植物的提取方面做了大量实验，并积累了深厚的经验。

同时，“五色说”还一直被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哲学和观念体系的“五行说”的一个分支。作为认识论特征，“五色”可以与一切存在的原初力连接在一起。根据中国的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五色正是万物颜色之源头。“五行说”作为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本土化思想，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感性和理性思考，人们将世间规律归结为五种基本元素，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神物质，在人身上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五色”对应“五行”，这是对色彩的探究和总结基础上，对自然界万事万物规律的汲取和总结，此时的色彩也便不仅仅是颜色，而且有了更为深刻的意涵。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色彩对于社会等级、礼仪规范、引导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五行说”的典籍《周礼·冬官画缋》中有言：“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遂将“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又各以五行的各行作为正色的代表，分别称为土黄、金白、木青、火赤和水墨。在有着等级序列的象征体系中，五色代表着中国人空间世界观中的五个关键点。

17世纪的明代在纺织品染色方面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大量的丝、缎、锦、绸有着精致的纹理和丰富的色彩，从浅白色到深青色不一而足。那一时期的山水画家对色彩的描绘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笔画家和人物画家则能绘出飞鸟的华丽羽毛，以及精细的人物皮肤。这些都让这个商业充分发展的社会色彩斑斓起来。但以“五色”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色彩的形成，从具象看是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崇拜和模仿，从抽象看是对五行哲学的进一步延伸，然而这些都是中国古人对生存经验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总结和表达，有着坚实的客观基础。

2 “黄朱”：富贵之代表，等级之象征

宋应星继而说道：“夫林林青衣望阙而拜黄朱也，……”（让许多百姓身着黑衣，望见皇宫里穿黄带朱的权贵而敬拜。——潘吉星译）在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以黄色的龙袍为代表的皇家服饰和其他官员直至平民的分化已经十分分明和绝对。在“五色说”中，黄色占据着中心位置。《天工开物·乃服》中详细记载了龙袍的制作，“赭、黄亦先染丝”（所用的丝先染成红、黄等色），说明了“黄朱”所代表的至高地位。

“朱”，即赤，红色。红色自古以来都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颜色，是权力、喜庆、忠勇的象征。《史记》中有“中国名曰赤县神州”的说法。而位列中国传统“五色”的红色，作为正色之一，象征着尊贵、富贵。孔子曾经痛斥齐桓公喜着紫袍：“恶紫之夺朱”，表明了“朱”之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于红色，中国人有着深刻的渊源和情节。虽然从物理角度看，红色只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色彩，只是更多地折射了七色光中的一种，但因为其本身与火焰、太阳的关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将其潜意识地与生命、希望、热情、吉祥、胜利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从年节时分的红灯笼，到婚礼上的红盖头，再到勤勉的黄帝的字字朱批，红色已然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富有感情表达力的色彩符号和语言，是“正统”，是“高贵”，是“吉祥”。反过来，也正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了红色所代表的自然现象和规律，才进一步赋予了红色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的寓意。因此，这种代表和语言顺应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符合人们对于色彩意涵的预想和期待，于是这种色彩符号和语言得以长久的延续和发展。

在西方，黄色由于印染技术欠佳，常常褪色而不受人们喜爱；相反，黄色在我国古代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象征意义。那么，黄色享有如此地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种推断认为“物以稀为贵”，黄色印染技术受限是其珍贵的原因。但是，据《唐六典》记载，我国当时印染的原料大多是草木，而產于南方的藤黄、产自北方的槐黄用来印染黄色织物。[3]《天工开物》也记载了“鹅黄色”“金黄色”“茶褐色”的具体制法。这些染色原料丰富、工艺成熟，由此推断，黄色受到推崇的原因并非“稀少”，更多的是因为其文化意涵。

在明代服饰礼仪中，只有皇室可以穿着黄色服饰，住在明黄的琉璃瓦下。臣子们、官员们身着青蓝色衣服，而平民只着素衣，殿上殿下、宫内宫外，色彩和服饰染色装点着社会和国家的仪式。服饰、建筑的色彩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表达，直观地阐释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历史的车轮不偏不倚，都要经过封建社会这条深深的车辙，而色彩就成了外在的表征，预示、蕴含着宇宙发展的趋势和规制。

3 “青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在《天工开物·彰施》中共有13段文字，其中用了5段着重描写“青”，足可见对“青蓝”的推崇。

首先，从科学客观的角度看，青色（以靛蓝为典型）是490～440毫微米波长的“青光波”（蓝光波），它在人眼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最浅，对眼部神经无压迫，在空气中辐射的直线距离短，折射度大，能在空气中产生柔和的气氛，和红色、黄色相比，“青色”是更能让人眼久视的颜色。[4]

其次，色彩是绘画、服饰、建筑等视觉艺术的重要因素，从其主观性来讲，色彩是人类情感的表征，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具象思维为主，在色彩方面同样如此，既注重对具体颜色的审美把握，又不忽视色彩内在的感悟释义。中国传统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色彩观，其中的“青”就与哲学中“生”的意涵相融通。《说文解字》中说道：“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就是说，“青”生于“生”，这表明我国古人从大自然植物生长所呈现的“青”色而赋予了生长、生生不息的意涵。[5]“尚青”观是中国古代色彩中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之精华，中国人性情与道家思想崇尚“清、静、冷、隐”不无关系，而这样的意境正与青色给人的感受相吻合。

在绘画方面，古代山水画最早为“青绿山水”画，直接采用了大自然之青绿色调，直到唐代，才演变成“水墨画”。但是“青山绿水”一直作为人们对于大自然、世外桃源的憧憬和描绘流传下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青布”的描写在《天工开物·彰施》中有一整段：“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边方外国皆贵重之……”，而蓝印花布和青花瓷器一直盛行至民国时期，它们之所以能够以单色的青表现其独特而持久的艺术性，也是因为其昭示的“自然”“舒适”“冷静”“淡薄”等意涵。东方色彩少不了“青”，这就是这片博大的土地养育的中国人少不了的“性情”。

4 结语

《天工开物》作为宋应星的一部独立著作充分表现了其对于“天”“物”和“人”的综合理解。一方面，宋应星尊崇“万物”，这是宇宙秩序的普遍规律，万物之成，非人力所及，人有能力也有义务来认识万物，而“好图鬼魅而恶犬马”的逃避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宋应星通过“开物”表现了对人类技术的推崇，凸显了人的积极能动性，在“天工”下，人能够通过“开物”为自身赢得更适宜生存的空间和机会。《天工开物·彰施》中所记录的染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考究的史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宋应星在其中体现出的中国传统色彩观的核心，不仅仅是对象征意义的践行、对大自然的尊崇、对五行的信仰、对等级的遵守以及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更是对宇宙规制的深入理解。

参考文献：

[1] 宋应星.天工开物译注[M].潘吉星，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窦勤军.浅谈中国古代色彩艺术的形成与发展[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9（3）：162-164.

[3] 任绪来.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的黄色审美文化研究[D]. 2011.

[4] 余戈.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考[J].艺术百家，2011（7）：261-263.

[5] 陈晓鸣.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尚青”观念[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3）：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