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敏

以“辞海精神”铸造传世精品
——浅谈《辞海》编纂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张 敏

《辞海》是以字带词，融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而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已有八十年历史，并经历了五次修订。“辞海精神”是《辞海》工作者的精神支柱，而《辞海》编纂、修订实践中形成的质量保障体系又从制度上保证了《辞海》的高质量。这个体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严密的组织工作、精细的总体设计、完善的工作程序和成套的制度建设。

《辞海》；辞海精神；质量保障体系；综合性词典

《辞海》是以字带词，融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而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大型综合性词典，是我国的原创性精品文化工程。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至今已经历五次修订，形成六个版本，一直保持高质量。2016年12月29日，为庆贺《辞海》出版八十周年和《大辞海》全部出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信，肯定《辞海》“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八十年来，参与《辞海》编纂出版工作的各学科专家、学者和编辑出版人员，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诠释了“辞海精神”，为我国的文化建设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本文从《辞海》编纂历史角度出发，总结《辞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辞书编纂质量保障体系，希望能够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七版《辞海》编纂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一、《辞海》打造精品的八十年历程

19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与他的同仁徐元诰（曾经担任上海道尹）、范源濂（曾经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等商议决定，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词典。经再三推敲，这部书被定名为《辞海》。编纂起步后，遭遇不少困难，陆费逵千方百计物色最佳主持人。从1923年起，他多次邀请舒新城主持《辞海》编纂工作，直到1928年4月第七次邀请，舒新城才同意。在舒新城主持下，编纂工作进展顺利，1936年出版了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第一版《辞海》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新国际词典》为参照，不仅着眼于解释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解释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还重点收录了日本侵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这些揭露日军侵略行为真相的词条，彰显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呼应了当时国家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同时，《辞海》借鉴和吸收《辞源》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取长补短，后出转精，体例比较严整，便于读者查考。因此，《辞海》一出版就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形势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呈现新的格局。第一版《辞海》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需求，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造。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新城提出了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主席极为赞成，并主张先修订《辞海》，请舒新城挂帅。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将《辞海》的修订工作和有关问题向中央并报毛主席请示。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的回电，并遵照毛主席指示，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为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1960年舒新城逝世，1961年陈望道继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主编。经过数年努力，推出《辞海》试行本16分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修订，终于在1965年完成《辞海》（未定稿）的编纂，印两万套内部发行。特意标明“未定”和仅在内部发行，意在通过听取读者的反馈意见后予以进一步完善，再出正式版。由此可见编委会和出版社对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审慎和精益求精态度之一斑。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辞海》工作下马，没能作后续完善的“未定稿”便成了《辞海》的第二版。

历时十年的“文革”造成我国的辞书园地一片荒芜，甚至在某国政要访华时赠送我方一套百科全书后，我们只能用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作为国礼回赠。十年浩劫过去之后，社会恢复正常发展，亟需有分量的权威辞书。1978年10月初，国家出版局向上海市出版局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要求在1979年国庆节前正式出版修订版《辞海》。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已经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成立，以束纫秋社长为首的社领导日以继夜研究，从速提出方案。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因为第二任主编陈望道已于1977年逝世，决定由夏征农继任主编，请尚未“解放”的罗竹风出山继续担任副主编，并主持常务工作。修订工作以《辞海》（未定稿）为蓝本，但这部“未定稿”受修订时期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带有较多极“左”的倾向。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大胆否定了在《辞海》编纂中存在的极“左”倾向。同时，为了保证编校力量，束纫秋接受巢峰的建议，向兄弟出版社借调几十名编辑和几十名校对人员一起参加《辞海》编校工作。编校人员与作者们紧密配合、协同工作，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努力奋战，终于按计划完成任务，第三版《辞海》在1979年国庆节前问世。

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此外，梳理、总结这版《辞海》编纂出版工作的实践经验后还形成了几个成果：（1）确定十年一修订的制度，从而使《辞海》能够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档案馆”。（2）确定了既收单字、普通语词，又收百科词语的总体框架结构。（3）形成了直接、简明解释知识的各类条目释文模式，“内行觉得不错，外行感到能懂”的特点十分适合中等及以上文化程度读者的实际需要。（4）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

1984年开始启动《辞海》第三次修订。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经过作者和编校人员共同努力，第四版《辞海》于1989年国庆节前推出，其质量在已有基础上又有很大提高。江泽民同志为之欣然命笔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这版《辞海》的进步主要在于：（1）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和研究水平。（2）进一步清除极左观念残余。（3）增补条目，准确反映历史事实。（4）订正错误，更新内容，进一步完善释文。（5）检索方式上增加四角号码检字法，以适合部分读者的查检习惯。

1996年，《辞海》第四次修订启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9年国庆节前如期出版了第五版《辞海》，江泽民同志为它题写了书名。该版《辞海》在内容方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增加新词目，采取新解释，贯彻新规范，提供新数据，换用新图片，等等；在形式方面，分别按颜色（彩色印刷或黑白印刷）、正文编排形式（按部首或按音序）、字号大小和相应卷数（用一般字号的多卷本或缩小字号的单卷缩印本）等特征进行不同组配，从而增加了好几种版本，以适合各种读者的需求。

2004年，胡锦涛同志到上海时，专程登门看望了《辞海》主编夏征农，勉励做好《辞海》修订工作。2005年初，《辞海》第五次修订工作启动。2009年国庆节前夕，第六版彩图本（五卷本）率先面世。之后，普及本（三卷本）、缩印本（一卷本）、世博珍藏版（一卷本）和典藏版（九卷本）相继推出。2010年3月，又推出以第六版《辞海》为主要内容的“辞海悦读器”。《辞海》（第六版）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其篇幅较第五版略增，总字数约2200万字。条目除了删旧增新外，仍然保留的也充分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新成果更新释文。此外，按照读者的查检需求，本版的语词部分改变了以往只注重古汉语词汇的做法，增收了常用的现代汉语普通词语。

二、严密的组织工作是编纂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

辞书界前辈巢峰常说，一部大型辞书的编纂，靠的是“七分组织，三分编写”。这句话，充分说明组织工作在编纂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辞书得以保持高质量的前提。《辞海》在编纂（包括修订，因每次修订都与编纂相仿）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从总体设计到组织作者撰稿，从编辑工作各个环节到排版印订的监督，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甚至对后勤保障也有一套详细的规定。

在组织工作中，最难的就是队伍的组织。《辞海》有比较稳定的两支队伍：一支是作者队伍，一支是编辑出版队伍。作者队伍中，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舒新城、陈望道、赵朴初、张友渔、钱伟长、周予同、裘沛然、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郭绍虞、刘大杰、沈克非、程门雪、周信芳、俞振飞、贺绿汀、丰子恺、蒋孔阳、周谷城、谭其骧、朱物华、冯契、石美鑫、谢希德、费孝通、叶叔华、翁史烈、杨福家，等等，灿若群星，熠熠生辉；此外，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科院、军科院、中国社科院、国家测绘局等国家有关部门，都组织力量参与编写《辞海》条目。编辑出版队伍中，有夏征农、石西民、赵超构、李俊民、杭苇、罗竹风、陈落、束纫秋、巢峰、严霜、杨祖希、严庆龙、王芝芬、杨关林、鲍克怡、徐庆凯、陈昕、张晓敏、彭卫国、潘涛，等等，这支队伍总体上富有辞书编纂经验，并在学科专业知识上包罗比较齐全，其中不乏在某个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两支队伍都保持相对稳定性，虽然其间有很多人辞世，但是也有新的力量不断地加入进来。有很多大型工具书在编纂、出版时也都组建了作者队伍、编辑出版队伍，但绝大多数在出版任务完成后就自动解散了，能像《辞海》这样保持相对稳定的两支队伍的可谓极少。

除了以上两支基本队伍之外，承担编辑出版任务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还在编纂工作的不同阶段从社外聘请了一些专家，帮助审稿、通读、论证等，协助《辞海》各学科稿件的把关。

三、精细的总体设计是编纂质量保障体系的纲领

一部精品辞书的编纂，首先要搞好总体设计，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总体设计，就不能顺利完成编纂任务，更谈不上高质量、高水平。虽然最初的设计方案可能不是那么完整、准确，要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改，但是在编纂工作启动之初，一定要非常注重总体设计。

舒新城先生在总结1936年版《辞海》的编纂经验教训时说，当年编纂时没有一个通盘计划，各学科极不平衡，以致在出版新版《辞海》时需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的几版在修订编纂时，从制定比较简单的编纂计划到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编纂方案、编纂体例，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如第二版《辞海》在编纂之前，对百科条目进行了分类，规定了各学科收词的适当比例。第三版开始编纂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有很多思想禁锢还没有解除，很多重大条目的撰写或修订遇到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出台，着眼《辞海》总体对很多问题提出了原则性处理意见，为这版《辞海》的编纂指明了方向。第四版在编纂之初的1984年，就吸取以往各版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编纂方案和编纂体例，并将编纂体例编成《辞海编纂手册》印发给各学科的分科主编、作者和编校人员。之后，第五版、第六版和第七版（正在编纂过程中）均在此基础上，一开始就有较为系统完善的编纂方案和编纂体例，并且从第六版起还把编纂方案列入《辞海编纂手册》。

编纂方案着重宏观，主要确立《辞海》编纂的方针原则、基本框架、组织架构、编排方式、时间进度、工作流程等，等于是全书的“灵魂”；编纂体例则相对注重中观和微观，旨在为保证《辞海》各类条目的内容完备、表述得当及在整体规格上较为妥善和统一创造条件，使作者和编辑都能从工作一开始就有章可循。总体设计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编纂原则。历版《辞海》在制定编纂方案时都会强调，要“坚持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简明性的统一，严格遵循辞书编纂的规律”，这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中的政治性，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法必依，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主权和利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涉外问题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科学性就是编写条目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条目的内容要客观、准确，不但在词义的解释上，而且在字形、注音、数据、引文、插图等方面都有客观依据。知识性就是要为读者提供与大型综合性词典的性质和任务相适应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的量和层次是必要的、适当的，既能满足读者的一般需求，同时又不过专过细，与大型语文词典和大型专科词典有着实质的区别。稳定性就是条目的内容在较长时期内适用，不出现变动性较强、仅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段的内容成分；新词的收录要以有一定的时间积淀为标准。简明性就是要言简意赅，要言不烦，词能达意，易于理解，不写空话、套话、废话，不重复累赘、生造词语。

二是总体框架。《辞海》涉及的大学科有40多个，小学科有100多个，内容涵盖了普通语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的几乎所有学科，如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心理学、管理学、民族、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语言学、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化工、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药科学、农业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机械电气、建筑水利、交通，等等。在各个学科的收词上，要尽量做到既有学科系统性，又有总体上的收词量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适时增加新的内容，删去过时的内容，反映时代的需求和研究水平。

三是编纂体例。编纂体例规定了收词范围、收词原则、词目的定名、词目的分级和字数、释文的撰写顺序、图片配置的原则等，这些都是辞书编纂中最为重要的规则。此外，体例还对义项符号、字形、注音、纪年、古地名加注今地名、引文、外文夹注和译名、参见方式、标点符号用法、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用法等技术规格作了详细规定，并且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对每一个步骤的具体实施也有具体要求。

四、完善的工作程序是质量保障体系的重点

要保证《辞海》的质量，使之成为可以藏之名山的巨著，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品，还要有完善的工作程序，通过层层把关，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辞海》编纂的工作程序是一步步完善起来的。第一版《辞海》在编纂时，并没有完善的框架设计和收词原则，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工作程序。自第二版起，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编纂方针，但工作程序尚在实际编纂过程中摸索。编纂第三版时，由于时间十分紧张，也未能制定较为健全的工作程序。自第四版起，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了一套工作程序。从确定编纂方案、修订编纂体例起，直到组稿、撰稿、审稿、编辑加工、审定发稿、校对、专项检查、专家审读等，都是按既有的工作程序进行。此后各版《辞海》的编纂，都在总结既往的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不断完善。如第七版编纂启动之后，制定了《〈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的时间表、责任人、流程图》，规定了在组稿、撰稿阶段责任编辑应该做的工作，规定了稿件交到出版社后，在三级审稿、编辑加工、配图、审定发稿、校对等各个环节需要做的工作，以及送审、专项检查、印前监督、印后检查等的工作规范。这个工作程序大致上可概括为：框架设计—收词—专家论证—作者撰写—分科主编审定—配图—出版社三审—责任编辑加工—专题送审—审读室把关—审定发稿—多次校对—专家通读—专项检查—开印申请—样书检查等。

通过对工作程序的明确规定，理顺了各环节的关系，可以为进一步提高《辞海》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成套的制度建设是质量保障体系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

《辞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建立起一整套规章制度以指导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一是切实根据国家的规定，严格执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辞海》的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其中有些学科如国际、民族、宗教、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近现代史等，涉及政治、民族、宗教、疆域、重要人物等内容。对这些稿件都报请有关部门审核、备案。

二是制定一系列内控制度以加强内容管理。为了做好《辞海》项目，上海辞书出版社设立辞海办公室，专门负责《辞海》的进度与质量管理，并由各位副总编负责自己所分管编辑室范围内的《辞海》相关工作。同时，制定了专家论证制度、进度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等。

1.专家论证制度。《辞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建立并严格执行专家论证制度。专家论证的范围包括各学科的框架设计、词目选定、释文规范等。通过论证，充分吸取相关学科专家和辞书专家的意见，在正式编写条目之前就为全书制定了可行的规范，从而保证了内容质量。出版社规定，将专家论证工作列入《辞海》编辑工作的考核内容和发稿出书的必备程序，以进一步保证《辞海》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

2.进度管理制度。辞海办公室对《辞海》各学科条目的撰写、审稿、编辑加工、审定发稿、校对等环节进行全过程协调管理。有专人负责《辞海》项目进度与质量跟踪管理，与各个编辑室保持密切联系，每月汇总一次《〈辞海〉工作进度表》，并编制《辞海工作简报》，通报各学科的编纂进度，密切跟踪各环节进度。碰到问题及时充分沟通，并报请社领导协调有关部门解决。

3.质量管理制度。在严格执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所规定各项质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辞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辞海〉质量管理办法》，从词目确定、词条撰写、编辑校对工作、排版印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进行质量管控。规定各学科在收到词目单初稿后都必须进行三审，专门进行收词论证工作。论证会后，要按照专家意见对词目单框架、具体词目增删、样条等进行整改，相关情况的总结作为该学科发稿的必备要件。作者编写的条目稿件，须经分科主编审核通过后责任编辑才能收取。条目原稿经过三审和编辑加工后，才能申请审定发稿。发稿后，除了由专业校对人员校对外，还要进行专项检查，内容包括明暗交叉、参见落实、古今地名、外文、引书格式、公式等共16项。除此之外，还聘请社外专家、学者、资深编审，对全部校样进行通读，同时安排审读室的编审进行审读。审读工作的重点是：注意政治和政策性问题，对政治导向、思想品位进行把关；消灭明显的知识性错误、文字差错等。成书出版后，还按照出书后评审制度的要求，专门邀请一批专家、资深编辑人员合作进行审读，找出存在的错失和不足之处。错失在重印时即予以挖改；不足之处经多方论证确认后，在下一版的编纂中予以改进、完善。

综上所述，在《辞海》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在“辞海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传承与创新始终是不变的主题，也是铸造《辞海》品牌的必要前提。《辞海》有八十年的历史积淀，八十年的文化传承，八十年的精心磨砺，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高，其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也将会越来越大。

（作者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