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

工薪阶层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但当前住房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制约工薪阶层消费的重要因素。

在整体经济开门红中，投资上去了消费却下了个台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月份同比增速降至10%以下，较上年末和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2、0.7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消费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否是暂时波动？是否只是此前经济下行的滞后反应？随后还会回升？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回溯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已经持续回落6年，实际增速也已连续下降4年。消費率的持续上升、消费对经济贡献的上升，让人们忽视了消费减速的现实。过去几年投资和消费在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变化，究竟是因为消费更好了还是因为投资更差了还值得商榷。

现实中，消费减速与投资减速的相对关系，或许已到了某个临界值，2016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在连续两年上升之后掉头向下，最终消费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较上年下降了0.25个百分点。

如果消费增速不能走稳，此前经济结构调整在投资与消费关系上会进一步倒退。而要稳定消费，我们或许有必要推出“需求侧改革”，降低居民负担，提高消费倾向。

房贷已在影响消费支出

理论上，房价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房屋产权所有者的消费。但是，现实中，不乏住着价值几百万元的房子，却因为每月收入三四千元而生活拮据甚至负债者。此外，为买房，前期为攒首付抑制消费，后期又要还房贷，这种“房奴效应”会随着房价上涨扩大，进而压倒“财富效应”，主导对宏观消费的影响。房产增值如果不变现，“财富效应”就是一种幻觉，最终还是会受制于实际的现金收入。

201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销售暴涨，住房抵押贷款也在快速上升。2015年、2016年新增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速高达56%、96%。央行发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累至18万亿元，增速从2014年的17.6%迅速升至2016年年末的38%。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与M2余额的比值也从2004-2014年间较为稳定的8%上下迅速升至2016年年末的12%。

居民部门加杠杆后的利息负担也水涨船高。

若是以目前4.9%的基准利率估算，截至2016年末的贷款余额需要支出的利息为8800亿元，即便全部利率打8.5折，年支出的利息也将近7500亿元。

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2015年不过26万亿元，利息支出相对于居民消费已将近2.9%。随着房贷利率优惠下降以及存量贷款增长，这一比值在2016年可能已升至3%以上。

且不论全款买房的居民所付出的储蓄，单从新增贷款倒推首付，即便全部住房贷款为两成首付，合计也超过了1万亿元。

在这么高的债务负担下，大多数家庭为购房与偿还贷款必定会压缩消费，由此产生的需求紧缩可想而知。

宏观的数据比较抽象，再以个体估算房贷对消费的冲击。3月上市的一个公寓式住宅，如果首付150万元，贷款30年200万元，月供将逾1万元。以北京为例，智联招聘统计的北京地区2016年冬季求职期企业平均薪酬为9835元，还不够偿还北京市场上总价最低的一手住宅的月供。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月挣不到1万元也不会买房，自然影响不到消费。然而，就算税前月收入3万元，税后约得21000元，上述房贷也会占到收入的一半。

业主还款压力增加，又会向租户转嫁，房租支出也随着房价和房贷的快速上升持续攀高。

同样在北京，同一地段的房租年同比涨幅在10%以上的很平常，往往还高于工资的涨幅。

又有人可能会说，北京作为一线城市比较特殊，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可以看一看这轮房价上涨中相对偏冷的西安。

2017年2月，西安均价为7892元/平米，以80平米的小户型为例，首付两成，贷款50万元，月供2800元，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年冬季西安平均薪酬6131元相比，占比逾45%，若是按税后计算，占比则高至57%。

税收制度改革滞后制约工薪阶层消费

除了住房贷款相对居民收入占比过高，已经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的税收制度也在制约消费。

尤其是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所得税，虽然早在2003年中央文件便已明确改革方向，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推进，整体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

比如，在2011年将个税免征额调至3500元后，再未调整，而最近几年房租房贷、教育医疗、物质资料等生活成本上升较快；再如，年收入12万元以上便被视为高收入群体，而月工资1万元，税后只余7500-8000元左右，在二线城市都不算高薪，遑论一线。

整体来看，个税不仅没有“劫富济贫”，未能很好地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反倒存在“逆向调节”的倾向。

即便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偏低，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动辄3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比例，但也不意味着个税负担轻。

结合其他缴费支出看，工薪阶层实际税费负担过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指出，如果把单位和个人缴费加在一起，各类扣款占到工资总额的比例在46%-53%之间，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收入没有办法变成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现实中，实际缴费率虽没有达到名义缴费率，但仍比较高，如2014年，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雇员个人缴纳的社保基金、单位缴纳的社保基金等四项合计占劳动报酬总额的比重为26%，这意味着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变成了劳动者的不可支配收入。

个税成了“工薪税”，工薪阶层构成了实际纳税主体。根据《中国税务年鉴》，在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占比持续上升，2014年达65%，创下历史新高，较2001年高出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报酬份额却长期偏低，张车伟指出，工资水平相对增长缓慢，城镇单位雇员群体的税费负担远比其他群体沉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瑜认为，目前个税的税率结构较为复杂，边际税率也比较高。过高的边际税率会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一定程度上会增强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也会影响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并且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因为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多元化程度相对较高，更容易转变收入形式进行偷逃税。

已有研究发现，税赋过高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指出，减税政策对于提升工薪阶层消费效果非常显著，个人所得税下降100元，居民消费将上升138元。

多因素抑制消费增速上升

在理论上，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会下降。与2010年相比，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5%，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89%。

新常态下，GDP减速，居民收入增速也在随之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增速自2012年以来台阶式下降，2016年已降至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速也在快速下降，2015年已降至8.9%。

人口老龄化无疑会使储蓄减少，进而减少投资、拉低经济，不仅如此，它也会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尽管国际上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非工作年龄阶段（包括老年）消费率会上升，但中国的学者们根据中国的历史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发现，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对消费率的影响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均为负并且在统计上显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0.8%，较上年扩大0.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三年位于10%以上，本世纪初，这一指标还仅为7.3%。

收入分配差距大也会抑制消费。国内已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中国当前收入差距还比较高，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2015年有所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