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文+刘红涛

忻州是革命老区，也是山西脱贫攻坚三大主战场之一，横跨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市14个县（市、区）中，有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忻州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此，忻州正马不停蹄地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努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积极问诊脱贫攻坚“痛点”，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奋力拼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本刊记者围绕脱贫攻坚的热点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忻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郑连生。

《中国扶贫》：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减少贫困人口1240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脱贫攻坚开局良好。您如何评价忻州去年取得的脱贫攻坚成绩？

郑连生：忻州的脱贫成绩可以概括成六句话：

第一，提升了群众的信心。脱贫攻坚工作让多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老百姓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过去，老百姓因为信息闭塞、发展意识薄弱，缺乏引导，大多数人不具备闯市场的能力，进而对市场经济产生恐惧感，信心不足。现阶段，忻州自实施“一村一业一主体”产业扶贫模式以来，使不具备独立闯市场能力的贫困户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搭建了一个通向市场的通道，让他们重新提升了发展的信心。

第二，促进了群众的市场生产。由原来简单依靠政府引导市场、引导企业、引导农民，变成了现在的扶持具备闯市场基础和能力的能人、大户先发展产业，不具备能力的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确保其生产成果顺利进入市场，把产品变成商品，实现了产品向商品的跨越。

第三，改善了群众的生活。通过产业带动、能人大户带动、企业合作社带动，使贫困户在从农产品转换成商品的过程中获得很好的现金收入，逐渐改善了曾经贫困的生活状态。

第四，改变了干部作风。农村工作，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1978年-2005年），要公积金、公益管理费等，干部与群众接触频繁，干群关系密切、融洽；第二个阶段是“给”（2006年-2015年），给钱、给物、给补贴、给贫困指标等，但干部高高在上，和群众的关系逐渐疏远；第三阶段是“帮”（2016年到现在），层层压实责任，干部有了责任感，纷纷深入一线驻村，帮着群众干、带着群众干，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第五，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群众的关系重新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过去群众上访特别多，而现在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下，干部沉下身子真心为群众着想，真情为老百姓办实事，群众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增收现金拿到手里，相互信任，相互感恩，关系越发融洽。

第六，推进了各项工作。干部作风、群众面貌发生变化，全市上下以发展产业为抓手，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推进了脱贫攻坚工作，为全省脱贫攻坚作出典范。

《中国扶贫》：现在，“假脱贫”、“数字脱贫”等问题不断引起社会关注，忻州的情况如何？能否确保脱贫质量经得起检验？

郑连生：对于杜绝“假脱贫”“数字脱贫”问题，首先要端正各级干部的指导思想，同时教育还是要摆在第一位的。至于脱贫质量能否经得起检验，还要让老百姓和历史做出回答，2016年，忻州的脱贫攻坚实际上仅仅是起步， 2017年由起步转入攻坚阶段，去年的基础工作今年会见效。所以，今年对忻州来讲，就是要啃“硬骨头”，说形象一点，去年有些工作可以靠突击补课补一补，今年必须要靠扎扎实实，久久为功。

《中国扶贫》：今年忻州的“硬骨头”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连生：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难。如何真正让“一村一业一主体”不仅变成现实，且进入市场，持续发展，所以产业发展难在产业基地、自主品牌、龙头企业（市场主体）组建上。二是易地扶贫搬迁难。今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在盖好房子的基础上，难在搬出来后旧房、旧村的拆除和复垦。三是改善基础设施难。部分未搬迁的贫困村，路、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要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而其中的难点不仅是投入，更在运营和维护上。四是技能培训难。有些贫困劳动力需要通过当地农业、加工业生产进入市场就地消化，而有些考虑到当地的承载力问题，就必须要让贫困户掌握一定技能后再流动。所以，我们提出要打造像“繁歭月嫂”、“代县绣娘”、“五台瓦工”这样的扶贫品牌，让其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后持证上岗。五是金融扶贫难。现在农民缺乏资产观念和资金资本市场观念是最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信用基础。忻州实施“贫困户+主体企业+银行+保险+政府”的金融扶贫模式，贫困户是承贷主体，主体企业是用款主体，银行是资金提供者，由市里和扶贫办、保险公司、银行签订合作协议，保险公司、财政、银行三者分别承担70%、20%、10%的责任，银行向贫困户提供资金保障，保险公司替贫困户承担产业风险，鼓励贫困户放心贷，积极发展产业。六是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不够。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干部对政策研究不够，对基层情况吃得不透，特别是运用政策和市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还需尽快提升。

《中国扶贫》：目前，扶贫资金管理权限已经下放到縣级机构，让县里统筹使用，就忻州目前的情况看，您觉得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扶贫资金使用率是否提高了？

郑连生：概括两句话，第一是扶贫资金的拨付率、使用率肯定是提高了，并且完全能够达到按进度拨付和使用。另一句是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还远没有发挥出来，远没有把扶贫资金作为一个资本金来对待，还未能调动更多的资本市场的资金和社会资本服务于脱贫攻坚，没有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国扶贫》：对于扶贫资金监管问题，忻州有什么好的措施？

郑连生：我个人感觉监管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固然需要我们继续注意，但专款专用、资金安全使用还是可以放心的。最基本的办法，一个是信息化，第二个是公开化，接受方方面面监督，第三是严查扶贫腐败，打虎拍蝇，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

《中国扶贫》：据了解，忻州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脱贫攻坚问责办法，您觉得此办法有何亮点？

郑连生：亮点就是注重事前警示，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纪律这把快刀，教育就没有说服力，制度也没有约束力，一切都是空的。必须要事前发安民告示，告诉大家一旦触犯会受到怎样的惩处，也就是利剑高悬、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我们制定这个办法的意义所在。应该说，越是成熟的纪律，到最后越是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就越是它的最高境界。

《中国扶贫》：目前，国家已经全面完成了2016年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和考核工作，去年忻州的评估考核效果如何？发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郑连生：第三方评估是对精准扶贫成效和质量考核的一个创新，最大成功在于“随机”。随机抽查，让乡村干部、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不得不扬鞭自奋蹄，认真按照脱贫要求办事。但是，因为考核是指挥棒，而出现了个别基层干部“过度关注”第三方评估的制表、项目、方式，出现了为评估而工作的现象。对此，我们忻州的做法，就是事先明确做好脱贫攻坚的三个根本标准问题：一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这是根本；第二是考核标准，这是省里对市、县、村的考核，还有国家第三方评估与省际交叉考核，这是标志；第三是奖惩标准，也就是县、村在同类型中的排序问题，这是最终目标。只要真正做好这三个标准，问题才能解决，脱贫也就能经得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