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枫凌

从危机应对政策当中套利可能已经不是当前金融市场最佳的交易策略，如何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成长当中分享收益，是金融市场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即使距离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9年，宏观经济分析十有八九仍会将危机作为背景。危机的深刻影响首先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资金“脱实向虚”导致企业投资支出下降和证券市场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不同社会人群间的分化，尤其是体现在经济地位上。

如果将危机的背景暂时放在一旁，也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积累和科技发展也令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变化，于是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方向随之发生了转变。由此带来的是各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利益重新分配。

全球经济已经处在复苏态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内生性的增长，不同经济体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危机的后遗症确实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债务负担问题，但是风险已经逐渐从危险系数最高的部门转移至相对低一些的部门。因此，基于全局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就有其合理性，宏观政策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正在发生，在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经济发展被决策者们大胆置于“政治正确”之上。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在实现自身积极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紧密合作，推进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要素，受到国内外关注。中国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局部代价一定是有的，甚至也未必会很小，但是总体上是顺应全球经济的变化而推出的。

金融市场需要未雨绸缪，甚至在某些方面金融市场已经落后于政治决策。金融业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从危机应对政策当中套利可能已经不是当前金融市场最佳的交易策略，如何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成长当中分享收益，是金融市场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

紧接着“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率领60余位省部级政府领导，阐述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相应地，超过40位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或CEO以及近百人组成的其他国内外企业领导人来到北京，期望捕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讯息。数十名国际组织代表和学者也前来给出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建议。

中国依然会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来自中国的需求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称，需求不足是全球经济低迷的主要因素，中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此外，中国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王一鳴说。

根据IMF的统计，新兴市场过去几年提供了超过70%的增长贡献。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如果按照2015年价格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会更高一点。

世界需求不足，从国际组织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看，中国这个“世界市场”一是需要继续保持对外开放；二是做好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新的需求提供支撑。

“中国持续快速增长，虽然有所减速，但是中国依然会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OECD幕僚长加布里拉·拉莫斯指出。来自OECD的研究显示，收入分配不均，解决方案不是封闭市场和国家，而是更好的收入分配。“挑战在于，如何推进全球化，让全球化益处照顾到那些被遗忘的人。”

2016年下半年，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处于扩张区间，大宗商品价格回暖，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扬。全球经济出现新的曙光。

IMF副总裁张涛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展望让人看到积极乐观的迹象，但更重要的是，把增长带到下一层级，确保全球人民从增长中受益，而增长来自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

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要有需求能够支撑企业的创新和投资，需求来自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收入分配改革当然是中国必须要做的。在会议有关供给侧改革的分论坛上，有台下的当听众的部级官员直接发问台上的另一位部级官员，供给侧改革能否带来短期需求恢复。

不过，代表IMF发言的张涛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略有不同，他强调了发达国家在需求刺激上做得更好的必要性。“发达国家需要刺激需求，解决公司负债过高的问题；新兴市场要有稳健审慎的宏观监管和市场；中国需要转向可持续发展路径。”张涛说。

中国2014-2016年的贸易差额分别是3831亿美元、5939亿美元和5107亿美元，2016年贸易差额边际下降2940亿美元。如果综合看货物和服务贸易，则中国2015年差额仅有3695亿美元，2016年下降为2701亿美元。这显示了中国支撑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也是对“世界市场”的量化。

货币和财政双宽松是否成为过去

中国的需求刺激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财政与货币双重宽松的刺激，需求对象是基建、地产和基础原材料；二是收入分配改革，需求对象是制造业。然而，中国需求刺激也不是无止境的。张涛的发言暗示了一个情景：如果2017年中国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政策稍有调整，或者从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刺激边际上转向对制造业投资需求的鼓励，其他国家的经济前景将没有2016年乐观。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要在2017年重视需求刺激。

一位参会的东部发达工业城市政府官员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指出，该市所在省份已经部署2017年对传统的政府投资压缩，将富民和创新作为工作重点。“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终究在反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国务院已经将“中国制造2025”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作为一个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通过供给侧改革提振的需求以及产生有效供给，理论上会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如今，全世界都把不确定性聚焦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环境。然而，中国能否在2017年以缩小刺激计划和经济减速为代价取得改革进展，恐怕对各国来说才是更加紧迫的问题。

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楼继伟的话说得更加直接。他指出，货币财政加杠杆却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觉，一个幻象，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经济恢复不及常规。

在2016年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各成员国就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达成共识，将多管齐下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同时各国承诺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盯住汇率。之后，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维持短期利率，欧洲央行缩减QE规模，中国也接连上调货币市场利率，都是这一共识的兑现。但是，如果看积极主动的结构性改革，目前各国进展还比较有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浪费掉了，导致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更加剧烈，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楼继伟说。

就在同一时间，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在德国举行，会议公报中首次放弃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在德国举行的2017年首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中方发布新闻通稿称，将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和投资，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从中不难看出，不同经济体当前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分歧。

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认为，这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短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从时间上来看，这一紧缩周期长一点会是18个月，短一点的话可能就12个月。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全世界债务杠杆处于高位这一现状并没有改变，如此高的杠杆经受不了利率的大幅上行，历史上发生的多个案例都验证了这一点。在债务杠杆特别高的时候，如果紧缩的动作太快太猛，很快经济就会发生逆转，通胀也会逆转。正因如此，虽然全球性的紧缩政策对债券市场是不利的，但由于去杠杆周期的货币紧缩通常都很短暂，政策随时都有退出的可能性。

不过，正是由于全球经济都不能承受长时间的紧缩货币，因此，2017年作为改革窗口显得尤为紧迫，中国需求刺激在这一年收缩的确定性就显得更大了。

中国制造业的第三次竞争力重塑

摆脱对危机应对政策的依赖，从增长的来源看，就是要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这就依赖于制造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人们往往将供给侧改革的关注点放在产能过剩的基础原材料行业，但是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看，先进制造业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难度也更大，因为这是靠行政手段做不到的，有限的产业扶持政策也取代不了市场的力量。

在《财富》500强名单中，目前已经有110家中国企业，但是它们主要定位于中国市场。过去30年，中国经济以出口主导，如今开始重视海外投资。罗兰贝格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企业要建立全球竞争优势，处理资本输出，还需要通过整合技术、管理、制造和供应链流程，实现更有重点的收购。

罗兰贝格指出，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领导力正在为中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创造条件，例如机械设备出口领域。但是更广泛地看，国内市场的驱动和依托于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创新有可能会令企业进入一种易于满足的状态：除非国内市场饱和，否则为什么要开发复杂的国际扩张战略呢？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持有这一想法。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总结中国制造业的發展历程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已经处在需要实现第三次竞争力重塑的关键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了制度创新，制造业发挥了区位和成本优势，第一次提升了竞争力；2000年后，中国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第二次实现了竞争力提升。”方洪波称，“现在前两个创新难以再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制造业第三次重塑竞争力需要技术创新。”

在方洪波看来，企业或者通过技术进步的手段推动效率提高，形成新的成本优势，或者实现新的核心技术。“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对于一般认知上的品牌护城河，方洪波认为品牌也要依赖于技术创新。

导致企业创新最难的因素是什么？方洪波认为并不是技术攻关、市场竞争或者是海外严格的并购审查。“以美的的经验，最难的是企业在现有的商业模式尚未失效的时候就需要主动去创新。我们2010年开始转型升级，放弃大量的过去经验、能力、业务。2012年销售收入下降了300亿元，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阵痛期。”

罗兰贝格称，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长期的出口优势相比，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全球龙头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小。乐观地看，在制造业，以机械制造和汽车为例，中国企业沿着价值链向上游移动，正在加速它们向世界级竞争者的转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能否尽快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在各个国家比拼制造业竞争力的阶段，德国提出了“工业4.0”体系并且将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对中国发展制造业具有借鉴意义。

“工业4.0”概念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者们已经不陌生了，但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指出，“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深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的融合，在制造领域形成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并且通过掌控从消费需求到生产制造的所有过程，从而实现互联的工业和高效的生产管理。

“工业4.0”的初级阶段是数字化工厂，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中对生产过程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高级阶段则是智能工厂，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提高生产的可控性。“例如生产线上的排程员，利用就会极大地提高排程效率，同时减少在途库存。”博世中国工业4.0项目总监任晓霞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称。

德国的“工业4.0”以平台化的机制运行，平台的总体布局是政府统筹，标准架构先行，博世、西门子等工业综合体巨头和协会推动，中小企业广泛参与，但平台本身只是提供支持而不实际开展活动。企业仍是德国“工业4.0”的主心骨，相互交织形成生态系统，德国的教育和培新体系也为此服务。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拜尔表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就业，中国77%的就业机会受到自动化的影响，但在OECD国家只有9%。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逐渐崛起，虽然拥有众多的单项能力很强的龙头企业，但是缺乏同时兼具各种能力的顶尖企业或者产业综合体。这不仅使得中国企业在世界竞争格局中暂不具备龙头的能力，也限制了在全产业链、全环节上推进“工业4.0”。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推进“中国版的工业4.0”是一个长期过程，光是补齐工业互联网的数字短板、打好软硬件基础，通过示范寻求重点突破的领域，这就需要3-5年的时间，和欧美缩小差距则要5-10年的时间。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议，中国在中观层面可以在汽车、装备制造、家电、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等行业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努力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诸如西门子、博世、SAP等德国制造业企业正在为中国的先进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显示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更高一层的竞争：从自己制造产品到为其他的制造业企业改进生产方式，价值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转移。中国如今多数企业还处在从“工业2.0”向“工业3.0”迈进的过程，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企业的创新进步也是不能停止的。

对资本市场来说，投资机会在于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同时见证中国企业成长为行业性的世界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