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浙江省政府密代电

抗战时期，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武器攻击，灾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为了应对日军的细菌战，防治鼠疫等各种恶疫的蔓延，国民政府组织民众，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疫病防治工作，形成了不少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材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日军对浙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史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有31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着280卷又575件日军侵浙细菌战方面的档案史料，计有16000多页。自2014年起，浙江省档案局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依据浙江省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着手《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编纂工作，经共同努力，目前已有六册正式出版。作为编者，我从档案史料的角度，对日军对浙细菌战的研究，谈点个人体会。

一、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是有案可查的

民国档案记载，抗战时期，浙江萧山、绍兴、龙泉、长兴等多个地方，发现日军用飞机抛撒异物。尤其是浙江大规模爆发鼠疫，多少都有日本侵略者的影子。1940年，浙江宁波和衢州，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其中，宁波的鼠疫因发现和确诊及时，经集中力量进行有效防治，在短期内得到扑灭；而衢州的鼠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短期内也得到控制，但是次年就再次复发，以后反反复复，绵延至战后。同时疫鼠向金华义乌、东阳等市县扩散，造成大规模区域性的鼠疫流行。多份档案显示，在宁波和衢州的鼠疫爆发前，都曾有日军飞机抛撒异物的情况。例如，1940年10月29日宁波开明街发现首例鼠疫病人，而在“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敌机袭鄞（宁波）时，曾在该区散下小麦等物。二十九日发现鼠疫后，察阅疫区则见有数处该麦业已发芽。因此，咸疑此次鼠疫或与敌机散布小麦有关。”[1]衢州是在1940年11月12日发现首例鼠疫病人的，而在此之前，“十月四日，敌机空袭衢县逸去后，于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麦粟死蚤，当即检送防护团，呈送省政府交卫生处查验。”[2]宁波、衢州的鼠疫，在当时来讲，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所以只能怀疑与日军飞机撒播的异物有关。随着近年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尤其是日本《井本日记》和《金子顺一论文》的发现，完全证实了宁波、衢州的鼠疫是日军一手策划和制造的。

日军通过飞机撒播细菌，也有被国民政府直接检测到的。例如，1940年11月28日，日机在金华撒播细菌，就被当时的防疫部门检测出了鼠疫杆菌。1940年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电蒋介石：“上月二十八日敌机空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人民搜集送检，……在严密检验下，鉴定其形，业经辨明系鼠疫霍（杆）菌。”[3]

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虽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实施的，但是国民政府早有觉察。现存的大量档案显示，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就发文各地，要求提防日军实施卑鄙的细菌武器攻击。1939年5月，浙江省政府就转发军令部的电文：“据报敌利用夏初气候，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赤痢、伤寒等细菌，潜入粤桂滇蜀等处，散发于我阵地水质中，并兼探我陆空军后备情况。其派往重庆、西安、桂林、金华、韶关等处已于四（月）铣日（十六日）分由海南岛、厦（门）、汕头、温州、汉口等处出发。第二批，现在虹口福民医院实习，……”[4]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于1939年8月17日急电蒋介石，报告机密情报：“冬日（2日），敌运大批毒性药精往浙东岱山，分发海匪汉奸，投浙东各地井河内。”[5]1941年2月，根据三战区顾祝同提供的情报“皓日（十九日）敌机十八架在芜湖编成扬子江海军特务机队，由船田仁礼中佐负责指挥，闻将在我赣鄂皖浙苏鲁战区后方施放细菌等情。”[6]1944年初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报告，“据报敌大本营于去年（194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以运输机陆续载运伤寒、白喉、鼠疫等各种炸弹三万枚来华，准备投我内地等。”[7]

现存的民国档案虽然不能系统完整地还原日军对浙进行细菌战的历史，但是已有的档案足以证明，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是铁证如山的。

二、许多日军抛撒的异物中没有检测出致命细菌，并不能证明日军没有进行细菌攻击

1942年3月，《东阳县卫生院呈报鼠疫患者死亡名册》

现存的民国档案有许多发现日军利用飞机向国统区抛撒异物的记录，也有许多反映对收集到的抛撒异物进行检测的记录，但是除了1940年11月28日从日军飞机的抛撒物中检测到鼠疫杆菌外，其他的检测均未发现致命细菌。例如，1940年衢州鼠疫爆发前一个多月的10月4日，发现敌机空袭衢州，在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许多麦粟死蚤等，居民即搜集并送交防护团，再由防护团送交省政府卫生处查验。“但据浙卫生处卫生试验所报告，该蚤类经细菌检查并未发现病原菌”，衢州鼠疫爆发后，当卫生署的容启荣处长打算复查该证据时，“因该所只存死蚤一枚，且已制成标本，无法再行动物试验。”[8]即使金华被检测出鼠疫杆菌的标本，“但施行试验之动物荷兰猪两头，经每日多次观察，均未呈疾病现象。经过十八日后，乃断定结果阴性。”[9]为此有人觉得，日军在浙进行细菌战，证据还不够充分。

实际上，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首先，当时人们对于细菌标本的搜集，意识、能力和水平都非常低下。例如，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发现日机在衢县城西水街亭、罗汉井、柴家巷、县西街一带上空低飞盘旋，并撒下混有跳蚤的麦子、粟粒、破布等，10月6日，县防护团派人在柴家巷王某家金鱼缸中取得死跳蚤，并送省卫生处检测。而卫生署容启荣处长验证时，见到的是死蚤一枚，已制成标本。从上述事例可见，当时收集细菌标本一不及时（时隔两天），二不专业，三不规范。

其次，当时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极其有限，检测设备主要依靠显微镜。且不说当时的检测人员并不知道日机撒播的是什么细菌，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察，而且即使发现某些细菌非常像鼠疫杆菌之类的，要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也是很困难的。例如，在金华搜集到日机撒播的鱼籽状颗粒中有鼠疫杆菌，报到卫生署后，卫生署邀请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博士进行了研究，伯力士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光凭显微镜检测就判定是鼠疫杆菌，未必可靠。“因通常在显微镜下所见之微生物包括若干常见之细菌在相当情况下，其形态亦极类似鼠疫杆菌，故如欲确定其结果，则绝对需要经过特种适当培养及动物试验，以判明其究竟是否为鼠疫杆菌。”同时，鼠疫杆菌一般是通过寄宿在跳蚤上，靠叮咬传播的，而要将鼠疫杆菌以粘液为载体进行传播，极为罕见。“盖鼠疫杆菌除于鼠疫患者痰液一类之粘液物内能生活若干时间外，其他外界，均不适于其生存”[10]。

此外，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发和应用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有时候细菌撒播受天气、空气湿度、撒播高度等影响，效果也不一样，细菌存活率和细菌攻击的有效率，都不一样。所以检测不出细菌，也是很正常的事。

总之，细菌武器的攻击与细菌标本的检测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国民政府检测不出细菌，否定不了日军对浙进行细菌攻击的事实。

三、民国时期，对于列入防疫范围的传染病的登记、统计是真实和严格的，其形成的档案是比较可信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防疫工作还是非常重视的。对于各地爆发的疫情，不仅组织专业队伍进行防治，而且通过浙江省卫生处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定期开展疫情的登记、统计和通报工作。

从已有的民国档案看，民国时期，疫情的统计以旬报为主，按旬上报。除了综合性的《各县市疫情报告统计表》以外，对于突发的重大疫情，则形成专项统计，如1944年，浙江多地流行脑膜炎，就形成了《浙江省三十三年度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人统计表》。对于大规模爆发的鼠疫，在登记统计上更是不遗余力。除了有《鼠疫病人统计表》等专项统计外，还有《鼠疫发现病例纪录表》，详细登记每个鼠疫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详细地址、起病日期、治疗日期、死亡日期、临床症状、显镜检查、尸体解剖、细菌培养、动物接种试验、备注”等，现在发现的有庆元、龙泉、丽水（碧湖）、松阳、云和、青田、永嘉、景宁等部分地区、部分年份的记录表，这些材料是研究浙江鼠疫最可靠的历史记录。

图为1944年4月，《浙江鼠疫调查报告》

国民政府对于疫情的统计是非常严格的。虽然也存在个别漏报现象，但是卫生行政部门发现以后，追责非常严格。例如，1942年东阳发生鼠疫，省卫生处根据东阳的历次报告，将死亡人员逐一造册，最后发现名册记录的死亡人数是四十人，而东阳历次旬报统计的累计死亡人数是二十九人，前后不符，于是立即致电东阳卫生院，要求“办理疫情报告应求迅速确实，……该院为报告疫情之初站，所有查报情形，本处即须据以转报中央，尤以鼠疫之防治，在目前有绝对之严重性，所报疫情确实与否，关系异常重大。该院以往报告每有差异，殊属不合。嗣后，务应特加注意，计划改善，不得再有疏误。”[11]疫情统计工作抓得紧，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现有的民国疫情统计资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统计范围一般仅限于霍乱、鼠疫、天花、赤痢、伤寒、副伤寒、白喉、流行性脑脊椎膜炎、猩红热、回归热、疟疾、麻疹等急性传染病，而对于非致命性的传染病，统计极其有限，如目前常见的炭疽、鼻疽受害者，在民国的疫情统计表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换言之，对于炭疽之类的疾病，国民政府没有将其列入到防疫的范畴中去。

第二，统计范围仅限于国统区，而对于沦陷区和交战区的统计，目前非常有限。

第三，统计数据主要依靠防疫部门和各医疗单位提供，而对于广大农村突然感染、来不及就医、暴病身亡的人数，当时是如何统计的、该部分人数是否存在漏记，以及漏记的比例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有待于各专家的研究与论证。

近年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在细菌战受害人数统计方面，与历史档案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我们一定要谨慎取舍。比如，大家在研究中，都十分重视2011年日本新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集》，其中写于1943年的《PX（鼠疫跳蚤）效果测算法》是金子顺一参加731细菌武器研究和实验写成的一篇论文，是研究731部队对华细菌战的重要史料。论文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对衢县和宁波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诸多细节，其中的“既往PX作战效果概见表”最为引人注目。

＊昭和15年即1940年

日军细菌撒播时间与民国档案的记录完全一致。撒播的细菌数量，以前是不知道的，现在一清二楚，即衢县8公斤、宁波2公斤。一次效果，即因鼠疫跳蚤导致感染并直接死亡的数据，与民国档案的记载是基本相符的；但是二次效果，作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仍然有待于研究。现在许多学者将二次效果的数据，解读为鼠疫伤亡数[12]，有许多问题很难解释得通。如，1940年宁波鼠疫被消灭后，1941年5月起，宁波被日军占领，此后虽有极个别的鼠疫案例报道，但是从来没有大规模发生鼠疫的历史记载，如何解释1450人伤亡的数字？衢县1940年爆发鼠疫，至12月5日被暂时控制时，患病22人、死亡21人。1941年3月，衢县鼠疫复发，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当年患者281人，死亡274人（金子顺一记录了219人，估计作者是在1941年中获得的统计数据）。1942年衢州沦陷，被日军占领。1999年，邱明轩发表了《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提出了“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的疫情报告统计，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病死亡人数达到2000余人”[13]（但是，该数据目前尚未得到公开档案史料的佐证）。即使如此，与9060的数据，仍然相去甚远。

我的分析是，金子顺一论文所说的二次效果，也可能是指带菌跳蚤传染疫鼠的数据，而这些携带鼠疫菌的老鼠，会给当地带来二次灾难威胁。例如，衢县1940年的鼠疫，12月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由于灭鼠工作跟不上，造成了次年的鼠疫大爆发，这就是二次灾难。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关部门和民间都开展了细菌战的调查，也都形成了不少的口述史料。我们应将战后的疫情资料与战时的疫情资料联系起来研究，将历史的档案与现今的口述史料联系起来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当今每个细菌战研究者重要的职责。

四、要高度重视、尊重前人战时调查形成的成果和战后防疫史料的收集与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疫情还是高度重视的。每一次鼠疫的爆发，国民政府都是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现场指挥和防疫，并详细调查鼠疫发生经过，形成文字，逐级上报。上至蒋介石，下至县乡政府，都将防疫当作头等大事。国民政府组织容启荣、伯力士等流行病学著名专家，直接来浙调查和指导防疫工作，并分别形成了《浙江鼠疫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了浙江衢州、宁波鼠疫爆发与日军撒播细菌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调查，由于时间近，证据和证人都在，是最为接近历史原貌的，其形成的档案也是最真实可靠的。

伯力士、容启荣等专家的调查和分析，从医学、疫情传播等专业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所搜集的材料都是当时第一手的，是可信的。他们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和开展的实验，对于得出的结论作了客观的陈述，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必须抱着历史的、科学的精神去对待这些历史档案。

细菌战与其他形式战争的最大区别，就是细菌战存在后遗症问题。细菌传染病的爆发与流行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消亡，所以细菌战是祸患无穷的，是最不道德的，是丧尽天良的，是全世界所有略有良知的国家和政府所不齿的。战后疫情与战时疫情是分不开的，我们开展细菌战的研究，绝不能以1945年抗战结束为下限，必须把战后疫情防治工作与战时防疫工作联系起来，一起研究。战后防疫工作更加正规和系统，形成的档案也更加完整。我们从战后的疫情资料中，可以发现许多战时防疫工作的盲区与薄弱环节。

此外，作为细菌战的研究，我们还要注重解放后所作的许多调查工作，比如对于鼠疫，解放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作过调查，形成了《浙江鼠疫流行史》等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开展研究所不能忽视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8][9]《卫生署关于防疫处容启荣在浙考察研究鼠疫详情致蒋介石的呈文（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12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黄绍竑关于日军在金华投放细菌弹给致蒋介石的密电（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浙江省政府关于防范敌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霍乱、赤痢、伤寒等传染病细菌潜入散发的电（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顾祝同关于日军运送大批毒性药精往浙东岱山等地，利用汉奸投毒等致蒋介石的急电（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浙江省政府关于防范敌机施放细菌的电（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浙江省卫生处关于注意严防敌机载运伤寒、白喉、鼠疫等各种炸弹来华投我内地的训令（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四册，第15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卫生署关于敌机袭浙散布颗粒状物检验为鼠疫杆菌致行政院秘书处的函（附《本年浙闽两省鼠疫情形》）（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册，第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浙江省卫生处关于东阳县卫生院前送疫情旬报表与鼠疫死亡名册不符的电（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二册，第6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日]奈须重雄著，罗建忠译：《日军细菌战罪证新资料：〈金子顺一论文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武陵学刊》2012年第3期；朱清如：《侵华日军衢州、宁波细菌战致死居民人数考》，载《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3]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