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钟添好

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4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鲁迅署名“栾廷石”的文章《“京派”与“海派”》，文中写道：“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里的“北平某先生”和“某报”，指的是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12月1日苏汶（即杜衡）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乃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正如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一语道破“京派”与“海派”的实质。

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开埠之后的上海。现代化带动了以百货业、游乐业、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则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海派文化遂应运而生。

特殊的政治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

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并不自上海开始。在上海开埠以前，苏州和扬州都是商贾云集之所，晚明的吴中画派和清初的扬州画派，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