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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

2017-03-31李慧

青春岁月 2017年3期
关键词:外宣翻译意识形态

【摘要】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家的对外宣传活动日益频繁,外宣翻译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对外宣翻译的研究需求变得日益紧迫。本文,在操作学派理论指导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作,加深对外宣翻译的认识,研究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外宣翻译;操作学派

一、操纵学派“三要素”和意识形态

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勒弗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并对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进行了强调。他表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李文革,2004:213)勒弗维尔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内部制约因素,文学外部制约因素主要是“赞助人”。这“三要素”共同作用于翻译,对翻译整个过程产生影响。这里的意识形态,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形式、习惯和信条,它还涉及到权威、法律及权利。意识形态也即当时人们的社会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感对于国家文化的全球传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

二、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任何跟外宣有关的翻译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外宣翻译,而狭义上,“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张键,2013:22)。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外宣翻译就是对一个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文化的传播,因而,意识形态对其的操纵便不言而喻了。

三、横向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

就外宣翻译活动而言,横向上,意识形态的操纵主要涉及译者、赞助人、读者以及文本。

首先,从译者角度讲,意识形态的操纵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译者需要对这种意识形态做出选择,爱国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影响外宣工作者。另一方面,译者需要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同时,意识形态的操纵还体现在,在译者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意识、文化追求指引下,其对文本的选择和对选择文本的理解。

其次,“赞助人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李文革,2004:214)。就赞助人而言,赞助人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对文本的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可译性和可推广性。另外,赞助人的经济能力和地位,决定了译者的收入和其对译者及文本的控制力。

第三,读者自身的文化认同指导其对文本的选择以及对译本的理解。读者的需要和语言习惯使其对译本做出選择,读者的价值观念和所处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决定其对译本内容的理解。

最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什么文本会被翻译和传播,而何种文本不被宣传和推广。比如,在中国封建时期,圣经在中国的传播也曾经历被删减和本土化,原因就是为了易于中国老百姓理解,方便圣经的推广和传播。

四、纵向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

从纵向来看,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主要体现在译前文本的选择、译中翻译策略的决策和译后翻译效果。

首先,在译前文本的选择上,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可以判定哪些文本符合其内容和要求,适合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同时,意识形态也使得赞助人选择支持或否定对文本的外宣翻译活动。另外,译者的意识形态也对文本的选择产生影响。当译者的价值观念与文本传达的内容相符时,译者会接受该文本的翻译任务。否则,译者可能会舍弃文本,坚守自身价值观,也可能会接受该文本的翻译任务,并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

其次,在译中翻译策略的决策上,“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李文革,2004:215)。同时,意识形态也决定了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等的处理方法。具体讲,比如在翻译句子时,由于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的差异。

中文和英语句子有很大区别。中文偏好过度使用修饰词,大词,概念性词语比较多,而英语则较多使用客观性词汇和具体词汇,追求形式简洁。针对这种差异,在翻译时,译者可以采取“删减”的翻译方法。这些差异对外宣传翻译,特别是翻译介绍旅游景点具有很大影响。另外,对于那些包含特定文化内涵的文化负载词汇,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读者对该类文化负载词汇往往持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文化负载词包括两个类别:完全文化负载词和部分文化负载词。以“龙”为例,在西方,“dragon”往往代表了“devil”,它有着不好的寓意,而在中国文化里,恰恰相反,“龙”代表了“权利、幸福和智慧”。处理文化负载词的方法反映译者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态度。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最后,在译后翻译效果上,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对译本的反应。译本在读者中的反响程度反映了读者对译本是接受还是抵制,也反映了读者的意识形态对译本传递的内容的接纳程度。黄友义(2004:27)提出“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三原则。此“外宣三贴近”原则是对意识形态操纵的贴切反映。

五、总结

外宣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途径,通过外宣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纵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外宣翻译的理解。同时,上述分析也要求我们在进行外宣翻译研究时,不仅要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还有注重对文化影响,以及意识形态等文本外制约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的探究。我们应在关注微观文字层面的问题的同时,要有意识地站在更宏观的文化层面,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角度,去分析外宣翻译活动。

【参考文献】

[1] 陈小慰. 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J]. 中国翻译, 2007(1):60-65.

[2] 胡兴文, 张 健. 外宣翻译的名与实——张健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外语, 2013(3):100-104.

[3]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6):29-30.

[4]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9.

[5]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8.

[6]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5.

[7] 张 键. 外宣翻译导论[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2.

【作者简介】

李慧(1988—),女,山东菏泽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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