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潮

编纂方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也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方志历史演变和近年来各地新修志书的过程中，志书研究者也对志书的功能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探讨，认为 “当今编纂的新方志，其功能除 ‘资治’ ‘存史’ ‘教化’作用外， 还有 ‘致用’ 的作用”[1]。

笔者认为，重大事件志的出现，是方志 “致用”功能的典型体现。 “以地方志的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载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是方志界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2]虽然对于 “重大事件志”这一术语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各种不同类型的重大事件志不断面世已成为事实。其中，为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编纂专志，可谓方志演变中的一项革新之举。

迄今，我国先后有 《北京奥运会志》和 《广州亚运会志》 （以下简称 “两志”）出版问世。数年之后的2022年，杭州将举办第19届亚运会，杭州也完全应该用志书形式来记述杭州乃至浙江历史上这一重大的体育事件。

本文通过对 “两志”的简要比较和评析，为杭州亚运会的筹办和 《杭州亚运会志》的编纂提出相应的研究意见。

一 “两志”的基本概述

（一）时间断限

奥运会、亚运会作为全球性和洲际性的大型综合运动会，虽然赛会的竞技性部分真正举办的时间通常只有十几天，但是从提出申办、筹备赛会、举行赛会直到善后工作的结束，时间跨度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 “两志”的编纂，清晰地记述了重大赛会从申办、筹办、举办直至善后的全过程。

“两志”的时间断限分别是：《北京奥运会志》上限为1990年7月3日 （标志性事件为当日国家领导人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时提出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下限为2010年12月31日 （标志性事件为当年北京奥组委宣布解散，国家领导人在奥运会总结报告上做出批示），时间跨度为20年；《广州亚运会志》上限为2002年3月 （标志性事件为当月广州市人大代表在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交建议申办亚运会的提案），下限为2012年5月21日 （标志性事件为当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赛后清算报告后，认为各项赛后收尾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编写机制

《北京奥运会志》被列入北京市第二轮规划志书，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奥组委、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奥促会）合作编纂，具体编纂工作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担。

《广州亚运会志》系广州市政府专门立项，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亚组委办公室、广州市体育局三家单位共同主编，广州亚组委19个部门、有关市直单位、12个区 （县级市）政府及地方志办公室共80多家单位参与编纂。

（三）编写体例

《北京奥运会志》作为北京志的分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进行记述，结构上以篇、章、节、目的层次排列，正文部分共13篇47章，全书共1422千字。

《广州亚运会志》是单独编纂的专志，采用述、记、志、图、照、表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总述、大事记、正文、专记、附录、编后记，正文部分共12篇62章，对于不宜归入篇章记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内容，设专记加以记述。全书共1550千字，图片600多幅。

（四）编写过程

《北京奥运会志》编纂工作于2004年开始酝酿，2005年正式启动，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征求意见过程。与以往修志不同的是， 《北京奥运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北京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也先期介入，提前对志稿进行编辑和审读，最后正式成志出版的时间为2012年8月。

2004年广州申亚成功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即开始酝酿修志事宜，2008年广州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由市地方志办公室与亚组委办公室共同主编亚运会志。2009年9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经历了篇目拟订、资料收集、初稿编写、志稿评议、征求意见和总纂审定等阶段，于2014年11月正式成书出版。

（五）内容异同

“两志”体例大致相同，《北京奥运会志》中的专记部分系单独设立，而 《广州亚运会志》则附在有关章节之后。

《广州亚运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 《北京奥运会志》，结合亚运会特点与广州实际情况，内容方面更为详尽。虽然 “两志”的篇、章、节、目等名称不尽相同，但 《北京奥运会志》涉及的主要内容，《广州亚运会志》基本上能将其覆盖，诸如申办过程、组织机构、场馆建设、项目竞赛、活动庆典、市场开发、赛事服务、赛会保障、财务审核等。在此基础上， 《广州亚运会志》有两个篇章的内容是 《北京奥运会志》所不具备的，一个是第三篇 “对外合作”，另一个是第五篇“城市建设”，所以其内容编写的创新性和全面性更为突出。

二 “两志”对杭州筹办2022年亚运会的参考价值

一座城市承办一届大型综合运动会，对于这座城市而言，相当于在若干年的时间里，经营一项从城市建设外貌到城市文化内涵全面改造和提升的综合性大型工程，其涉及面之广，专业化程度之高，牵涉的部门之多，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风险和发展机遇，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两志”的编纂，恰好从宏观到微观，事无巨细地将这一切工作给予了分门别类的记述和整理，并搜罗汇编于一册。“两志”既是记述大型综合运动会全过程的专志，亦可以看作承办赛会的指南。在 “两志”的记述之中，宏观如赛会组织的大政规划——方案编制、场馆布局等，微观如具体的票务事宜——门票如何定价、定价的依据和门票价格，都有详细介绍。相关部门仔细研读，可以对筹办杭州亚运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以城市建设为例。《北京奥运会志》中尚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而 《广州亚运会志》则设置了第五篇 “城市建设”，分为3章予以记述，内容涉及轨道交通、路桥隧道、枢纽场站的建设，城市美化、地标建筑、绿道建设等工程，以及大气、水等环境综合治理。通过这一篇章，我们可以看到 《广州亚运会志》将其志书的记述内容从体育赛会本身延展到城市的发展建设，详细描绘了这些年间广州城市面貌随着亚运会的举办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并用4组8幅城市整治前后的照片进行对比，“真实记载了广州市通过举办亚运会推进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全过程，为后人完整地留存了亚运会文化遗产记忆”[3]。

再以当下凡是举行重要群体性活动和体育赛会都被视为头等大事的安保工作为例。虽然杭州通过承办举世瞩目的2016年G20峰会，已积累了一定的安保工作经验，但是作为大型体育赛会的亚运会与政治领袖们聚首的峰会相比，其安保工作在特点上是有重大区别的。领袖峰会安保工作的特点之一是可以根据需要，实行交通管制，甚至限制人员的流动，将群体性的人员聚集降到最低限度；而体育赛会恰恰需要吸引国内外观众前来观看比赛和观光旅游，体育场馆的上座率是衡量赛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大规模的群体性人员聚集正是赛会的常态。对于奥运会和亚运会这类重大赛会安保工作的组织和运行，“两志”都设有专章记述介绍。《北京奥运会志》设在第十篇 “奥运保障”的第一章 “安全保卫”， 《广州亚运会志》设在第八篇 “服务保障”的第一章 “安保”。再从具体 “节”的内容来看， “两志”各有千秋，《北京奥运会志》分为 “公共安全”“安全警卫”“场馆安保”“反恐防暴”“国际合作”5小节；《广州亚运会志》则更为细致，分为 “指挥体系” “社会面整体防控”“证件注册制发”“安保培训演练”“重大活动安保”“场馆驻地安保”“消防安全保障”“涉外协调和国际合作” “口岸安保” “风险评估和信访处理”10小节。有关部门若将 “两志”的相关内容互相参照，可对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安保工作的整体规划及其演变和完善的轨迹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为杭州亚运会制定安保规划提供框架层面的借鉴。

又如，世界各大洲中，亚洲的政治关系、民族矛盾和宗教信仰最为复杂，洲际性的大型赛会必须面对和应对这些问题。在 《广州亚运会志》第八篇 “服务保障”第八章 “宗教服务”中，介绍了相应的工作内容。该章分为 “涉亚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服务队伍”“伊斯兰教活动保障”等小节。其内容细化到广州市宗教活动场所的整治和亚运场所的宗教服务设施，宗教服务人员的来源、构成和培训，伊斯兰教“古尔邦节”和 “主麻日”的活动安排，等等。这些内容可以为杭州在举办亚运会期间，针对亚洲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相应的宗教服务以及处理有关事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 “两志”对编纂 《杭州亚运会志》的借鉴意义

“两志”的编纂出版，开创了为体育赛会修志的先河。浙江是文化之邦，对于方志的编纂历来具有优良传统，2022年亚运会作为杭州有史以来承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运动赛事，理应编纂专志以流传后世。

我们如果将大型运动会视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修志则是其中时间跨度最大的工程项目。从 “两志”编纂的情况来看，《北京奥运会志》记述的时间跨度是20年 （1990～2010年）， 《广州亚运会志》 记述的时间跨度是10年 （2002～2012年）。“两志”的最后成书出版则分别是赛会闭幕4年之后的2012年和2014年。

我们再把视角移到杭州亚运会。杭州自2014年提出申办亚运会构想，2015年正式提出申办亚运会并于同年9月16日获得主办权，2016年4月9日正式成立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2022年举办亚运会，赛会结束之后还有各项善后工作和赛后清算。因此，《杭州亚运会志》记述的时间跨度应该在10年左右甚至更长。虽然修志工作的重头戏是在亚运会之后，但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从筹办亚运会的开端起就尽早谋划，并进入实际工作状态。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亚组委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所以各类资料的整理和归档不可能像常设性机构那样规范到位。一旦赛会结束，亚组委各路人马各归各位，修志所必需的资料收集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甚至都不太现实了。

《杭州亚运会志》编纂时对 “两志”的借鉴，不仅要研究 “两志”成功和创新的部分，而且应包括分析 “两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弥补和完善。笔者通过对 “两志”的研读和对比，提出以下几点研究意见。

（一）无论奥运会还是亚运会，体育竞技是赛会的核心部分，这恰恰成为 “两志”的短板

《北京奥运会志》设有第四篇 “项目竞赛”，简略记述了28项运动项目的竞赛情况，缺少对竞赛组织过程进行记述的专门章节； 《广州亚运会志》情况略好，设有第七篇 “竞赛组织”，内容包括各运动项目竞赛的筹备、运行和比赛情况，并设有专记 “第16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收录了中国参赛代表团的人员名录、成绩一览表等。

总体而言，“两志”对赛会体育项目的竞赛组织和竞赛过程记述似过于简略，对参赛的各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缺乏相应的记述或介绍。既然是大型的体育赛会专志，理应围绕赛事进行更为详尽的记述。

《广州亚运会志》编辑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总结修志工作的疏漏和遗憾时，认为这是由 “编辑部人员未直接参与亚运会筹备举办一线工作，对事件发展的认识有局限性” 造成的[4]。

有鉴于此，《杭州亚运会志》在编纂时应该补上这个短板。

（二）内容要充实，资料要详尽，语言要鲜活

在这方面，《广州亚运会志》较 《北京奥运会志》表现得更好一些。例如，《北京奥运会志》“概述”部分有较多的空话和口号堆砌，《广州亚运会志》“总述”部分的文字则比较简练和直白。

（三）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功能，扩大志书的影响力

笔者注意到，“两志”出版后在图书市场上难觅踪影，甚至很多专业人士不知道有这样的专志，说明其影响力较小，关注度相当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纸质版的 “两志”定价偏高，影响其传播 （《北京奥运会志》定价1680元，《广州亚运会志》定价880元），许多图书馆没有购买收藏，更遑论个人购买阅读；另一方面在于 “两志”仅以纸质版形式存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新媒体形式给予宣传和方便读者查阅。

志书的编纂作为一项大型文化项目，有关方面在此过程中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应该物有所值。所以， 《杭州亚运会志》若想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阅读量，除了纸质版的合理定价外，还要与杭州的城市特性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杭州作为著名的 “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与 “互联网经济强市”，《杭州亚运会志》的编纂过程、资料检索以及相关的阅读功能，应该通过多媒体的网络功能予以延展，运用数字化传播的方式扩大影响力，实现纸质版与网络版的功能互补与相得益彰，以获得物有所值的社会反响。

四 结语

在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杭州市领导人提出，G20杭州峰会把杭州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筹办2022年亚运会是杭州面临的又一个机遇，要抢抓“后峰会前亚运”的历史机遇，以筹办重大赛事活动为牵引，将杭州打造成为世界名城[5]。可见，2022年亚运会将成为杭州未来数年发展的关键词之一。鉴于 “两志”的重要文献价值和 “致用”功能，笔者建议杭州亚组委以及相关部门在筹办亚运会也就是 “前亚运”的过程中，要注意到 “两志”的价值与功能，使 “两志”既可以为杭州亚运会的组织管理运行提供借鉴，也可以为 《杭州亚运会志》的编纂提供重要的范本参考。

注 释

[1]王庭槐：《浅析方志功能的演变》，《江苏地方志》1995年第1期。

[2]颜一平、施国俊：《重大事件志对于传统志体的突破与创新刍议——以 〈汶川特大地震南京援建志〉为例》，《江苏地方志》2013年第6期。

[3]马小彬：《专志编纂重在突出特殊和拓展创新——读 〈广州亚运会志〉有感》，《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8期。

[4]广州亚运会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亚运会志》，广州出版社，2014，第1084页。

[5]林碧波：《抢抓 “后峰会前亚运”历史机遇打造世界名城——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都市快报》2017年3月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