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20世纪上半叶，有三大基督教新教家族在杭州传教：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家族、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家族和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主教慕稼谷家族。慕阿德（又名任道，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是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最小的儿子，1873年5月18日出生于杭州，14岁返回英国坎特伯雷国王学院上学。4年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读古典学课程，1895年获文学士学位。1898年来到中国担任教会建筑师, 1900年在天津为英国海外福音推广公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Gospel for Foreign Parts）建造了一座教堂。1904年被该会派往山东曲阜、平阴和泰安传教，1909年返回英国。慕阿德热爱中国，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后成为剑桥大学第三任中国语言和历史讲座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1933—1938）[1]。

慕阿德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之后又在剑桥大学担任汉学教席，剑桥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他的部分档案。笔者于2015年至2016年在剑桥大学访学，特意查找了他的档案材料。他虽然一直在山东传教，但是在他的档案里发现了大量有关杭州的材料，童年的记忆使他始终保持着与杭州密切的关系。

档案记载，1904年4月5日，慕阿德与梅布尔·贝内特（Mabel Benett）在杭州的圣公会教堂结婚，该消息刊登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之后他在杭州居住多长时间不详，但他收藏了各类杭州中英文地图，如1906年杭州英文地图、伦敦出版的英文版浙江江海塘全图部分图、1906年最新西湖积方图、1911年最新浙江省城全图、1920年杭州西湖全图、浙江江海塘全图、1936年2月袖珍杭州西湖地图、贡院图说、杭州坊巷图、浙江省垣坊巷全图等。该档案是查尔斯·慕尔（Charles Francis Digby Moule，1908—2007）在1990年代表他的家人捐赠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是慕阿德的哥哥慕恒立（Henry William Moule，1871—1953）的三子，出生于杭州，是剑桥大学瑞德利堂学院（Ridley Hall ）德高望重的副院长和神学教授。

英国伯明翰大学则保存了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的档案，其中有慕阿德的父亲慕稼谷的档案，笔者在档案里找到了杭州文庙方位图和礼乐图，浙江杭州府学文庙方位图（下）、杭州文庙礼乐图（上）最为完整和详细。

浙江杭州府学文庙方位图（下）[2]：方位图中轴线以大成殿为核心，自北向南依次为大成殿、月台、东西庑、武官厅、文官厅、大成门、泮池、棂星门等，左侧为尊经阁、礼乐器库、明伦堂、神厨、神庖、圣域贤阁、训道署、乡贤祠、教授署等，右侧为崇圣祠、魁星楼、文昌阁、府县官厅、昌文祠、名宦祠等，左右均衡对称、规整方正。

方位图的说明并无句读，笔者试加标点后如下：

中国祀至圣始于汉，州县立庙。乐用宫县，舞用六佾，始于唐。昭代尊崇备至，典礼聿隆。吾浙杭州府学,兵燹后礼明而乐未备,于同治辛未秋祭，乐舞重兴,历有年所。英主教慕君稼谷闻而敬慕特甚，观礼数次,因命素工绘事测量之。五公子任道，名稏德者，摹写殿庑祠厅各处，并祀位之，恭立礼器，乐舞之陈设，分为礼乐、方位两图刊印，俾中外之未见者，览是图而不啻躬逢焉。余本郡廪，先曾有事，承慕公延为西席多年，故公子相与参稽，同处于杭，则第就杭言杭。且公子已将丁祭谱详译成书，於以见英士之郑重是事，无不考证也。 礼乐图以英尺计之，每寸一丈二尺。方位图以英尺计之，每寸四丈八尺。

光绪辛丑二月中澣谷旦，提举銜、候选训导，仁和岁贡生潘隆勋恭识。

笔者试译如下：

中国从汉朝开始祭祀至圣孔子，各地区县城皆立庙纪念他。从唐朝开始，祭祀的用乐规模为“宫悬”，乐舞队的演奏和舞蹈为“六佾”，共36人组成。本朝对孔子尊崇备至，祭孔典礼更加兴隆，我们浙江杭州的府学，经过（太平天国）的战火后，祭祀礼仪明确了，但是乐舞尚未备妥，在同治辛未年（1871年）重兴乐舞，已有多年。英国圣公会主教慕稼谷得知学府之事，非常敬慕，特意前来观礼多次，并让有关人员测量，他的五子慕任道（名稏德）进行临摹，对殿庑祠厅等各处加以临摹制图，并在上面标立牌位，恭立祭祀用礼器，陈设乐舞，分别绘制出礼乐图和方位图，中外未来过此庙之人，阅览此图不亚于亲临现场。我本是杭州贡生，受聘慕公中文教师多年，故与任道公子一起对照查考了孔庙的情况，大家都住在杭州，所以只就杭州孔庙的情况来介绍。而且，公子已经将丁祭谱[3]详细翻译成书，足见英国人郑重其事，对府学考证之详细。礼乐图以英尺计算，比例为每寸一丈二尺。方位图以英尺计算，比例为每寸四丈八尺。

光绪辛丑年（1901）二月中旬一个美好的日子，提举（官衔）、府学的候补副学官、杭州仁和县岁贡生潘隆勋恭敬地予以记录。

杭州人潘隆勋是慕阿德的中文老师，从文字判断，该图由慕阿德临摹和设计，潘隆勋帮助记录。文中五公子任道，即慕阿德（稏德），字任道。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译名为慕阿德，所以学术界一直把他的名字翻译成慕阿德。作为一名建筑师，他临摹和绘制了文庙的殿、堂和厅各处，为后世重现了百年前的杭州文庙内部建构。

杭州文庙即现今的杭州孔庙（碑林），原为南宋时期临安府学所在地，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遭焚毁后重建。文庙总建筑面积约5500平方米，收藏着自唐至清代各类碑刻500多石，有帝王御笔、地方史料、名家法帖、人物画像、天文星图、水利图刻等，王羲之、王献之、苏东坡、米芾、祝允明等历代书法名家的手笔刻石和南宋及清代帝王御碑荟萃于此，是杭州一座融历史、科学、艺术为一体的“石质书库”。慕阿德的档案里还有一件潘隆勋于光绪辛丑年春赠送的湖州薛惠公造的铜镜，上有字为“会督大人鉴，潘隆勋呈”，会督大人应是慕阿德的父亲慕稼谷主教，可见潘隆勋和慕家的关系甚笃。

再来看慕阿德临摹的浙江杭州府学文庙礼乐图（上）[4]，上方正中是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左侧宗圣曾子（曾参）和亚圣孟子（孟轲）的祭桌为一组，接下来冉子（伯牛）、宰子（子我）、冉子（子有）、言子（子游）、颛孙子（子张）、朱子（朱熹）的祭桌为另一组，依次排列；右边复圣颜子（子渊）和述圣子思子（孔汲）的祭桌为一组，接下来閔子（子骞）、冉子（仲弓）、端木子（子贡）、仲子（子路）、卜子（子夏）、有子（有若）的祭桌为另一组，依次排列。

祭孔为国家大典，丁祭即每年仲春和仲秋上旬丁日举行的两次祭孔大典，祭祀乐舞采用六佾舞，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宫廷乐舞，按周礼规定，分六行六列，共36人，只有文舞一种，用以祭拜诸侯，宰相。乐器则有笙、笏、排箫、箎、埙、编钟、编磬、笛、箫、琴、 瑟等。文庙礼乐图反映了祭孔礼器陈设、仪式、舞乐等内容，体现了祭孔庙堂使用歌、舞、 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

浙江杭州文庙礼乐图（上）

浙江杭州文庙方位图（下）

慕阿德还考证了祭孔礼仪音乐。1907年，他发表了《中国音乐》，分两期刊登在英国古典音乐学术期刊《音乐时代》（The Musical Times）[5]。《中国音乐》是一篇为西方普通读者而写的中国音乐介绍，解释了中国音乐的各种不同记谱法、音阶及人声和乐器的演奏（唱）方式。慕阿德在 《中国音乐》一文中附上了祭孔乐曲 《大哉孔子》“总谱”的第一、二乐句谱例，并逐栏进行了简练的说明[6]。

1908年，慕阿德在上海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下了长达160页的文章《中国乐器综录》，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学报》第39期[7]，引起了西方音乐学界对中国音乐的关注，成为他们研究中国音乐的必读书。

在《中国乐器综录》一文中，慕阿德说他对中国乐器的兴趣萌发于20世纪初杭州每半年举办一次的孔子丁祭仪式，1891年3月10日，他的父亲慕稼谷与其他传教士参观了杭州文庙，慕稼谷对文庙丁祭中所用的乐器和音乐非常感兴趣，为此仪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学报》第33期[8]，受到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古乐器收藏家弗朗西斯·高尔品牧师（Francis W. Galpin，1858—1945）的关注。之后，慕阿德与高尔品牧师就中国音乐常有书信往来，这也激发了他对中国乐器研究的热情，在撰写《中国乐器综录》的过程中，慕阿德得到了高尔品无私的帮助。他通读全文，并帮助慕阿德修改和重新安排章节内容，提供有价值的注解。高尔品的音乐造诣使慕阿德受益匪浅，使他这样一位音乐业余爱好者完成了一篇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中国音乐长文。为了研究文庙祀典，他查阅了当时可查阅到的所有中西文著作，他引用的中文礼乐类典籍就包括：朱载堉《律吕精义》六卷（1596），《文庙乐书》 八卷（1629） ，《御制律吕正义》五卷（1714），《琵琶谱》三卷（1818），《文庙祀典考》十卷（1878），《文庙丁祭谱》一卷（1878）。

《中国乐器综录》的独特之处在于，慕阿德对文中涉及的44种文庙丁祭乐器使用了新颖的分类法，他既没有沿袭中国自周代以来就惯用的，依乐器制作材料而定的 “八音分类法”，也没有照搬西方传统的弦乐、管乐和打击乐的三项式分类规则。受比利时人马伊翁分类法的启示，慕阿德将中国的传统乐器和民间各种响器也分为四大类：响体性的体鸣乐器(sonorous substances )、震动性的膜鸣乐器(vibrating membranes )、吹管类的气鸣乐器( wind instruments)、弹拉弦式的弦鸣乐器(stringed instruments)[9]。慕阿德的乐器分类法，在欧洲汉学界引起了反响。

80年后，1989年，此文作为民族音乐学丛刊资料第3卷在荷兰重版[10]，这篇文章是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和音乐的重要参考资料。

慕阿德在《中国乐器综录》的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他姐姐阿德莱德·玛丽、京剧大师梅兰芳、诗人和出版家邵洵美、杭州人潘松舟的帮助，在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方面，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将他收藏的《文庙乐书》和《律吕正义》借给他用，清末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丁立诚(字修甫，1850-1912 )借给他《文献通考》作为参考。档案里有梅兰芳送给慕阿德亲笔签名的照片、邵洵美摄于法国巴黎的照片和杭州丁立诚的名帖，与中国文艺界人士的密切交往大大丰富了慕阿德的中国礼乐知识。

无疑，慕阿德收藏的杭州文庙地图等具有特殊的档案文献价值，为我们研究杭州的历史和地方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来源。几千年前的“六代之乐”的艺术传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祭祀乐舞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关于慕氏家族的介绍，参见丁光《伯明翰大学收藏的慕氏家族档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2]浙江杭州府学文庙方位图（下）收藏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吉百利研究图书馆（Cadbury Research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卷宗号CMS/ACC357 F3）。

[3]此书综述文庙祭孔仪式的程序和礼器的布置及意义，是了解与研究历代尊孔祭孔以及祭祀仪式的权威著作。

[4]浙江杭州府学文庙礼乐图（上）收藏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吉百利研究图书馆（Cadbury Research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卷宗号CMS/ACC357 F3）。

[5]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Chinese Music”，Musical Times 48，1907，p. 233.

[6]宫宏宇：《剑桥学者慕阿德与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第80页。

[7] A. C. Moule. “A List of the Musical and Other Sound-Producing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9, 1908，pp. 1－160.

[8]G. E. Moule，“Notes on the Ting-chi，or Half Yearly Sacrifice to Confuciu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1899/1900，pp. 120-156.

[9]A. C. Moule，“A List of the Musical and Other Sound-Producing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9,1908, pp. 10-155. 分类法的翻译参考宫宏宇：《剑桥学者慕阿德与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2 期，第83页。

[10]Terry Liu, Reviewed work(s): A List of the Musical and Other Sound-Producing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by A. C. Moule. Asian Music 25, No. 1/2, 1993/1994, pp. 23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