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湘阳 马丽娟

浅析早期印刷物对宗教题材的选择

吕湘阳 马丽娟

中国早期的印刷物品和欧洲印刷术早期的应用有一个共同点，即首先选取宗教题材。中国自唐至五代的几百年，佛教印刷一直占统治地位，而印刷术传入西欧后则以基督教印刷品为主体。中国与欧洲为何在印刷术刚兴起的时候都极为相似地印刷宗教内容？除了宗教本身的需求以外，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有何影响？对比隋唐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末期及宗教改革早期的西欧，探讨这一相似现象的背后因素。

早期印刷物；抄经；宗教；印刷术

[作 者]吕湘阳，硕士，新疆团校讲师；

马丽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宗教活动的需要

既然是有关宗教题材的雕印，那就先从宗教本身说起。宗教本身就是重视宣传的，将宗教教义普及得越广，让民众成为虔诚的教徒越好。但不同的是，伊斯兰教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而佛教和基督教对此并不严禁。因此最初中国和西欧的印刷品都是神像。最重要的是，佛教和基督教都提倡抄经，而这两个宗教分别在中国和西欧都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大量经文的需要，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和推广，也是解释西欧印刷术最初应用于宗教的原因之一。

（一）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与当时在中国发展也很快的道教不同，道教人士认为道教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又是变化无穷的。人们不能见到神的真容，表现出来反而使其世俗化。①肖东发：《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源与流》，《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7期。而佛教徒非常追求偶像崇拜，东方净琉璃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都有多位佛陀、罗汉居住，而中方娑婆世界则是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的世界。而中国老百姓对佛教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功利性”的拜佛，比如文殊菩萨、送子观音等。无论是佛教徒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偶像的崇拜与道教比较要强烈得多。佛教徒更迫切需要发明一种技术，把复制图文统一协调起来。

而且佛教徒还反复宣称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中就曾说：“（写经等）有五种胜功德：一如来忆念亲近，二摄福德，三赞叹法及修行，四天等供养，五灭罪。”②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由此可见写经对于佛教信徒的重要性。只要怀着虔诚的心书写佛经，“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就可以“见释迦牟尼佛”，就可以“灭罪”。

从佛教传入中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后，从上至下抄写经书规模很大，同一部佛经往往要被抄录成千上万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被称为“经生”和“佣书”。五代时期的敦煌的第四任统治者曹元忠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雕版印刷工程，包括毗沙门天王、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画，以及《金刚经》的刻印。为了积攒功德，虔诚的信众也动辄力图写经上百、上干甚至上万卷。有财有势者固不难做到，但广大的善男信女们既难以靠一己之力在短期内了此心愿，又缺乏财力大量购买或雇人写经。③同①。因此，芸芸众生迫切需要找到一种便捷的复制佛经的办法，以助他们广积功德。

（二）欧洲基督教

中世纪，西欧人的群体认同感是地方性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在西欧范围来说，首先肯定是宗教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对广大普通人来说是神圣、神秘甚至是不可触及的、以拉丁文手抄本为载体的本体论宗教思想之上的。④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由于基督教会垄断了欧洲的文化、知识和教育，从中世纪的开端直到12—13世纪时大学建立为止，图书的生产实际上局限在修道院里。修道院和其他宗教组织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书籍的制作、复制以及和书籍相关的文化。与佛教惊人地相似，以“原罪”为核心的基督教也提倡抄经，不过抄经不是为了积攒功德，而是为了赎罪。

抄写是修道院里的僧侣们每日必修的功课。他们认为抄书是一件伟大而神圣的工作。⑤同④，第36页。抄写室的抄写工作不仅仅是一项职业，而且是一项宗教义务——凭宗教热情而选择从事的工作。他们认为抄写的工作实在赎罪，甚至可以把抄写的质量和数量折算成可以赎买的在涤罪所中的年份。教士们信奉“抄写上帝的话愈多，魔鬼所受的痛苦愈大”。《圣·本尼狄克教规》指出，抄书和阅读是宗教任务，比其他脑力工作更重要。①彭俊玲：《印刷文化导论》，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综上所述，无论是佛教的积攒功德，还是基督教的赎罪，神像和经文都是为了求庇佑的。而在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仍然很艰难，人力对抗自然的力量总是显得渺小和力不从心，因此对宗教深信不疑者又在大多数，广大的平民信徒似乎更需要这些宗教经像。

二、宗教信仰者扮演的角色

（一）中国的佛教僧侣

前面第一部分已经说明了，出自对佛像和佛经的需要，一旦印刷术发明，就立即会得到佛教僧侣的首先使用。但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佛教僧侣不仅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和推广者，更是倡导者和发明者。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②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85页。雕版印刷术应是出自佛像雕印。在技术层面，雕版印刷技术是由印章技术过渡而来的，但是印章技术在应用了两千年后才转为雕版印刷，这一转变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能够进行大型反文雕刻的技术方法；二是大面积刷墨印刷经验；三是由“唯印性”向“泛印性”的功用转向。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在“佛印”捺印佛像蔚成风气后得到解决。③赵永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南开大学博士生毕业论文（打印本），1991年，第58-59页。转引自肖东发：《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源与流》，《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7期。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展览中，有一件佛经为《杂阿毗昙心论》卷10写本。背面捺印有数幅佛像。纸幅高14.5cm，宽11.8cm，中间是坐姿佛像，四周环绕梵文文字。佛像印度人装束，线条流畅均匀。梵文字母虽小，但刻制非常精细。经研究，这些佛像是用同一块印版每着墨一次，在纸上连续捺印3—4次而形成，从墨迹变化来看，捺印的顺序是自左而右。④同①，第82页。至于这件展品的印刷时间，一说东晋（317—420），一说南齐（494—502）。南齐灭亡的时间是6世纪末，这样也可以解释早期佛像的捺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除此之外，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佛教在印刷技术上的贡献还在于活字盘的使用。当北宋毕昇发明活字版时，曾试用过木活字，但因印刷效果不佳遂半途而废，更谈不上取雕版印刷而代之。到了元代，农学家王桢在13世纪末创制了木活字。在敦煌曾发现一个回纥字的活字盘，据研究是元初的遗物。它以一单词为一印，应是根据汉文的木活字而设计制造的。从现存的回纥文典籍的内容来看，大都是佛教方面的书籍。因此，活字盘的最早使用，是为了印行佛经的需要，几乎是无可怀疑的了。⑤潘猛补：《论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摘自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414页。

由文献和现存实物可见：年代最古的为佛像，数量最多的为经咒，印刷水平最高的为佛经。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6—7世纪之交，发明者是中国的佛教徒，因为他们具有极强烈的复制图文传播佛教的愿望，又肯花气力多方探索与实践，终于获得成功。⑥肖东发：《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源与流》，《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7期。而活字印刷术最早的使用也是为了印刷佛经，佛教对印刷技术的贡献不可估量。

换句话说，佛教僧侣对佛像和佛经的需要，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而不是等到印刷术发明后佛教僧侣才开始利用它满足前者的需要。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在其他如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身上出现，儒家经典、科举及教育用书尽管也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但其标准本的确定及颁行权在官方，未经许可，民间不能自行大量复制。⑦同⑥。甚至于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后，都没有引起统治者和儒家学派的重视。⑧同②，第83页。因此，雕版印刷术发明的主力军是佛教僧侣和民间雕印工匠。

既然佛教僧侣及其相关的雕印工匠是印刷术最初的发明者，那么不论是试验还是真正投入使用，印刷的内容就必然是与佛教相关的内容了。因此，从佛教僧侣在印刷术发明和推广的过程扮演的角色来看，不难理解佛教印刷品是中国早期印刷的主体这一现象。

（二）西欧的基督教徒

西欧的基督教徒首先扮演的角色是印刷术的传入者，而宗教画和纸牌是印刷术传入欧洲的先导。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尚未发现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欧洲在15世纪开始的印刷活动是从中国传过去的。⑨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14世纪末15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木版雕印的纸牌、圣像、与民众用的经典、学生用的拉丁文法课本。⑩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欧洲雕版印刷品现存最早者，是之前提到过的1423年圣克里斯道夫像。而且欧洲出现的早期的雕版印刷的宗教图片，格式和中国佛教印刷品极为相似，图文并重，上方是图像，下方有几行文字。不仅图像如此，欧洲早期木板印本也完全是模仿中国书的刻板、刷魔和装订等工艺程序生产出来的，具有中国元版书的外表。①[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75页。木雕版印刷书籍最初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存和传播文学，而是为了用绘画和少量文字解说的方式改编一些宗教神话故事给部分有初等文化者看，有着明显的道德教化倾向。②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后来基督教印刷的经典作品也与中国佛教的经书一样，附有精美的、着色的插图，而中国佛经是雕刻的书籍中最先出现插图的图书。③彭俊玲：《印刷文化导论》，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综上所述，来中国传教的宗教人士极有可能将这种图文并茂的印刷物带回国。一方面有可能最早出现的宗教印刷品是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另一方面，带回去的佛教印刷品激发了民间仿照的印刷行为。这样一来，欧洲最早的雕版印刷物是宗教内容也可以得到解释。

三、结语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佛教传入中国已久，经过南北朝的发展，隋末唐初已经十分兴盛。如此虔诚的佛教徒，对佛像和佛经的需求促使他们主动探索复制经像的技术方法，他们既是雕版印刷术的最积极的发明者，也是其最广泛的使用者和推广者。再加上隋唐统治者的提倡和广大善男信女的需求，中国早期的雕版印刷物则以佛教印刷品为主体。

虽然不能确切地证明欧洲的印刷术是由中国传入的，但是仍有大量实物和文献表明欧洲早期的雕版印刷物和中国的佛教印刷品有极大的相似性，欧洲与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继承关系不容忽视。再加上中古时期的欧洲被教会严格控制，图书的复制也由教会垄断；平民信仰者对经书和圣像的需求，欧洲早期的雕版印刷术最早应用于基督教。相同的是，宗教徒狂热的信仰和都对印刷术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1]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