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研究

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

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说，经济全球化不会从根本上出现逆转和退潮的趋势。但是，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外部危机冲击影响、全球经济结构性困境、发达国家空心化发展、全球性不平等上升、全球经济治理缺陷等严重冲击和困扰。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和国际经济理论创新的层面，反思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及其内在机理，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实践逻辑与变化特征。未来时期，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面临修复和调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内涵、规模、速度和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新理念，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自我修复和完善，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和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机制，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继续深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 实践困境 理论反思 创新发展

最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结构性困境日益显现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很多全球性的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思考。其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所谓“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反思全球化”，甚至“超级全球化”等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迅速发展且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和问题？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标志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今天却出现了很多困惑？如何客观分析和看待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 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实践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经济全球化发展作为一种较为成熟和系统的学术性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分析框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第45页。。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在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推动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以及技术和人员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体现了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有机整体和相互依存的内在特征。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科技革命、全球市场化转型、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等各种因素出现和作用下，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技术进步不断深化，共同推动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世界经济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世界经济理论和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规律来看，全球化发展的逻辑和内在动力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停步：首先，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驱动机制决定了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发展必然会更加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市场开放发展的格局和趋势不会逆转和停步；其次，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和边界，进行全球化生产经营的战略和布局会不断深化发展，这个趋势也不会出现逆转和停滞。历史和事实也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对外经济扩张、产业结构调整、人才资源引进等方面获得了巨额现实经济利益和潜在利益；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力提升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较好地实现了经济赶超发展，加速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因此，从世界经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趋势来看，效率驱动、利益驱动、技术驱动、人才驱动等诸多推动力将在客观上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进和发展，经济全球化顺应世界生产力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但是，也不能否认，经过上一轮近20年快速发展以后，经济全球化发展目前遇到了一些困惑，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本身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些现实困惑，值得我们重视和分析。

1.危机发生以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增速等逐渐趋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放慢。本轮经济全球化趋缓的大背景，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尚未真正完全复苏，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即使在全球经济部分复苏以后，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增长下降到每年2%～3%左右，最近几年出现了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局面，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持续减弱*从1980年到2011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近7%，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倍(见高柏、草苍，2016)。；国际投资增速也逐渐趋缓，危机以后的2009年，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均出现大幅下降，其中，发达国家下降了41%，发展中国家下降了35%；在这之后，尽管国际资本流动有所恢复，但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依旧缓慢，加上跨国公司由于资金紧缩，资产负债恶化，因此国际投资意愿依然不强；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地缘政治、难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资本的流出与流入都出现下降，国际投资趋缓与世界经济增速放慢形成恶性互动。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增长的困惑。

2.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反对经济全球化声音不断，全球化趋势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干扰。本轮全球化在经历近2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出现了一股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思潮，经济全球化是否带来双赢甚至共赢的认识遭到不断质疑和挑战。与原来反对全球化的主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不同，这次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现象；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国内普遍出现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退出TPP多边体系、走向双边乃至单边主义发展新趋势；在“特朗普新政”冲击下，美国从原来鼓励企业进行全球化跨国经营转向鼓励企业向本国回流，通过税收等措施推动制造业转向美国本土。美国作为这一轮全球化发展和自由贸易的主导者，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必然会对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发展等要素流动带来负面冲击和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实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达到736个，同比增加50%，是自由贸易促进措施的三倍。这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困惑和陷阱。

3.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放慢，特别是英国脱欧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新风险，各种地缘政治因素等制约和影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如果说美国特朗普新政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对经济全球化直接带来冲击的话，英国脱欧引发的风险、不确定性则对欧洲一体化带来深刻冲击，严重威胁了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目前，在欧洲内部，各主要经济体的政治换届选举大背景与欧洲经济问题、劳工问题、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各种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也困惑着欧洲一体化发展，干扰经济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英国一方面宣布脱欧，但是另一方面又说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英国(Global Britain)，那是否意味着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框架严重束缚了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发展？等等，这些问题确实让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和路径深感困惑。

4.本轮全球化进程中关于“谁是输家”、“谁是赢家”等问题争论的激烈程度近乎前所未有，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关系问题同样也困扰着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本轮全球化进程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谁赢得最多”等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出现。美国认为，由于“美国做出了让步和牺牲”，因此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国是输家；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又被认为是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本轮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跨国公司也是以美国为主，再加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中的主导权等等，美国怎么会成为输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阶段，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也是处在较低的地位，在以劳动力低成本竞争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增长模式下，这也是导致城乡居民劳动者报酬长期以来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因此是否能获得“最大收益”？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显然，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输赢问题”、“共赢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全球投资贸易政策以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5.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等也成为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焦点之一。如何认识和处理新兴经济体崛起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也使得本轮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惑。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规模和范围发生空前变化，特别是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金砖经济体、东盟经济体等等，许多新兴市场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此过程中，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国际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他们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力量对比等也逐渐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引发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诸多影响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目前来看，中国等大国地位的崛起及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体现他们在现行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发挥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等，这些问题仍然尚未明确和定型、成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不得不正视和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必然会影响全球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6.全球性议题与人类发展的共同性问题不断涌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进入本世纪以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继续加快，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中也不断涌现出许多新挑战和新风险，如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保护、能源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全球化的可持续性面临不确定性；特别是全球水资源保护、世界能源转型、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恐怖主义蔓延、互联网和新技术革命与人类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全球性的合作与发展。但是，目前看来，经济全球化对这些问题本身也带来了“双刃剑”作用。如何客观认识全球化自身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如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议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 经济全球化实践困境的原因与机理：结构性失衡与治理缺失

仅仅分析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实践困境，还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困境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与机理。必须强调的是，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今天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其必然性的；经济全球化陷入发展困境，绝不是简单的英国脱欧，或者特朗普当选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所能描述；经济全球化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问题的背后，有其产生和形成的深刻社会背景与原因和机理。

1.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放慢。前述分析已经指出，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法有效复苏，甚至出现多次危机和萧条，根本原因就在于本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出现了诸多深层次结构性困境，其中全球性供需结构性失衡、全球性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下降、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等等，更是从根本上制约了全球经济复苏与国际投资和贸易有效增长；不仅如此，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造成全球化进程中量化宽松刺激政策的失效和全球经济几乎长期停滞，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冲击与全球结构性困境相互影响，是导致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放慢的外部重要原因。

2.全球性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彰显全球化发展失衡，引发全球化反对者日益增多。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包括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等各种官方、民间团体和力量，都开始反对全球化，由此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进入了正在带来更多的摩擦和矛盾的新阶段。从全球化发展规律和趋势来说，“逆全球化”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实际上应该叫反对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的思潮；而出现这种思潮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全球性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不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一步扩大，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样也有所表现。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实证分析结果和数据可以予以说明，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指出，整个21世纪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已经并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内部财富集中度日益增加；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全球化加快世界经济增长，做大了世界经济蛋糕，但是全球化的大蛋糕和收益如何分配、如何在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如何在一国内部合理分配，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本轮全球化发展至今，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即反全球化趋势，关键问题就在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全球化发展加快的同时，发展失衡问题也日渐突出，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包容、不公平的问题，制约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和持续发展。

3.全球化进程中制造业转移、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也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产业出现转移，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等先后出现两次大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制造业和全球资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美国先后转移到日本和韩国，到90年代又开始从日本、韩国等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沿海等地区。应该说，伴随产业转移的经济全球化，本质是全球资源再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先后把制造业转移出去，虽可以重点发展高科技、服务经济等产业，但由于服务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会因为鲍莫尔成本病而出现下降，由此劳动者报酬会出现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转移和外包化发展，逐渐出现产业结构空心化，蓝领工人就业下降；再加上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等因素，客观上造成社会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导致社会中等收入阶层者的收入水平下降。因此，本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失业问题加剧等也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各种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和声音。

4.全球化进程中要素流动中资本—劳动关系不断恶化，影响了全球化的社会关系和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各种要素在理论上都可以实现自由流动，但是相对于资本、知识和技术要素以及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而言，劳动力要素流动性往往会由于各国移民制度限制而难以真正实现自由的国际流动。在这种背景下，资本等要素就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成本和条件进行流动，进而最有可能获得利益最大化，即必然会出现资本等要素报酬明显高于劳动要素的报酬份额。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报酬分配和收益会出现较大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资本与劳动的报酬差距逐渐扩大，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日益不利于劳动要素，进而劳动者阶层对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不满意，以致全球性的劳动—资本关系不断恶化*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同样也指出，整个21世纪全球资本的报酬增长率不断高于经济增长率。具体参见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由此，日趋紧张的劳动—资本关系会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放慢。

5.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与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不足和缺陷，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全球性和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全球性合作与治理体系创新发展。但是，目前缺乏公平合理和充足有效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如全球性不平等问题、减贫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金融危机治理问题等等，都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共同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开放、高效的方向发展。因此，由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机制不完善，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6.全球化发展中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改变，大国关系和博弈发展处在深度转型调整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面临诸多新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获得长足和实在的发展利益的同时，许多新兴国家和经济体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改变；金融危机以后，传统大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受到一定影响，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新政以后引发的一系列冲击效应，使得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美欧等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至今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尚未定型和成熟，由此也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速度和进程。

总之，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外部冲击、结构性困境、产业转移与空心化发展、全球性不平等上升、劳动—资本关系恶化、全球经济治理缺陷以及国际力量和对比关系的深刻变化等因素，在更深层次和意义上影响甚至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内涵、发展速度、发展结构等会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应当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化等更深层次上去理解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和方向。

三、 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困境的理论反思：主流经济理论的困惑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困境及其内在的机理和深层次原因，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从理论上反思经济全球化。只有反思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与理解经济全球化内在规律、实践逻辑与变化特征。笔者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困境，需要从经济学逻辑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理论反思。

1.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思想反思与全球化收益分配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穆勒等人开辟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后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假说等，足以证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可以把来自国外的技术都转变成为两国都可以获益。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也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体现了国际分工深化、自由贸易发展、全球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通过相互实现市场开放，使得各方都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全球化有利于各方利益提升，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各国利益最大。

但是，面对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困惑以及普遍反对全球化的思潮，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基本问题：首先，在资本投资和贸易都可以自由流动的过程中，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及其变化问题。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互联网时代，各类生产要素流动不断加快，比较优势理论需要科学分析静态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与相对比较优势的相互转化及其收益分配问题。近年来，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投资正在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投资与国际贸易转换的背后，集中反映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和全球性流动，这会造成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发生改变，基于自由流动意义上的资本投资的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可能会不一样。因此，基于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否足以确保贸易双方甚至各方都可以实现最大收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次，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之间、一国内部的收益分配的关系问题。虽然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力，但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下的经济增长与收益增长是一回事，而全球化发展的收益和红利分配则是另一回事；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或许更多关注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增长效率和红利，但却忽视了投资与贸易的收益和报酬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福利经济学很早就注意到，一个国家内部必须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处理好，方可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但是，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层面上，人们唯一坚守的就是比较优势原理和自由贸易假说，但却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贸易报酬和投资收益与发展红利如何在全球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之间更加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显然，自由贸易下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收入分配关系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当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化研究。

2.经济全球化、要素价格均等化反思与要素流动不完全性假说。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市场分工深化与市场开放发展。在国际分工和市场开放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国际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管理和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收益最大。与此同时，考虑国际要素流动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目标，因此，要素国际流动的最终结果会使得各类要素报酬均等。

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充分性如何？各类要素流动性是否有差异？换句话说，在国际分工和市场开放的前提下，生产要素是否可以实现完全和充分自由流动？显然，由于各国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各国都有严格的国际移民制度，这使得劳动尤其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要素的国际流动受移民限制而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只有资本、技术、人才等所谓的“高级生产要素”或者高质量要素可以实现全球流动和配置，这就产生了要素流动的不完全性问题。也正是由于要素流动的不完全性存在，使得要素价格均等化假说也不复存在，结果造成国际贸易对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必然出现全球化产业转移在不同国家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替代效应”。由此可见，国际分工与要素流动的不完全性，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价格均等化”假说发生冲突，即在要素不完全流动情况下，要素价格均等化就不可能发生。这必然带来两个现实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国际贸易会给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带来就业市场的“替代效应”；二是全球化本身会对具有充分流动性的资本等高级要素带来更多的红利和收益，而对一般的不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利，造成国家内部甚至全球性的资本—劳动利益冲突问题。显然，全球化机制对资本—劳动关系的影响，是国际经济学值得研究和关注的另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

3.全球化进程中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理论反思。根据产业经济学原理，一国产业发展应当遵循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即分别经历农业部门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阶段和服务经济发展阶段，遵循所谓的“克拉克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因此，在实践发展中，任何国家的产业发展都应当遵守所谓的“克拉克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另一方面，根据全球化经济理论，生产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在生产国际化进程中，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推动国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具有资源优势、要素优势或者市场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为这样的转移本质上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逻辑，即发达国家具有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应当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自身主要是发展服务经济。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均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产业分工和转移趋势，作为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

但是，从实践发展来看，却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这种所谓的产业转移和发展“规律”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失业问题加剧；服务经济占比虽然上升，但是因为服务经济内在的“鲍莫尔成本病”使得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缓慢下降；二是这种所谓的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客观上形成了世界经济“资源型经济体”、“生产型经济体”和“消费型经济体”分工和分割的格局，这种分工格局最终却导致世界经济出现“储蓄—消费”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后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反思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所谓的“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理论”。产业转移的规律就是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出来，而在发达国家内部仅仅发展服务经济吗？发展中国家则是重点发展制造业吗？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过程中，服务经济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尤其是面对今天互联网与制造业和服务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情况下，产业发展在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中创新，新技术催生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这些新业态和新经济已经与原有单一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分析逻辑发生很大不同。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世界经济产业分工发展模式和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原理，思考与纠正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与一国产业结构失衡和空心化等问题。

4.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化与金融创新理论反思。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除了把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以外，也把金融国际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和特征。根据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生产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和趋势。为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学领域一致主张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政府不断放松金融管制，加快利率自由化改革和放松汇率管制，并主张全球金融市场相互开放，推动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综合化；受此理论和观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提出针对“金融抑制”问题，加快以“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无疑，金融自由化思想和金融深化理论，在客观上对提高金融市场竞争效率、推动金融创新开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金融自由化发展实践来说，同样也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一是过度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导致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背离，尤其是随着货币金融等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不断数量化和工具化，金融工程与金融工具创新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循环发展，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化发展趋势。金融化发展不仅导致了宏观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而且各类金融工具、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开放发展与金融创新表现为金融化、工具化、虚拟化，最终演化为金融严重偏离实体经济，形成泡沫化和金融风险等深层次问题。二是把金融服务业开放发展简单等同于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深化发展，这导致了金融监管难度加大。因此，如何处理好金融深化和金融工具创新与金融有效监管问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实践已经证明，旨在提高金融发展效率的金融国际化，把发展中国家也卷入了这一轮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中，而金融危机和风险的全球化传染机制，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资本过度投机，几乎对所有国家都带来了严重冲击和影响。所以，金融国际化一方面要加快各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发展，提高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如何有效防范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过度金融化、金融偏离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也是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国际化，尤其要反思金融的本质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开放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以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等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5.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反思与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机制和理论问题。自从提出经济全球化理论以来，经济全球化本身具有的“双刃剑”作用就从未被否认过。经济全球化除了强调国际分工、市场开放、要素流动、生产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等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之外，同样也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失衡、金融失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公平等。因此，针对经济全球化本身具有的“双刃剑”作用以及所谓“全球化合理悖论”，国际经济学界就提出了全球化需要有效的规则和治理机制的重要思想和判断。二战以来从提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到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实都是认为世界经济需要一种秩序和规则，特别是针对经济全球化，要有旨在促进市场开放发展的秩序规范和规则治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类似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的G20峰会等，均从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世界经济有效有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规则和规范。

但是，从这些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来看，仍然面临着如下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难题：其一，如何界定以及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尤其是面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反对全球化现象、民粹主义思潮等，如何理解目前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和“不公正”？是谁和谁之间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其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重新认识和反思“多边”与“双边”投资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从GATT到WTO，以及后来的TPP，我们可以看出，为了降低谈判成本，提高效率，合理兼顾国防利益，必须建立多边的投资贸易规则和框架；但是，多边规则和体制在客观上缺乏灵活性和弹性，单个国家的利益难以完全体现；这也是为什么WTO多哈谈判屡遭失败，而即使后来的TPP也被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多边体制让步太多”被遭否定，更是为什么英国宣布脱欧的原因所在。反过来，如果退回到双边体制，则会因为双边协定中大国与小国地位的不平等而难以体现公平谈判，难以形成真正合理、公平的规则和治理体制。所以，我们必须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规则及其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评估和重建。其三，全球化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反思问题。全球化发展带来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也提出了全球治理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旨在加强世界经济运行与协调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包括2008年以来成立的G20峰会平台和机制，均着眼于解决国际经济失衡、全球金融风险等。但是，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和对象、路径是什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国际地缘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从未来发展看，全球治理体系是否可以应对今天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一切老问题和新问题？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什么？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国际机构平台和组织的“治理虚化”问题？这些都需要从国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国际经济)视角，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出发去思考和研究，并找到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依据。

6.全球经济总量平衡、结构平衡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反思。反思经济全球化发展，当然离不开对几十年来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如前所述，当前全球化受阻，国际投资和贸易增长趋缓、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冲击是直接诱因。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似乎就可以直接运用凯恩斯主义短期的总量管理政策即可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危机后针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经济放慢，很多国家就是根据这样的总量和需求管理政策范式进行管理的。

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出现了“量宽货币政策与持续低增长悖论”*权衡：《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新周期及中国的新贡献》，《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反危机的调节和刺激政策，普遍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美国先后实施四轮量宽政策、日本亦大规模量化宽松(安倍经济学)、欧洲央行实行零利率甚至后来出现负利率等；与此相反，全球以及欧洲、日本等国家的GDP复苏与增长并未出现明显上升和复苏态势。从经济学分析来说，针对短期内经济衰退和萧条，应该采用逆周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来进行刺激，但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出现背离，即全球化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与以往低利率引致高投资、宽松货币刺激引致经济增长不同的新情况，利率水平不断降低，投资意愿却在不断下降，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总量政策范式正在失效。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性问题在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而未能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演化问题。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由此带来了全球性供给结构失衡问题，特别是全球化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即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却是短缺。也正因为如此，旨在突出总量和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值得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其实，在2016年9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其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就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广为运用的DSGE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对现实的解释力逐渐下降，使宏观经济学面临脱离现实的麻烦。罗默还认为，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缺陷时，往往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这种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的进步。可参见陈彦斌：《宏观经济学的麻烦》，《光明日报》2017年4月25日。。面对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困惑，我们需要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但更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上进行集体行动，在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更要注重结构性再平衡。

四、 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前景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面临实践困境。产生这些困境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反思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通过分析，笔者有如下几方面的判断和结论：

1.经济全球化发展将继续前行。经济全球化确实面临一定的困难，且这些困境也有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全球化不会出现逆转，也不会出现衰退。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心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更不必主观上提出所谓的世界经济发展“逆全球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国际分工体系深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趋势、全球市场开放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下，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增长缓慢、投资和贸易下降等态势，但是不存在全球化逆转或者全球化回潮的内在依据和变量。从全球化发展和历史来看，自19世纪以来全球化发展先后分别经历了1870—1914年、1945—1980年以及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次大的浪潮，中间唯一的一次逆转和回潮则是发生于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体系、大国关系的改变，从而干扰和影响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就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来说，大国关系虽然尚不稳定，但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国际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至今已经十年了，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及其相应的规则等正在进行重构，总的方向依然是沿着推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和构建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存在回潮甚至逆转的趋势和动力。

2.经济全球化发展将面临反思和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后，当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受到外部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结构性困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与空心化发展、全球性不平等上升、国际劳动—资本关系恶化、全球经济治理缺陷等影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会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内涵、发展速度、发展结构会发生深刻调整，全球化发展模式需要修复，未来全球化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节奏需要进行一定的调节，在修复、完善和调节中构建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机制，以此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化与发展。

3.互联网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将重塑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呈现新的形态和组织方式。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以依靠跨国公司推动的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为主要特征，形成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体系，那么未来全球化发展将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网络创新等重大技术革命，推动全球化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除了原有国际分工体系深化和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之外，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发展、平台经济、云计算等也会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影响资源配置和企业全球化生产经营战略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将重塑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形态。世界经济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新的康德拉耶夫长周期。

4.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完善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一个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面对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失衡及其诸多问题，除了经济全球化自身修复机制以外，更多的则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体现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互补性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包括尽快建立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全球投资、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的新规则和新体系；我们要创新全球治理机制，完善G20峰会、金砖峰会、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银行等机构与组织的协调机制，确保全球化发展真正对世界发展有利，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群体有利，尽可能减少全球化的反对者，扩大全球化的支持者。

5.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将在未来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推动力作用。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加速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必将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会继续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要推动发展中经济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以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增长方式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可持续动力。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国际体系和大国力量对比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未来的全球化发展规模、速度等必将适应和反映这种新的国际力量的崛起和对比特征，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将更加平衡、更具有活力。

6.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必将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将引领并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全球化新发展和新调整及其自我修复提供了新理念。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会逐渐摒弃传统的“主导论”、“强国论”思维，取而代之的将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方力量“共商、共建和共享”新理念。经济全球化遵循“共商、共建和共享”新理念，既体现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历史事实，也反映全球化各方利益诉求，实现公平与合理，有助于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倡议，既是推动和加快经济全球化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也是促进世界经济投资增长、贸易开放和金融创新发展的新引擎，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征程注入新的动力。

7.经济全球化新发展亟待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引领。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需要从实践上进行反思，更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和创新。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亟待构建全球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经济全球化为研究对象，把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深入思考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互联网发展与资源配置方式、跨国公司转型、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生产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内在关系等等；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在经济全球化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以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拓展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增长及其与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内涵。由此，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实现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吕晓刚]

TheDevelopmentofEconomicGlobalization:PracticalDilemmaandTheoreticalReflection

QUAN Heng
(InstituteofWorldEconomics,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020,China)

According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have fundamental reverse. However, 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under the impact of external crisis,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al dilemma, the hollow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ise of global inequalit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defects, etc.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reflects on the pligh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so a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ior rules, practical logic and the current change. In the future, the pattern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faced with adjustment, and its driving force, scale, speed and structure will have profound change. In particular, China’s “One-Road-One-Belt” concept will help to build a more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global economic mechanism, to promote a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actical dilemm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权 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