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

水文化是江苏传统地域文化中最根本的代表性文化，水文化影响着江苏作家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追求和审美选择。一方面，在水文化的滋养下，当代江苏乡土小说作家有着较为相似的创作倾向和审美选择；另一方面，更新发展着的江苏乡土文学又不断为江苏地域文化注入新的审美内涵。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明确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当作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基本要素。钱穆先生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地域文化亦非简单的地理概念，其核心和精髓乃是人文精神。地域文化与一地的人文风貌、人文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影响着一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和精神气质。深入研究一地文学、一地作家群体或者一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参照。研究文化与文学之间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无论对文化还是对文学都是有益的。

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在黄海和东海之滨冲积出连绵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和大陆架，这使位于长三角地带、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湿润多雨，水网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样风貌。多元文化对江苏区域人文精神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江苏地区不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苏人文精神。江苏地域文化虽然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水文化。水本无形，却随物赋形，包容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说：“上善若水。”水，不仅体现着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更具水滴石穿、刀斩不断的韧性精神，这种文化特点对江苏文学的影响在于，古往今来生长于这方土地的文人骚客大多以诗意的审美理想作为毕生的创作追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学，“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江南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儒家文化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思想，对江苏作家的影响亦不大，因此江苏文学，尤其是描写故土人情的江苏乡土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有意或无意对政治的疏离，或是即使碰触也从不针锋相对的态度，成为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在江苏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汪曾祺曾说：“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围绕着故乡高邮的民俗风情、景物风貌展开，淡化小说情节，笔下的人物具有浓浓的生活趣味和朴实的民间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从此之外，别无其他。”《受戒》中作者将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绘的水乡风景画里，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只描述一个叫明子的小沙弥帮小女孩英子干农活，小英子摆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寻常生活，然而那种似在河水中流淌着的若有若无的干净纯粹的情愫却感动了无数读者，这个犯了清规戒律的小和尚虽然触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大淖记事》中女人们没有“规矩”，男人一般随心随性地生活，都显示了作家对自然自在生命状态的肯定和期待，充满了诗性文化和自由精神。这是汪曾祺的创作原则使然，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让人感受到爱。那么，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高晓声作为当代江苏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特色。他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发出口号，而是在细微处用笔，细节处显现，颇有静水流深的意味。纵观他的一系列以家乡苏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以普通农民的生计小事反映农民坎坷命运和时代的大主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拣珍珠》，写的都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这看似针头线脑儿的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他的“陈焕生系列”通过对新时期农民陈焕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识深处的奴性绝非仅靠社会改良或经济上的翻身就能铲除。作品以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彻洞察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时代阿Q”形象。这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是那么决绝地不闻不问，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使然。

而这种特色在晚近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苏童、荆歌以及毕飞宇等当代江苏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异的体现。

以范小青为例，这位来自吴地苏州的女作家有着与汪曾祺相似的乡土情结，她说：“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文化和历史中，所以，在许多年的写作中，我笔下的人物和事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种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创作不仅浸润着吴地水文化的独特韵味，更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书写着吴文化的精神。从《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乡简史》《赤脚医生万泉和》，她笔下的人物既有干部、进城的农民工，也有坚守土地的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小说中相遇，展开一段段故事。《赤脚医生万泉和》更是以小见大，以万泉和这个小小的乡村赤脚医生的命运写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在范小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静态度，她始终与叙事客体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距离，即使是重大历史事件她也轻描淡写，有意淡化。这种疏离，正是她追求的一种创作姿态和叙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方面關心政治，但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却紧紧跟随时代脚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这正是范小青介入现实所采取的独特的叙事姿态。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水是江苏文化的基因，她温婉柔美、灵动鲜活，又至柔至刚、刚柔相济。无论静水流深还是汹涌澎湃，水是永不止息的，这决定了江苏乡土文学是动态的，发展的，也将源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

（江苏警官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警官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江苏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呈现研究”（编号：2014SJYSY08）成果；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T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