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恒

鲁迅关注的民国『禁书』

刘伟恒

《情书一束》是民国时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书，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一版再版。鲁迅与其作者章衣萍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且十分关注这本书。

这个章衣萍，那时曾被封为“摸屁股的诗人”，是因为北新书局（1924年在北京建立的民营书店，主持人李小峰、孙伏园。主要经销新潮出版物）此前出版了他的《枕上随笔》一书，其中有“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的名句而引发的。当章衣萍从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稿费，宣称“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后，鲁迅对他曾有过调侃，在其《教授杂咏四首》中写道：“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最后一句是指，北新书局因为出版了违禁书籍而被当局勒令停止营业的事件。

章衣萍（1902-1947），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从事散文写作并兼做翻译工作。鲁迅与他交往的情况，在其1924年9月28日到1930年1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颇多，达140处，可见他们交往甚密。

章衣萍第一次访问鲁迅是由孙伏园陪同的，是为了感谢鲁迅在文章中跟他呼应，使他得到了支持。事情还得从1924年4月说起，有一位叫张耀翔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三卷二号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对白话诗中使用惊叹号进行了嘲讽：“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显然，他认为多用叹号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出现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

针对张耀翔对新文学的攻击，章衣萍奋笔予以反驳，在同年9月15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调侃说：“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章衣萍用讽刺的手法对守旧派进行反击，鲁迅无疑是赞同的，当即发文予以支持，也对张耀翔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此后，章衣萍与鲁迅接触十分频繁，两人基本上保持着友善关系。

章衣萍的《情书一束》于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原名《桃色的衣裳》，至1930年3月已印至10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了俄文。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情书的结集，而是八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有些篇章采用了书信体和日记体，内容不仅描写了青年男女之恋，也写了同性恋。尽管大家认为这本书写得十分粗疏琐碎，可是章衣萍自己却认为，“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的大学也该早点关门。”

有一位女士问章衣萍：“《情书一束》为什么写得那样猥亵，你为什么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这是借用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1852-1933）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

《情书一束》出版后，章衣萍很会炒作，一时说是北大俄文教授柏伟烈给他译了俄文，一时又说已有了英法日的译本出世，甚至还在小报上登出了《情书一束》成了禁书的新闻，该书因此不胫而走成了畅销书。

章衣萍为《情书一束》第五版所写的《旧书新序》发表后，鲁迅对他那种洋洋自得的心态颇为反感。1928年5月4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写道：“衣萍的那一篇自序，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哈……”1932年鲁迅重返北平时，又用玩笑口吻对青年朋友说：“我来出一本《情书一捆》，你们看如何？会有读者吗？”鲁迅所说的《情书一捆》，指的就是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

在一次章衣萍邀鲁迅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讲演时，章衣萍在场聆听，身穿一件皮袍。鲁迅为了阐述不同的人思想感情可能产生很大差异的观点，就近取例说：“譬如今天衣萍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衣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显然鲁迅是个比喻，包括上述鲁迅对《情书一束》序言的调侃，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往。但是章衣萍对鲁迅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注意吸收的，尤其是鲁迅批评过的“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句名言，章衣萍后来把《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合编为《随笔三种》时，就将它删去了。

抗战爆发后，章衣萍到四川成都开设书店。1947年3月病逝，终年45岁。章衣萍一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著作达20余种之多，但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恐怕也只有这部传奇的《情书一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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