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华

汉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的墨家思想

郑林华

汉景帝的《令二千石修职诏》不但与墨家思想高度吻合，甚至诏令中许多文句与用语都引用或化用《墨子》原文。究其缘由：一是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墨学在汉初仍然有重要社会影响。二是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一方面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吸收墨学，强本节用，黄老与墨学并用，这在文景二帝治国之道中得到很好体现。三是汉文帝的言传身教对汉景帝也有相当影响。

汉景帝 《令二千石修职诏》墨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 北京 100080

汉景帝的《令二千石修职诏》与汉文帝的《议佐百姓诏》、汉武帝的《求茂才异等诏》被后人称为“汉兴三诏”。这三个诏令收入《古文观止》后，流传甚广。由于人们大多以为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学，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汉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浓郁的墨家味道。

一、《令二千石修职诏》与《墨子》原文的对照

《令二千石修职诏》出自《汉书》卷五《景帝纪》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夏四月条目。全文如下：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

以下逐句比对诏令与墨家思想甚至措辞之一致处。

（一）“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所谓雕文刻镂，主要指王公大人大兴土木营建楼台宫殿，富丽堂皇、雕栏画栋，堪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甚至日常器用之物也要精雕细琢。所谓锦绣纂组，主要指王公大人、妃嫔媵嫱、王子皇孙们身上穿着华丽的绫罗绸缎、锦罗玉衣，其日常器用之物即使是舟、车之类也要装饰这些高级纺织品。汉景帝在诏令中开门见山，指出这种奢靡之风伤农事、害女功。诸子百家中，墨子对统治者这种夸富斗艳的行径最为反对，他批判当时的王公大人“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2]“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3]“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4]墨子认为人的欲望无穷无尽，统治者奢靡无度只会害人害己：“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倡优，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身死国亡，为天下戮。 ”[5]汉景帝诏令中的“刻镂”“锦绣”等词，在《墨子》一书中反复出现多次，而且都是作为批判性对象。汉景帝也将这些东西列入 “负面清单”，一“伤”一“害”，足见其鲜明态度。

（二）“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如果农夫被征发去修建各种宫观园囿，描龙画凤，荒废农时，没有收成，一家人肯定要挨饿；妇女如果只能为王公大人织锦绣绫罗，而不能为自家织布，就会导致家人无衣可穿。这些都是导致人民饥寒交迫的根源。汉景帝这一思想与墨子的思想完全一致。墨子认为因为王公大人 “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 ”[6]“单（同“殚”）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7]“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8]汉景帝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诏令中“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一句，与墨子讲的“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几乎连文句都差不多。

（三）“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的谥号都加了“孝”字，如汉文帝谥号为孝文皇帝，汉景帝谥号为孝景皇帝，汉武帝谥号为孝武皇帝。推崇“孝”道的不止是儒家，墨家也非常讲究“孝”道，并且将“孝”视为治天下之道：“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9]汉景帝之所以亲自耕田，皇后亲务蚕桑，其目的一是要做天下人的表率，二是表明对于祭祀的高度重视，因为皇帝与皇后亲自耕织提供的贡品，最能表达对祖先鬼神的敬重和诚意。而神道设教既是儒家的主张，同时也是墨家的鲜明特色之一。墨子强调“天志”和“明鬼”，《墨子·明鬼下》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选效，必先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毕立于朝，牺牲不与昔聚群。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10]汉景帝诏令中提及的“宗庙”“粢盛”“祭服”等词都可以在《墨子·明鬼下》中找到，而且墨子这段话也可以从神道设教方面解释为何皇帝那么重视“奉宗庙粢盛祭服”。

（四）“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这是汉景帝声明自己不接受臣民和地方的进贡，同时要求减少皇室膳食费用，以减少百姓的徭役赋税。此处主要是强调饮食要节制节约和轻徭薄赋。统治阶级往往最重口腹之欲，极其讲究饮食，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墨子形容那些王公大人“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11]汉景帝深知要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桑，让百姓家有蓄积，才能防备凶年水旱灾害。这一思想也是墨子屡屡强调的。墨子认为统治阶级只要在衣食住行等个人享受方面加以节省，就能做到府库充实，百姓家给人足，国家也就有财力兴办各种事业：“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12]“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和汉景帝诏令中的“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完全是一个意思。

（五）“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这一句可谓是汉景帝的理想，而这一句也最富有墨家精神，颇有墨子“兼爱”的味道，最能体现墨家思想对汉景帝的影响。墨子认为：“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13]为了保护弱者，墨子提倡“兼爱”。墨子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做到 “兼爱”，就可以天下大治了：“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14]而且墨子的“兼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伦理主张，他要通过“兼相爱，交相利”来建立一个人人互助的理想社会：“吾将正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15]汉景帝诏令中“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这句话几乎是照搬和化用了墨子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六）“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当时农业收成不好，百姓食物不足，汉景帝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特别强调：是不是因为奸诈虚伪的人当了官，而贪官污吏只知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这一思想在《墨子》中也多有出现，墨子强调“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还多次批评儒家“诈伪”：“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16]“夺”字在《墨子》一书中更是反复出现：“暴夺民衣食之财”“亏夺民衣食之财”“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等等。诏令所谓的“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其实就是墨子坚决反对的“厚作敛于百姓”。

通读整篇诏令可以看出，汉景帝要求去掉都是墨子所谓的“无用之费”，要求保护的都是墨子说的“农与工肆之人”，要求禁止的都是墨子强烈批判的统治者 “暴夺民衣食之财”“厚作敛于百姓”的殃民行为，要求实现的也是墨子提出的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存需求，以便实现天下大治。汉景帝这篇诏令可以说是贯彻了墨子提出一条的根本原则：“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17]“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18]

二、墨家思想得以影响汉景帝的政治文化因素

汉景帝发布这一诏令时，距西汉立国恰好60年。汉兴之初，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尖锐地摆在汉朝统治者面前，如何让西汉王朝实现长治久安，这需要治国者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面对秦朝酷法与秦末战争破坏，西汉统治者拨乱反正，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这一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则体现为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了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于是诸子百家之学在汉初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墨学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在汉初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虽然号称百家争鸣，但按照班固的说法，他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不论是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著名思想家，比如庄子、孟子、荀子等，还是近代以来对墨家或儒家持不同立场的著名学者，在先秦诸子中首先都推重儒、道、墨三家。《庄子·天下篇》被学界认为是开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之先河，其对先秦学术流派的梳理论述一直为诸多学者所赞同，梁启超对此深有同感：“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絜当时学派之大纲，……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老、墨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也。”[19]又如《韩非子·显学篇》概括当时的学术界状况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20]当时诸子都是孔墨、儒墨并称，足见墨家学说之巨大影响。如《韩非子·显学篇》曰：“孔墨皆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21]《韩非子·五蠧篇》曰：“今儒墨皆称先生兼爱天下，则视民如母。”[22]《吕氏春秋·当染篇》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3]《吕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4]

到了汉初，与汉景帝差不多同时代的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等书，都非常重视墨家思想，这些著作对墨子和墨家学派的评论不下数十次，而且仍然是往往将墨子与孔子并列，比如贾谊《过秦论》说：“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25]《淮南子·主术训》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司马谈在论述六家要旨时，批评儒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是直接引用《墨子·非儒》中的原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也都成为当时的成语，可见汉初思想界仍将墨子视为与孔子地位相差无几的圣人，同时也说明墨家思想在西汉前期影响甚为深广。汉景帝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社会上的重要思潮自然而然也会对他有所影响。

（二）秦朝短命殷鉴未远，但社会又出现新的奢靡纵欲势头

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在总结秦朝短命的教训时，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论断。所谓“仁义不施”，主要是统治者纵欲无度，横征暴敛，天下苦秦，民死沟壑。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描述的：“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真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汉初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的奢靡生活是以百姓饥寒交迫为代价的，天下初定，为求久安，统治阶级必须节制欲望，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汉初的社会安定。

然而，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清静无为，一方面虽然能够让老百姓得以喘气，但另一方面也放任或者说鼓励了自由竞争的暴力。如果人类社会也像动物界那样单纯是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那么在生存竞争中，往往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强者能够取得优势，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者则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自由竞争不能约束强者，于是强者又容易流于为所欲为。黄老之学显然不能从思想意识上限制强势阶层的奢靡纵欲。因此，西汉建国不久，最晚在汉文帝之世，统治阶级又出现了奢靡纵欲的苗头。

贾谊对当时的奢靡现象颇不以为然：“夫雕文刻镂害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馀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冒主务侈，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暖而有馀布帛之饶矣。”[26]如果放任统治阶级奢靡纵欲之势头发展下去，则很可能重蹈秦王朝覆辙。

《墨子·非命下》以桀纣汤武来说明只要能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就可以转乱为治的道理：“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27]这段话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秦之所以亡而汉之所以兴。而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也正是汉景帝在《令二千石修职诏》中希望实现的目标。

（三）墨学强本节用可补黄老之学短板，两者成为文景二帝的治国纲领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墨家学派有过精当的评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28]“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29]

诚然，诸子百家中墨家最能体现强本节用的效果，因为墨家最强调节用，最反对影响农工生产。对于统治阶级的生存需求，墨子认为：

“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30]

墨子指出了统治者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男女五个方面节制欲望的好处，并提出：“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31]诸葛亮对此可谓深得墨子之心，在其《诫子书》有“俭以养德”和“淡泊明志”之名言。统治阶级也是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在《训俭示康》这一名篇中也说：“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有了诸葛亮与司马光的解释和发挥，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墨子把节俭节用上升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俭节则倡，淫佚则亡”。[32]墨子非常重视居上位者的导向作用：“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33]汉文帝、汉景帝正是把节用作为治国方针身体力行并加以倡导，以带动各统治阶层仿效。

因此，奉行墨家学说能够在思想意识上限制统治阶级的过度剥削，让农工阶层得以从事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可以让弱势阶层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一强本节用的效果，与清静无为构成了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成为文景之治的两条治国纲领。

汉文帝轻徭薄赋，实行田租十五税一，还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实际上就是三十税一。到汉景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56年），“令田半租”，明确改为三十税一。这一田税率能够让自耕农得到一些实惠，并且“终两汉之世皆沿用焉。其于农民，可谓宽厚矣”。因此吕思勉认为汉景帝“其宽厚，固无异于文帝也”。[34]

三、汉景帝受墨家思想影响的家庭因素

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长不但是子女最早的启蒙老师，而且对子女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汉景帝之所以受到墨家思想影响，除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因素外，还有家庭环境因素。

（一）汉文帝遗诏中所反映的典型墨家思想

汉景帝为太子多年，耳闻目睹了其父汉文帝躬身实行节俭、轻徭薄赋的言行。《汉书·食货志》有曰：“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35]司马迁与班固更是称赞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36]刘向也说：“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文帝以身为天下表率，而景帝作为太子，皇位的继承人，不可能不受到文帝的教育。

汉文帝遗诏最能反映这位一生俭朴的皇帝深受墨家思想影响。其遗诏有曰：

“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 ”[37]

这是墨家节葬思想的典型体现。墨子描述当时王公大人厚葬的情况是：“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38]墨子明确反对这种厚葬久丧的风俗，认为破财伤身，因此庄子说：“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39]《淮南子·要略训》也强调墨家节葬与儒家厚葬的矛盾：“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40]但是墨家节葬观念并不为多数王公大人和儒家学派所接受，比如司马谈就批评墨子“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当时的人们相信灵魂是存在的，因此要“事死如生”。难怪秦始皇要修建那样豪华的陵墓。汉文帝以帝王至尊而能躬行薄葬，确实需要深刻服膺墨家思想才能做到。

汉景帝大体继承了他父亲汉文帝的薄葬主张，汉阳陵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虽然汉景帝的陵墓比汉文帝霸陵要壮阔很多，陪葬品陶器众多，但金银器和青铜器很少。

（二）汉文帝去世前所下重农诏书所反映的墨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汉景帝的强本节用政策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点，在去世前当月，即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春正月，他下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41]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这是汉景帝重农桑不重黄金珠玉思想，足与墨家思想互相发表：“禽滑釐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也。”[42]“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43]

文景二帝治国政策的一贯及其治绩，得到后世史家一致称赞，班固总结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44]“孝景遵业”四字，足以道出汉文帝对汉景帝的深刻影响，以及汉景帝对汉文帝强本节用国策的继承。元代马臻称赞汉景帝能接续汉文帝的节用传统：“道存恭俭接前王，民自熙熙物自康。”[45]明代孙承恩也称赞汉景帝能继承他父亲的优良作风：“俭朴遵先业，谦恭亦靡遑。宽刑极仁爱，薄税减经常。坐致民生厚，平将汉道昌。守文能不愧，千古继成康。”[46]因此，可以说汉景帝也是从汉文帝那里继承了墨家强本节用的思想。

[1][35][41][4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51、1127、152～153、153 页

[2][3][4][6][7][8][9][10][11][12][13][14][15][16][17]

[18][27][30][31][32][38][43]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 年，第 31、34、36、31、34、36 ～37、169、235 ～237、35 ～36、33 ～34、102、103、116、305、163、70～71、278～279、30～37、38、38、171～173、161 页

[5][33][42]刘向：《说苑校证》，刘向撰 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15、515、515～516 页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20][21][22]韩非子：《韩非子集释》，陈奇猷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080、1080、1051 页

[23][24]吕不韦：《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96、1615页

[25][26]贾谊：《贾谊集校注》，王明洲、徐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100～101 页

[28][29][36][3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 3289、3290～3291、433、433～434 页

[34]吕思勉：《秦汉史》，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39]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40]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 年，第1459页

[45]马臻：《叚外诗集·卷六·汉景帝纪》，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6]孙承恩：《文简集·卷二·鉴古韵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张晓月）

The Mohist Contained in“Imperial Edict of Commanding 2000 Dan to Perform Their Duties”Issued by Han Emperor Jingdi

Zheng Linhua

“Imperial Edict of Commanding 2000 Dan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ssued by Han Emperor Jingdi is highly coincident to the mohist,even its words and sentences were cited from “Mozi”.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be uncovered:firstly,as a famous school thought in Pre-Qin Period,the Mohist still had the strong influence in society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secondly,learning the lessons from the downfall of Qin Dynasty,the dominators of early Han Dynasty uphold the both thoughts of Huanglao and Mohist,one part to govern people in a peace and humble way to get recovery,the other part to absorb ideas of Mohist to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 and save resources,which exhibited obviously in the way of running state by Han Emperor Wendi and Jingdi.Finally,the Han Emperor Wendi had the relatively influence on Han Emperor Jingdi through actions and word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Han Emperor Jingdi,"Imperial Edict of Commanding 2000 Dan to Perform Their Duties",Moh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