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灵杰，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马礼逊的多歧文化态度与中国典籍英译实践

钱灵杰，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作为早期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代表，马礼逊对中国的宗教文化持否定态度，他选择译介中国民间通俗作品，凸显社会落后与宗教信仰偏差之关联，但作为多元文化论者，马礼逊对中国儒家伦理却持肯定态度，因此他选择译介儒家经典，试图以“孔子加耶稣”的思路传教。在多歧文化态度的作用下，马礼逊翻译典籍文本时采用异化策略，但在副文本解读中运用了归化策略。可见，马礼逊的文化态度对其典籍英译选材与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礼逊；文化态度；中国典籍英译；翻译选材；翻译策略

一、引言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1807年9月抵达广州后，他在传播福音的同时，积极创办英华书院等教育机构，率先将西方铅印技术用于中文印刷，编辑出版了《华英字典》等大型工具书，在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绩斐然，被誉为“英国汉学先锋人物”。[1]在华期间，马礼逊不仅以文字传教、医学传教、教育传教等模式向中国输入西方文明，而且还自觉地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将大量中国典籍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作为典型的“侨居地译者”，马礼逊深受译入语与译出语文化的影响，对两种文化的地位及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态度。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入手，分析马礼逊的文化态度对其典籍英译实践的影响。

二、译者的文化态度与翻译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宽泛的概念，特指对人、事物或概念带有认知情感成分或行为倾向的持久看法。美国心理学家奥尔伯特认为态度是一种心理的或神经的准备状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有指导个人对有关对象做出反应的作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成效，它建立在人的信仰之上，由人的价值观所指引。[2](P6)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或活动，更是为了“将某一特定文化下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态度、心态与价值观传输给其他文化”，[3](P233)正如唐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所云：“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译者在沟通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过程中，对二者的地位及关系必然有一定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对特定文化形成一种持久的评价、好恶以及行为倾向，这也就是译者的文化态度。

“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最早由王东风提出，他在《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将译者比作代表特定文化势力的谈判代表，认为译者对某种文化或敬或鄙的态度反映了其对目的语及源语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的理解，制约着译者对拟译文本的选择，“是译者选定特定翻译策略的社会语用根源”。[4]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领域认为“译者身处异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必然对其中之一更为认同和看中”，[5](P25)而译者主观文化态度的差异为考察翻译文学系统中不同翻译策略并存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认同源语文化价值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而重视本土文化传统的译者多采用归化策略。

事实上，译者文化态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它体现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自我定位，综合了“译者对‘他者’文化的探求、对自身文化的返身观照以及两相对比之下形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5](P22)译者的文化态度不是对特定文化简单地肯定、认同或是否定、排斥，而是在“交互文化”（interculture）中动态建构而成的多元认同，具有多歧性特征：一方面，译者难以割舍对母语文化的情感；另一方面，作为跨语际文化传播者，译者必然受到拟译文本背后源语文化的影响。译者多歧性的文化态度直接影响了译者对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这一角度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翻译过程的复杂性。

三、马礼逊的多歧文化态度与翻译选材

翻译选材始终是译事的头等要义，拟译文本的选择常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但对翻译选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仍然是译者主体。马礼逊选择翻译中国典籍与其文化态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而言，马礼逊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以及对两种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

（一）宗教文化态度与民间通俗作品英译 对于新教传教士来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其教义具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主义价值，他们甚至强调，是否接受基督教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尺度。因此，“向异教徒和其他未开化的民族”[6](P459)传播福音是新教传教士的崇高使命。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马礼逊对此也深信不疑，在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特别是宗教文化冲突时，他同样认为基督教优于“异教”，基督教国家的社会制度、道德水准和物质文化高于“异教”民族。在《马礼逊回忆录》中，他曾描述1807年9月8日至广州途中所见中国民间烧香的情景：“大约8点，当我从他们的小船旁经过时，看到他们用数千根像火柴似的小棍以祭奠他们的虚构的神灵。”在11月4日书信中，马礼逊又提到：“中国的宗教仪式非常荒诞和繁复。他们这条街供奉着一个鬼神，另一条街就供奉着另一个鬼神，总是烛火通明，还在偶像前奏乐、唱戏，放置水果、酒、糕点、禽类和烤猪等，同时点燃蜡烛、香、纸和爆竹。我曾见他们向满月跪拜，给他祭酒并且敬献水果。其中的细节不能一一详举。”[7](P82)此类记载在其回忆录中比比皆是，从中不难看出马礼逊的传教士身份决定了他对源语和目标语宗教文化的态度，他以基督教文明为参照，对中国宗教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鄙夷态度。

为了满足在华传教的功利性目的，马礼逊从清刻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中择取词条“释氏源流”和“道教源流”，从《三教择录》选择“戒食牛肉报应案十四条”等反映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文献，译为英文后收入通俗文学译文集《中国春秋》并于1812年出版。马礼逊选择译介中国民间通俗作品，其中大量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下层社会群体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借此宣传、诋毁“低级”异教，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寻找充足的理由。

（二）多元文化态度与儒家经典作品英译 1793年，借给乾隆皇帝贺寿的机会，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华，企图叩开中国大门为英国开辟新的海外市场，却因觐见时未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引发礼仪之争，从而导致外交失败。1797年，使团成员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详细记叙在华所见所闻，其中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成为英国人想象中国的依据，欧洲启蒙运动中塑造的“道德理性之乡”的中国形象已经逐渐隐退，并直接导致了19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成见。从知识论背景看，马礼逊来华前的“中国文化观”并非一篇空白，他在伦敦教会的帮助下，搜集并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汉学著作，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以杜赫德为代表的法国耶稣会士影响。他们历来推崇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传递的大量汉学知识成为马礼逊行前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尽管19世纪初“进步的西方”已经超越了“停滞的东方”，但马礼逊却主张应该保留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边界，欧洲人不应该按照基督教的宗教标准去看待中国的伦理文化，而应该在普世主义的框架下容纳中国文化，允许儒家等其他学说多元并存。[8](P70)作为多元文化论者，马礼逊高度肯定了中国的伦理价值，认为“在规范人的内心和行为方面，中国道德格言的影响，和欧洲人期望从基督教格言中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9](P122)他将中国人的“民族性”定义为“温和”、“忍耐”、“非暴力”、“讲道理”，和西方民族竞争人格形成对比，不无滑稽地说：“当一个中国人还站着和人理论的时候，一个英国人已经把那人撂倒了，一个意大利人已经用剑刺上去了。不用说上述做法中谁更理性了。”[9](P124)

为了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兴趣，马礼逊将他对中国伦理价值的肯定态度落实在翻译行为上。在马礼逊看来，儒教通俗读本《三字经》中的很多文句可以用来解释“四书”，因此他于1812年将《三字经》译介到英语世界，并在译文前言中介绍了中国蒙学教育的其他三本小册子：《幼学诗》、《千字文》和《百家姓》，丰富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认知。马礼逊还从西方科学角度理解《大学》中的儒家伦理，率先将这一经典翻译到英语世界。[10]此外，马礼逊还翻译了《论语》的一部分，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中文会话及凡例》中也有众多反映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印证例句及英译。马礼逊承认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别，主张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他对儒家经典作品的选择和译介正是其多元文化态度的直接体现。

四、马礼逊的多歧文化态度与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向来是翻译学界探讨的热点。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策略的选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11]“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提出后，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直接实施特定翻译行为的主体上”，[5](P23)但多数研究仍未摆脱二元对立的窠臼，认为译者的文化态度决定了翻译策略或是异化、或是归化。实际上，受文化态度多歧性的影响，译者不可能采取完全绝对的异化或归化策略。在马礼逊的典籍英译实践中，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同时存在并呈交融状态。

（一）异化的主文本翻译策略 异化翻译是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译学术语，这一策略以源语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主张保留源语中与目的语相异的要素，提倡译文应尽量去适应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表达习惯，要求译者在向作者靠拢时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保持原有的“异国情调”。[12](P20)考察马礼逊的典籍译作可以发现，译者在处理主文本时主要使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坚持以直译为原则，如实呈现文化的多元性，以便保存和反映译语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

马礼逊的译文尽量做到按照字面翻译，避免在主文本的翻译中加入过多解释，以免意思失真或过于复杂而误导读者。正如译者在《大学》译本前言中指出：“对文本的直译，目的不仅是传递出原文的意义，更是要体现原作的风格和形式”。这种异化翻译策略同样应用在《三字经》英译本中，对原文中的人名、书名及意义复杂词汇，马礼逊或是直接译其读音，或是按字面意义译出而未做过多解释。例如，他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翻译为“In ancient times，the mother of philosopher Meng-Tsi，lived in a neighbourhood，where the boy did not learn；inconsequence of which，through grief，she cut asunder the web which she was weaving”。“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马礼逊并未解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文化负载词“断机杼”，译者也只是将其直译为“cut asunder the web which she was weaving”，让读者感受到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从而有利于文化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马礼逊深受基督教神学观念的影响，在翻译“他者”的文献时，崇尚的是对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忠实，这也正是他运用异化策略翻译主文本的原因。同时，马礼逊的翻译活动是为传教服务的，只有将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才能体现出文化的异质性，因此异化翻译是马礼逊必然的选择。

（二）归化的副文本解读策略 归化是与异化相对的概念，以目的语或者译文读者为归宿，倾向于用目的语本身的要素替代源语中相异的要素，从而保证译文通俗易懂。归化翻译把读者置于首位，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内容，并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源语信息。马礼逊的典籍译作除主文本以外，还包含了大量的副文本，如“译序、原文本信息、译者、出版者或者其他人推介评论等伴随译本的各种文字资料”。[13](P87)译者借助这些副文本对所译内容进行背景交代并做相关介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国哲学思想、政府运作、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负面评价。

在《中国文献译文集》中，马礼逊对“上天之心为仁与爱”做了如下点评：“这句话说得好，人格化的上天好像就是上帝，这是我们熟悉的理念。但他们常将天和地并置，并用让我们困惑不解的方式对其人格化，使其归于世俗。”[14](P32)在一则军事训令的译文后，马礼逊对中国军人进行了负面评价：“同为异教者的古罗马议会和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加尊重不朽的神，北美野蛮的士兵也不如中国军人卑下；克伦威尔和穆罕默德尚能用宗教信条和来世希望使士兵变得勇敢，而中国士兵则只是位居丧命而被迫战斗。”[13](P154)诸如此类的评论性副文本在马礼逊的典籍译作中频繁出现，不自觉地体现出译者所怀的文化优越感。从评价立场和策略来看，多是从基督教文明及西方文明视角出发而作的归化阐释。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揭示当时中国的黑暗面，塑造黑暗腐朽的“异教世界”形象，建立传教的合法性，并获得母国教会及世俗力量的支持；二是为了使译文更透明、通顺、易懂，确保译文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在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尽量减少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

五、结语

在马礼逊的翻译实践中，其文化态度对典籍的跨文化传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早期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代表，马礼逊对中国的宗教文化持否定态度，因此他选择译介中国民间通俗作品，以此凸显社会落后与宗教信仰偏差之关联。但作为多元文化论者，马礼逊对中国儒家伦理持肯定态度，因此他选择译介儒家经典，试图以“孔子加耶稣”的思路传教。马礼逊的文化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具有典型的多歧性特征，这决定了其典籍翻译策略不可能是单纯的异化或归化，只能是二者的综合运用。探究译者的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译者的翻译选材与策略，有助于深化翻译主体及翻译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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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obert Morrison.Chinese Miscellany；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in the Native Character.London：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25.

Robert Morrison's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Attitude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QIAN Ling-jie，CAO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Anhui,246133)

As a representative of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Morrison took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Therefore，he chose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Chinese popular literary works to revea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ety and the aberration of religion.However，as a multi-culturist，Morrison adopt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Confucian ethics，hence his selection of transl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 missionizing approach of combining Confucius with Jesus.Affected by his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attitude，Morrison employe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ng text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domestication in paratext interpretation.It is found that Robert Morrison's cultural attitud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Robert Morrison；cultural attitude；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translation strategies

G113；H059

A

〔责任编辑 冯喜梅〕

2016-11-25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安庆师范大学英语专业”（TS12154）；安庆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阐释学与典籍英译研究”（SK201004）。

钱灵杰（1984-），男，安徽宣城人，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1674-0882(2017)01-00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