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郁之

《文选》风靡于唐朝，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引导并塑造着唐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文选》的追摹，才成就了唐代文学的高潮。杜甫劝子读书云：“熟精《文选》理。”應可理解为唐代诗人的普遍取向。宋初，《文选》仍是文人学习、模仿和推重的范本。著名文人宋祁，即曾手抄《文选》三编。王得臣在《麈史》一书里记其幼时，先君令其日课《文选》。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

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宋诗之所以在整体上能够走出以《文选》为祈向的古典时代，还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在他们笔下，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雅与俗，都随缘自然，在在共存。它们洗净了六朝的绮靡，选择了素朴淡雅的主导风尚。

《文选》仍是那部《文选》，变化的是时代、读者及其审美趣味。要之，《文选》作为一本文学总集，与它作为一本写作范本，是两回事。作为写作范本，会因长期深入的模仿而趋于陈俗熟滥，遂使读者厌倦；而作为文学总集，自有其历久弥新者在，故《文选》不可能完全被后来其他文学选本所取代。南宋中后期学习《文选》又成为新的时尚，其故或即在此。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