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面临高利贷者暴力讨债、侮辱母亲或亲人，在没有公权力救济时，是否可以“拔刀救亲”？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和协调，始终是萦绕于法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现代法治作为“西法东渐”的产物，它与革命、改革及其所伴随的巨大社会政治变迁紧密交织，呈现出法律和道德不断发生紧张关系的样态。在法学界极有影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与《被告的山杠爷》，以艺术的形式，将这种冲突描述得深刻而又生动。

法律与道德可能会发生冲突，但这往往是非常显著的例外，大体上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极端的道德困境。最典型的例子是，探险队被困山洞数日，无法与外界联系，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能否通过抽签决定吃掉队友？一旦如此，在幸存者被救出之后，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这些极端道德困境，法律上如何应对，的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另一种情况是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新旧观念或道德发生冲突，法律面临尴尬。最典型的历史案例是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从建国伊始，宪法就公然做出种族歧视的规定。南北战争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才规定不因公民的种族、肤色或者曾经遭受奴役而剥夺其选举权，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在法律上才真正确立种族平等。

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况，即在常规社会中，涉及伦理道德或价值观方面的一些争议问题。这里面有法律未能充分反映道德所导致的模糊地带，比如彭宇案中，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年轻人是否撞到老人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是一个法律选择，也是道德或价值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