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孙珮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王雨辰，孙珮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有机马克思主义；“深绿”和“浅绿”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生态思潮

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出现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红绿”思潮中的最新发展阶段，力图将怀特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倡导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来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剖析有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及其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批判

西方“红绿”思潮主要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等人将怀特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结合不同民族文化，探讨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结果。因此，柯布把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将有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超越现代性、应对生态危机的建设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菲利普等则更进一步,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文化嵌入式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语境下繁荣发展，拒斥主导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宿命论思想。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1]。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和生态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反对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倡导有机论和生态哲学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机械世界观的特点是认为自然界万物都可以还原为最小的物理单元，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以控制自然为目的的自然科学，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机械世界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物理学和生态科学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有机生态思维。这种有机生态思维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共生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当代自然科学的有机思维的基础上的。“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生物圈的这种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就像新的有机生物学，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的、双向的，而非决定论的、单向的。”[1]以后现代科学为依托的整体性思维不仅要求破除机械主义价值观，也对其他现代性价值观提出了批评。柯布认为，现代性价值观是指出现于17世纪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它虽然促进了科技工业的发展及成就，但也导致了生态危机等现代社会的困境。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之一，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高于其他一切生命和非生命体，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先性。人类认为自己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即不管存在物本身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能否成为有用的工具，他是自己的最终价值。现代性价值观认为自然存在物只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片面地将自然当做自己可利用和掌控的对象。

第二，现代性鼓励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现代性高呼人的价值和自由，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这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将个体存在和自然乃至社会对立起来，而忽略社会整体的利益。

第三，现代性主张竞争和斗争，持一种经济主义的立场。它主张个人有做经济决定和追求经济利益的自由，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不关心与周围人和事物的联系，成为致力于通过获取无限的商品而使效用或满足程度最优化的经济人。在理论上表现为，经济学这一学科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极具抽象性。当人们将高度抽象的经济学运用于具体实践时，常常会忽略其理论背景和抽象程度，推论出关于现实的无根据的结论，从而导致“错置具体性的谬论”。

在现代性的指导下，资本主义成为“以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是一种同谋关系，是造成生态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这是因为：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它对利润的追求和资源的有限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会超越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导致资源的紧张。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诱使企业违背或逃避监管，引发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在内的生态危机。其二，资本主义鼓励社会成员追求个体经济利益，并把社会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人和事物的内在价值容易被忽略。这不仅导致了财富不平等和社会不公，还使人类将自己的劳动由自由自觉的活动降低为商品，人由一种社会存在沦为动物式的存在，深陷劳动异化和物化的漩涡之中，沦为“单向度的人”。

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超越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他们所说的后现代性主要指超越现代性的机械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有机思维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过程哲学为基础，以后现代的立场对现代性价值体系逐一进行了批判。其一，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整体论和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组成的共同体中的人。其二，后现代性主张一种相互联系的整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立场，它认为人类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单位或个体，而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是具体的，并且有着真实的内在联系。我们所要理解的自我，不是由一捆彼此独立的方面组成，其存在离不开它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2]。其三，后现代主义明确反对经济主义的做法，它主张人的合作共赢，并认为经济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和缺少对现实的关怀的。

二、以共同体为核心的生态文明观

在批判资本主义、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揭示生态危机根源的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建构出一副新的“生态图景”，力图开拓一条以共同体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共同体是社会的一种形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一个社会能够被称为共同体，就需要，(1)它的成员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成员要负责；(3)这个责任包括要尊重其成员多样性的个性。”[2]具体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可以从生态环境和生态政治这两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生态环境维度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有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思维，其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在于建立生命共同体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共同福祉。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构建一个生态的共同体，并强调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没有地球，我们无法幸存”[1]。它注重事物在整体中的相互联系，认为人类生命的自然存在是以人类生命、其他生命形式和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统一为前提条件的，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这种共同体的观念要追溯到“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1]的怀特海过程哲学。它倡导事物内部的相互联系，主张每一事件都是由它过去的事件构成的，而且，众多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共同体，人类本身也是共同体中的一员。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支持自然价值论。即认为，不只人类，其他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其自身价值，它们都是一个共同命运体的合作伙伴。不仅如此，这种价值是“万物对自己，他物和全体都有某种价值”[3]。也就是说，人、其他生命形式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都有着自己的“生态位”，其中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因此，人类不仅要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还有责任去考虑其他物种的利益。

从生态政治维度来看，共同体的利益仍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信奉的最高准则。它认为，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国家应该追求共同福祉，为人民的福祉而统治。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它主张追求美好事物和共同体福利的积极自由。有机马克思主义区分了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前者是指一种有能力追求和获取美好东西，如好的环境、好的教育、公平的资源分配、更高质量的生活的自由；后者是一种以霍布斯、洛克等为代表的“摆脱限制的自由”，即摆脱他人和政府干预、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它反对资本主义将自由理解为不干涉个人追求私利，并将经济贸易的自由当做衡量一切其他自由的尺度，甚至去支配政治，使其服务于商业利益的做法。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赞成一种“为了共同福祉”的积极自由，主张政府需要去适当干预、引导经济行为，以减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共同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赞成阿里耶·奈尔3种权利理论中的红色权利和绿色权利，即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红色权利是指工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等权利，它关注个人的基本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和共同体的利益。它将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主张政府应进行适当调控；而绿色权利是指一种超越私利的生态权利，它包括平权、后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可以说，红色权利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绿色权利则进一步扩展，它超越了现代个人主义，关注共同体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体现了其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即它试图颠覆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转而强调人与社会、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一共同体中每个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平等关系，主张人类从“征服自然”走向“敬畏自然”。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内含一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为了共同福祉的民主观。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为市场服务的民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实际上保护的是富人的财产。这种民主具有虚假性，它助长富有者利用特权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民主”，以便积聚更多财富。相比之下，穷人易遭受不公平，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分化。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下，富人仍然主导着社会。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体系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并不会引发必要的社会改革。最后，在此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个人主义民主向共同体主义民主的转变，它倡导变革权力关系，改变权力为富人所掌握的现状，树立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观念，并建立共同体的组织。

第四，有机马克思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主张一种服务于所有人的共同福祉的正义观。它明确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即人性是自私的，人的财产权是正义的重要内容，不容侵犯。这种“正义”表现为“得其所应得”，富人的税率不应高于穷人，富人穷人应当平等地得到政府的支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保护富有者特权，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正义”提出挑战，呼唤一种生态正义。它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立场，主张“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关注和保障穷人等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环境权益。此外，它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看待正义，主张正义是复杂和多层面的，追求和谐多样性的统一目标。

总的说来，现代的自由、权利、民主和正义等普遍价值目标是从狭隘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视角出发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有着一种“生态政治”的诉求。它试图规避现代主义价值观，并致力于重建一种基于共同体的后现代的自由、正义、民主和人权观。也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的宣言，对资本主义虚假的正义和自由进行彻底的批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仅限于生态环境领域，更通过一种独特的自由、权利、民主和正义观表达着它追求共同体福祉的政治诉求。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它将共同体的思想贯彻到市场社会主义、有机农业、有机教育等具体的实践主张中，主张一种防止环境破坏和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经济制度，能实现自给自足的、有助于保护和重建农村共同体的家庭农庄经济和注重共同价值观培养的有机教育。

三、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比较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西方环境哲学演化为流派众多的西方绿色思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可以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把握它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得失。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思潮的生态观最为相近。“深绿”思潮的生态观是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提出的，它主张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生物的价值。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思潮的一致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3点。

第一，两者都具有后现代倾向，明确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持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深绿”思潮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人将自然当做满足自身需要的工具性的被动存在物。有机马克思主义和“深绿”思潮一样，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价值体系提出挑战，并认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高于个体的利益。

第二，两者都赞同自然价值论，即认为人类的福利和繁荣以及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和非人类的世界对人类目的而言的有用性无关。只是与“深绿”思潮所主张的“凡是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从关系角度去考察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事物之所以具有内在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生成的关系之中。此外，它对平等的价值提出质疑，认为不是所有存在物都具有同等价值，如“与一只蚊子或者一个病毒相比，人类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2],在现实考量中，这种质疑的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两者都具有整体性思维，都强调人对共同体的义务。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倡建立一种以整个地球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即“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而“深绿”思潮也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要赖以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要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做一个整体来考量。这种视角最具代表性的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即“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的伦理观”[4]。土地伦理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自然界，认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4]。但不同的是，“深绿”思潮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观，这就导致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思潮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上的不同见解。“深绿”思潮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因此它主张一种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的变革，即通过实现社区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减少人对自然的干预，缓解生态危机。这种主张明确反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相比于这种单纯的价值观变革，有机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对生态危机带来的影响考虑在内，倡导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浅绿”思潮的生态观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这是因为：“浅绿”思潮虽然修正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合理内容，但它仍然是以服从资本和个人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通过技术革新、严格的环境政策和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来治理和减轻污染的，并未触及更为根本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它之所以反对污染和资源耗竭，仅仅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的可持发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他们都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探索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红绿”思潮，二者的生态观存在着诸多的一致性：两者关注的核心问题都在于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都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内含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的批判；都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要依靠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尽管如此，两者的生态观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怀特海哲学，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它历史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及出路，并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

第二，两者的理论性质有所区别。不同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秉承的后现代性价值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一种现代性价值立场，它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主要体现为它反对自然价值论，“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5]。但它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那种一切以个人为尺度，以追求个人和资本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承认人类需要的重要性，主张要“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6]，主张“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5]。

第三，不同于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性价值体系和以此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反生态的，它追求利益无限增长的做法必然会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相冲突，造成生态问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企业等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则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上述二者的区别决定了他们在生态观上的问题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第一，两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态度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如本·阿格尔着眼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奥康纳将“文化”与“自然”的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强调文化价值规范和自然条件对生产关系产生的影响；福斯特则强调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是生态批判的核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被破坏，引发了生态危机。相比之下，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认可马克思的基本假设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没有过时，并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研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修正并不十分正确。具体说来，其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全部社会还原为诸如资本和生产工具的基本力量，把观念、思想和意识仅仅视为可不予理会的“上层建筑”，认为思想意识不会对历史产生影响，而生产和资本的辩证历史运动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决定性因素。事实上，马克思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进步的“指示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指标。但他并没有贬低思想文化的作用，相反，他注重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它反映着一定社会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其二，有机马克思主义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时间观和历史观。它认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和思维框架的影响，仍信奉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决定论，只是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替换为社会经济条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夸大了社会经济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唯生产主义者，他并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确保社会进步。相反，他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比封建社会增长了数倍，但人类却并没有因此获得解放，反而深深地陷入了异化。由此，人的能力和力量的增长，潜能的实现和自我的发展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指标。此外，马克思的确强调历史进步，但这种进步需要不断地改变推进，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实现的。其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注重人类社会而忽视对自然界的研究，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缺少生态思想，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西方学者质疑的同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展开了系统的论述[8]。

第二，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蕴含着技术批判思想，但两者的技术观存在着根本区别。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勾连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只能异化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并且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技术为人们制造更多可供消费的商品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有机马克思主义直接将科学技术当作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抽象地反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和“深绿”思潮一样，“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5]。其二，在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前提，利用工业文明的成就来解决生态危机；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减少科学技术应用的传统家庭农庄经济。由此可以看出，在技术批判上，两者都反对技术决定论，但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不够深入，存在抽象地反对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倾向，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其三，在生态政治哲学上，两者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权力关系的变革，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生态学马克思的政治战略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一种以共同体为核心、为了共同体福祉的价值观和政策的变革。

四、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的更远”。的确，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更强调生态和文化的关联性，主张将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地方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刻。其一，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还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理性技术运用和消费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其二，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过于片面，甚至存在误读。虽然它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代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过程哲学结合起来，主张一种与现有文化、经济相适应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但它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进步等方面的观点。其三，更重要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不足。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跳脱出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拘泥于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思维方式，并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的性质，倡导价值观和制度双重变革的重要性。但它在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一，它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走向了其反面，存在一种反工业、反文明的立场。这种立场容易忽视工业文明在社会历史中起到的进步作用。实际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反对技术，它提倡合适的科技而反对过度消耗能源的科技。例如，家庭农庄并不反对运用科技和机械，“我们没有建议抛弃机械设备……规模上的转变会减少机器设备的使用及规模，而不会消除机械设备”[2]。但相比于技术应用，它更倾向于依靠人力、畜力和传统耕作方式的有机农业。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方式虽然节约能源，但具有一种返回原始文明的倾向，是一种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在实践上也难以实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价值论，主张“所有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些内在价值如何衡量？如果都具有价值的存在物之间出现矛盾，如何进行取舍？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科学的标准，只能诉诸于人的信仰和直觉，具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第三，“共同体”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明晰，仍存在着一些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共同体的范围有多大？共同体内部利益如何协调，如何实现？如果共同体内部出现利益冲突怎么办？一个共同体获益会促进所有共同体的福利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例如，人通过养殖动物来获取利益，通过食用动物来维持生命，但是却危害了动物这一共同体的利益。如果此类矛盾不能得到协调，就只能寻求人类生态意识的提升。但如有机教育一样，这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它坚持应当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大力宣扬共同体价值观。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样，属于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总之，有机马克思误读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称作是它自认为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它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使它未能“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可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未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五、结语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注生态危机的新兴理论，立足于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将怀特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是一种探索中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它的生态思想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其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并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利于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规避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其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过程哲学为基础,主张超越现代性价值体系。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弊端，破除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代之以一种追求绿色GDP，“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观。其三，它强调建设一种共同体生态价值观，立足于共同体的福祉思考生态文明，将包括人类和自然存在物在内的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处在过程中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整体的视域和有机思维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它坚持应当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大力宣言共同体价值观，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样，属于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1]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M].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 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思维方式[M].黄龙保,芦晓华，王晓林，等，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4]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2005.

[6]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8] 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辩护[J].哲学研究，2015(8)：10-15.

Analysis of ecological thoughts of Organic Marxism

WANG Yu-chen，SUN Pei-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Hubei 430070, Wuhan, China)

In view of the Organic Marxist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this paper made a comparison among Organic Marxism, “deep ecology”“shallow ecolog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from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world outlook, organic theory, modernity value outlook and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rganic Marxism creatively combines the process philosophy,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to create an organic philosophy that transcends modernity and constructs an “ecological civilized society”. They not only insist on criticizing the value system of modernity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but also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socialism through the community values as the core of organic education, which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non-western-cent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deep ecology”“shallow ecolog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Organic Marxism does not go beyond the Marxis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ill exists on the fantasy of romanticism.

Organic Marxism; “deep ecology” and “shallow ecology”; Ecological Marxism; community; ecological thoughts

2016-11-24

中央宣传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中宣办发[2015]49号)；湖北省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育项目(14zd040)

王雨辰(1967-)，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B089

A

1671-6248(2017)01-005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