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太云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表征

肖太云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强烈而自觉的空间表征意识。空间具有“支援作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审美空间的构建，以自身的生存体验和空间经验为基础，运用诸多表现手法，恢复空间的地方场域性，回归空间的日常生活性，提炼空间的民族精神性，从而打造出一个融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于一体的多重立体空间，拓殖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增值了文学的表达深度。

民族文学；空间表征；三重空间；文化意蕴；精神内涵

人类与空间关系密切，人类文明就起始于对宇宙世界的惊异，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此存在只要在世就必定占有空间。因此，法国空间学大师列斐伏尔非常重视空间之于人类的特殊意义，并创造性地将人类空间区隔成自然、社会和精神3个空间维度;美国学者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则试图更加明确3者之间的3元辨证关系。借助列斐伏尔和索亚的3度空间理论，去探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如何对民族空间进行表征和诠释的，不仅是一个研究的新角度，也是一项富有意义和意味的工作。

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自然空间的建构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浓厚的乡土依恋情结，其血液里流淌的“地理基因”不管是祖辈遗传还是耳濡目染而成，不论日后是出走乡村还是留守本土，始终不会消褪，“监督”着作家有意识无意识地去表现、再现甚至是复制记忆中的审美故乡，以具体鲜活的事象、物象、景象等空间意象去生动演绎呈显故乡的山水自然空间。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于地理边缘或边塞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往往风景绝佳，因此，对家乡的景貌描写几乎是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本追求与文学承担。伊丹才让的《雪山集》《雪域集》《雪狮集》《雪韵集》拈取雪的意象，“以雪狮般的吟啸歌唱雪域，描绘茫茫雪域的自然风貌”[1];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以“草浪”奔腾在“草原的海洋”形象呈现大草原的旷远无垠;张承志《北方的河》以河的意象呈写北方河流激荡雄壮的景色;苗族作家赵朝龙《蓝色乌江》《豹子沟》《野鹰岩》借助山、水、岩、藤、沟等意象，以如椽笔致绘制梵山乌水的山地峡谷风光。民族作家们自幼浸淫在家乡景观中，善于调用独特的事象、物象、景象来凸现“边地风光”，贴切传神，为作品情节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文本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造、展开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撑。曹文轩在《小说门》中宣称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呼唤重拾风景写作[2]，而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风景写作”难道不能对当代主流创作构成一种有益的借鉴和补充吗？

另外，少数民族作家对地名的选择和设置也寄寓深意。地名是特定区域的坐标，是人们的空间认知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众多有特色的地名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义，甚至烙有民族精神的印痕。如端木蕻良和玛拉沁夫笔下的科尔沁草原 (“科尔沁”蒙语意为“著名射手”），是蒙古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它曾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斯尔的领地，科尔沁水草丰美，草原上的人们安居乐业、心地宽广。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和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承袭、发挥了“科尔沁”的空间历史内涵与空间文化积蕴，建构和传示了草原人们勇敢、善良及渴望和平幸福生活的主旨与内蕴。渝东南土家族作家阿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苦竹寨 (“苦竹”土家语意为“两面都是高山”），建于唐宋，盛于明清，曾是澧水上游的繁荣古寨，地势险要，地方民生艰难但民风古朴，阿多《羊的故事》《流失女人的村庄》《日子》俱以苦竹寨为故事衍生地，彰显了山寨的险要贫瘠、封闭原始及山寨人的淳朴憨厚、思变求富，既衍伸了苦竹寨的历史与地理空间内涵，又张扬了土家民族性格。作家对诸如此类老地名的有意取用与文本征显，不仅显示出空间演变过程中地名语义的发生、延续，是保留下来的空间语义化石;更能接续上民族古老的空间结构，展示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当今的传承演变及现代命运。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社会空间的呈现

根据空间构型特征，人类社会历程的空间类型大致可分为前现代空间或传统空间，现代空间和后现代空间。新中国建立后，现代空间虽加速建构，但少数民族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它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传统空间范畴。在此生存空间中出生、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熟悉的乡土环境和顽强的乡土空间体验，使他体悟到的内在生命经验依然偏向于传统乡土，其笔下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充盈着古典式的温馨与宁静。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表现的虽是20世纪后半期大兴安岭地区鄂温克族的民族生活，但鄂温克人的生活仿佛与世隔绝，不受现代文明的干扰和污染，猎人生活原始古朴，充满人性光辉，是“鄂温克族人民美德的新唱”[3]。小说呈现的空间是一个生机勃勃、生命跃动、意义充盈的生存性世界，一个诗意栖居的审美世界。甚至在进入新时期后，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仍怀有深厚的民族传统空间情结，如哈尼族青年女作家黄雁不管外面世界的潮起潮涌，始终不让自己心爱的女性形象走出大山;佤族青年女作家董秀英长篇小说《摄魂之地》专注佤族鲜为人知的生活状态和民族文化，并将佤族原始生活、独特观念和奇异风俗穿插其中。

但时代前进、社会发展的巨轮是任再高的大山也挡不住的。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交通迅速改善，信息流通日新月异，造成明显的吉登斯所谓的“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现象。它意味着在民族地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民族空间范围的拓殖，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空间从具体场所中“脱域”而出，社会关系从地域性民族性关联中脱逃出来，民族空间族格被彻底打破，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民族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民族地区不再封闭孤立，时空的压缩 (哈维）和空间去距离化的快速位移，形成重组时空(吉登斯），使域外现代空间的文化很快传播进来，与民族地区传统空间的文化搅拌发酵、掺杂互渗，影响在民族区域内生活的人们思想，甚至改变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生活理念。而民族空间物质基础和空间实践的改变必然导致民族文学空间表征的变动。作为对时代生活改变最敏锐的感知者，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将民族巨变的时空经验、生存体验和文化感受寄寓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文本中民族传统生活时空的裂变与现代生活空间的调适，更多表现为二者的矛盾并存、相互羼杂与渗透互动。

当代土家族文学的奠基者孙健忠《醉乡》《舍巴日》，及蔡测海《远处伐木声》《母船》，将湘西传统生活空间与现代生活空间交错并置，传统空间规约着现代空间的民族内涵，现代空间指引着传统空间的前进方向，二者相互制约、共同发展。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呈写的藏族村庄，虽还笼罩着浓厚的传统神秘气息，但时代的进步，使传统空间向现代空间的转型已不可阻挡。贵州土家族作家田永红《青龙河畔古檬树》塑造了一个百年古檬树下的古老幽静小山寨——洋荷坳的“悲与喜”，悲的是山寨“古规”的“突破”，喜的是破了“古规”的新思想、新事物能造福一方百姓;主人公二公作为小寨子里辈份最高、话份最重的老人，他矛盾纠结的心态和最终对权力的放手，表达了老一辈人对传统空间的依恋、对现代空间的调适。而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则多已无传统的负担，他们肆无忌惮地去建构、表现新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现代生活空间，譬如藏族实力派青年作家江洋才让《低音炮》、重庆土家族青年作家吴加敏《鸭子塘之夏》的小说空间，人们思想前卫，举止潮流，追逐新风尚，传统生活空间已消失无踪，但“鸭子塘”的世界中人性阴暗堕落，亦是一个物欲化的全新全异世界。

因此，现代空间的开放一方面确然给传统民族空间带来欢欣与变化，故有渝东南土家族作家苦金《远寨》、宁夏回族女作家马金莲《蔫蛋马五》对外界科学新风的朦胧企盼。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空间的快速建构中，民族地区的传统美德却在加速沦丧，自然、人文环境在逐步异化，苗族作家第代着冬《那些月光的碎片》、满族作家苏兰朵《香奈儿》表征在素朴传统空间熏陶成长的乡亲，在现代欲望空间的诱惑下，淳朴本性的逐渐消失、人性的逐渐堕落;当代优秀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代表作《桥溪庄》则极力呈显工业化膨胀给民族地区带来的环境破坏、人种退化、人性萎缩、生命停滞。福柯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4]法国作家布朗肖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深度的、孤寂的生存体验空间。面对现代空间汹汹物欲的冲刷袭扰，一些有良知和忧患感的少数民族作家以自身的空间性处境体验为基础，劈开生活的表层，沉潜到民族生存的渊薮之中，开始反思并反拨现代空间的文明弊病，呼吁重建温馨、多样、和谐的生存空间环境。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5]他的诗歌力作《被埋葬的词》表征现代空间对传统民族空间的湮没，“我”决心要寻找并重建民族传统空间，《守望毕摩》更是要守住川西南彝族传统空间的诗歌宣言;土家族作家李传锋《最后一只白虎》、仡佬族作家赵剑平《困豹》、蒙古族作家陈萨日娜《流泪的狐狸》则批判人类对动物生存环境的挤占与破坏，传达万物有灵的空间分享理念，呼吁善待众生、空间平等的空间实践。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敞开丰富、敏锐的空间体验，对民族空间的场域性、社会性进行了圆满地建构与表达，真正做到了“入乎其内”。但当代少数民族的生活空间，不仅是一个充满自然风情、社会经验与人生体验的差序世界，更是一个充满意义追寻和精神深度的价值世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怎样才能做到“出乎其外”“得其环中”呢？

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空间的彰显

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何表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场景环境及生存状态，还没有深入到民族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空间学大师列斐伏尔和索亚的空间3分法就认为需从精神的方面去理解空间才是完整的空间辩证法，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建构与表现，最后旨归乃在于完成对民族精神空间的传达与阐释。空间中积淀凝练着民族的气质性格和文化精神，民族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生产方式，极力营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民族文化质态丰富多彩。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时空观的价值体验，而这不同的价值体验又规定着不同文化的建构。如土家族，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追认身份的少数民族，但在武陵山清江酉水流域活动已久，汉代就有五溪蛮之称，保存有完好的文化质态。苦金《远寨》等小说在对土家族生活区域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呈显背后，就寄寓着对土家族娱神悦己的民族审美心理、天人合一的民族哲学理念及泛神崇拜的民族宗教意识等土家文化意蕴的凸显与思考。

当然，民族文学空间表征的落脚点不仅在于对民族文化意蕴空间的表现，更在于对民族精神价值空间的归结与提炼。文学作品如果缺少对精神内质的深切关怀与思考表达，其文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在现代或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的价值理念在现代空间中已发生演绎、变迁，既有与时俱进，革除守旧野蛮的民族精神劣根性的一面，更有价值萎缩、失根、无根 (虚无化、空心化）状态严重的异化一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同质化日趋加速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如何进行精神空间的生产，使民族的精神价值空间能吐故纳新、除旧布新，从而保持精神空间中民族优秀价值内核的传承与发扬，是摆在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挑战和共同课题，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应对和文本回答。就田永红来说，他虽是贵州思南的小地方作家，但创作视域不拘一隅，开放创新，主动求变，其小说既敏锐注意到了外在空间的价值理念给土家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困扰与迷惑，但基本内核依然为宣扬土家民族空间优秀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质态，《行走的婚床》《不朽的奏疏》张扬土家人刚健自强、发扬蹈厉的血脉和根基，《走出峡谷的乌江》《炸滩》展示土家民族崇力尚勇、富于反抗的民族气质，《沉重的航道》《湾里》征显山区土家淳朴耿直、重情尚义的民族性格，而《端阳正涨水》《山妹子的歌》则诠释土家男女炽热奔放、忠贞不二的爱情婚姻观。更不用说一些成名已久的少数民族作家，更是自觉将民族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增值作为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老舍《正红旗下》表征老北京满族子孙承续的温文尔雅、谦让礼恭的八旗传统;张承志《心灵史》极力彰显回族人民忍辱负重的苦难和牺牲精神，荡气回肠且百折不回的反抗气质;晓雪诗歌《月下听歌》《舞》《织》编织赞颂苍山洱海地区白族诗性灵动的民族气质和涵蕴悠远的民族性格，俱栩栩如生、刻画传神。

四、结语

平心而论，不排除部分暂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有籍特殊的民族身份和奇异的民族空间而出奇制胜、吸引眼球甚至博得迅速出名的俗念俗举，故有些民族作家如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刻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消减甚至解构创作中的民族空间特征而去关注全人类空间的普世话题。但整体而言，通过空间对文学的圈限、型塑、固化、展演与支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自身的生存体验和空间经验为基础，运用表现、再现、象征、意指、隐喻等诸多艺术表现手法，恢复空间的地方场域性，回归空间的日常生活性，提炼空间的民族精神性，将空间场所化、生活化、语境化，从而打造出一个融构自然空间、社会生活空间、精神空间于一体的多重立体世界，实现了空间的符号化和符号的空间化的良性互动，拓殖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表现范围，增值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表达深度。

[1]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456.

[2]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38.

[3]阎纲.鄂温克人得奖了[J].民族文学，1993（5）.

[4]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福柯等专辑[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0.

[5]吉狄马加.吉狄马加诗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志 洪]

I06.7

A

1674-3652(2017）01-0084-04

2016-11-10

2015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后期吴宓”研究（1949-1978）（2015BS097）；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与旧之间：吴宓与知识分子的交往及自我书写研究”（16SKGH182）。

肖太云，男，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沈从文和吴宓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