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

摘要：陶渊明教育思想的转变与其仕宦之路紧密相连。早年仕宦沉浮之际作《命子》，希望长子俨能继承先祖，光耀门楣。归隐之后作《责子》，戏谑五子不成器，选择顺应天意。垂垂老矣作《与子俨等疏》，透露出唯“兄友弟恭”足以的心愿。陶渊明的教育态度随着入仕出仕的转变，反映了其从儒至道，归顺自然的超脱境界。

关键词：陶渊明；教育；仕途；影响

在机遇与危亡并存的晋代，许多文人表达了对子孙后辈的殷切希望，或期望他们勤勉学问，走上仕途；或期望他们修身养性，礼孝仁义。陶渊明也对自己的五子“俨、俟、份、佚、佟”有诸多的教诲，这些教诲与其仕途之路息息相关。初入仕途，大儿子俨出生，《命子》中洋溢着对家族光辉的与有荣焉；辞官归隐之后，作《责子》戏谑五子皆不成器，发出要顺应天意的感叹；晚年作《与子俨等疏》更不乏细细叮嘱。陶渊明的教育思想暗合了其放弃仕途之后，从儒兼道，最终归顺自然的境界。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1]（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陶渊明的仕途之路较为舛折，先后任江州祭酒、荆州属吏、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佐贰杂官。二十七岁[2]初入仕途作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以“不堪吏职”[3]之由主动卸职。三十二岁投奔桓玄的门下，目尽官场黑暗，诵出了“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的名句。三十七岁，在家叔陶夔的引荐下出仕彭泽县令，不足三月便辞官而归，写下《归去来兮辞》以表决心。在自身命运的影响下，陶渊明诗文里对儿子的教育理念也随之改变。

陶渊明在《责子》、《命子》、《与子俨等疏》、《和郭主簿二首》等多篇作品中提及稚子，笔触尽显舐犊情深。尤其是《命子》、《责子》和《与子俨等疏》这三篇，从创作时间上来看，有着明显的先后顺序，将陶渊明的教育观穿成一条隱线。《命子》一诗处处显露了陶渊明对曾祖父的敬仰钦羡：“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在宗法亲缘范围内，对陶渊明影响最明显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4]。笔者认为，陶公本人也曾渴望融入世俗，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三）的凛然正气。选择良辰吉时为儿子取名，以家族辉煌的历史来勉励儿子不断进取，可见陶渊明此时还保留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和振兴家族的传统意识。子俨的出生，给陶渊明带来了天伦之乐，对大儿子的成长寄予厚望乃人之常情。但最终以“尔之不才，亦已焉哉”（陶渊明《命子》）为结语，可见在陶渊明的教育思想中，有一种乐天知命的大智慧。这是他亲子文学中的财富，也是与一般诫子作品不同的可贵之处。

但可惜的是，陶侃既是陶氏家族辉煌的开启者，也是陶氏家族最高峰。陶渊明的五子“俨、俟、份、佚、佟”皆不成器，“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陶渊明《责子》）。五子没有一位能像他们的父亲陶渊明、先祖陶侃一样在家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纵然五子皆不成器，陶公也未在诗中对他们进行厉声地呵斥，而是几乎是以“纵容”的态度让儿子们自在生长。既然“天运苟如此”，何不“且进杯中物”（陶渊明《责子》）哉？袁行霈先生曾写道：“渊明失望之中见其戏谑；戏谑之馀，又见其慈祥。”[5]以豁达的心态面对诸子的未来，强烈的感情冲突得到缓释，是其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使之然。虽重病时，陶公也曾对儿子有过“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陶渊明《与子俨等疏》）的内疚，也曾怀疑过用自己的选择来决定儿子的未来是否正确。自己选择守拙的人生道路，人格得以保全，儿子却在贫瘠的土地里艰难地刨食。但是，他未必不是庆幸的，他必不愿五子再踏上“久在樊笼里”的老路，只愿五子谨记“四海皆兄弟之义”（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便已足以。

陶渊明的教育思想虽随着仕宦沉浮而不断调整，但其作品所反映出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仍值得我们重视。同样，在浮躁的现代社会，陶渊明这种委运自然教育态度对畸形的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 晋 ]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0 .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2] 邓安生撰.陶渊明年谱[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73 .陶渊明年谱版本下同.

[3] [唐]房玄龄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61.

[4] 李剑锋撰.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00.

[5] [晋]陶渊明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