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缺乏幽默感，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对此我向来不甚赞同。

在欧风美雨浸染前，中国人的性格的确是内敛的，甚至是闭塞的，但是在文化体系内部来观察，国人早就养成了一套能自洽的幽默的法道。

在林语堂巧妙地将文言文里的“幽默”与西文humor结合前，“幽默”另有所指，源出屈原《九章·怀沙》所言“煦兮杳杳，孔静幽默”。

林语堂显然是采用了音译法，但也不能说其不形象贴切，这两个字确有诙谐圆润之功效，让人看到humor便能自然联想到古人的“笑话”。

但在古代瀚如烟海的典籍里，留给笑声的空间近乎逼仄，几乎没有哪位知名學者愿意为此话题专门著述，甚至做一文章。

正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爱“笑”，便容易留下中国读书人不苟言笑甚至呆滞木讷的印象。

其实，孔老夫子的幽默水平一点不亚于西方人文滥觞时期的古希腊圣贤们，林语堂曾说“孔子曾经被人描述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他根本不是那种人”，只是，后世的徒子徒孙们用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来异化夫子，让他的影响愈发面目可憎起来。

而读书人不爱谈笑话，的确是个传统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让人的思维局限在田间垄上，对渺远的问题缺乏想象力。

直到明代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后，笑话才从纯粹的街谈巷议变成了一些有奇情幽趣的读书人的另类选择。

尽管如此，读书人对待幽默的态度，仍有圣贤要求的“过犹不及”的心态。周作人在《苦茶庵笑话选》里，游走在幽默形态的“驳正”与“俗说”之间，仍在试图寻觅一个中庸平衡的姿态，其中的节制意味不言而喻。

而西方现代文化里，对幽默并无节制的要求，甚至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放浪形骸。

这大概是和其生成便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关，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和拉伯雷就在借助戏谑的骑士和夸张的巨人形象来表达幽默、讽刺的效果了。

西方人的幽默感似乎是天生的，这或许源自其文化基因，毕竟从源头上看，他们就是推崇个人主义和民间力量的。

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西方人的幽默几乎皆由民间社会来展现，现代性诞生后，这个自下而上的幽默生态蔓延到了整个阶层，并被上流社会、知识阶层所容纳，最终登堂入室，既是下里巴人，又是阳春白雪。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似乎只能从《笑林广记》这样来自民间的作品里，窥见一点当时的民风民俗。

《笑林广记》的文学格调不高，自其诞生之初便不为庙堂之上的文人雅士所喜。从章节上看，“一古艳（官职科名等）、二腐流、三术业、四形体、五殊禀（痴呆善忘等）、六闺风、七世讳（帮闲娼优等）、八僧道、九贪吝、十贫窭、十一讥刺、十二谬误”，便知其讽刺对象多为迂腐的读书人、穷人、地位低贱的人、文化边缘人等。

不管今日学者如何为《笑林广记》的文学史地位称颂，也不能改变它是一部以低俗笑话、荤段子居多的文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料”，但谈不上多有深意。

这是为何？

因为《笑林广记》一类的作品，本来就不是给上流社会阅读的，而是供民间百姓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

不难想象，在沉重的农业劳动和劳累的商贩活动中，有这样的生活佐料是多么重要，这让生活不再乏味，也正是有它，更多历史上无法留名的小人物也进入后世的视野，尽管其往往是可笑乃至拙劣的。

而在今日，能展现幽默，则已成了个人魅力的体现，所谓“有趣”，背后乃“有料”，如果没有智慧光芒的闪现，幽默便会流于低俗，插科打浑只是技巧，而体谅他人、自嘲的胸襟却是根本。

恰如林语堂所言，“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

我一直相信，创造幽默的能力，大抵是跟一个人的情商、度量乃至智商有关的，在化解尴尬、圆润理事的技巧里，幽默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这是社交中的润滑剂，是独处自居时的调味酱，甚至是折射复杂人性的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