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与传统“养老院”不同的是，入住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老人可以白天在这里“养老”，晚上还能回家过家庭生活

“驿站”，是古时候供传递政府文书和来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脚、住宿的场所。现如今，社区养老驿站给“驿站”这个词增添了一层新的解释。

比如，位于北京潘家园松西社区的这家“夕阳红驿站”，为周边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就是“驿站式”的。

与传统“养老院”不同的是，入住夕阳红驿站的老人可以白天到这里“养老”，晚上还能回家。

在驿站住了7个月的杨金茹老人，今年86岁，家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南新园社区。在夕阳红驿站，她每天早上6点钟由家属送到在这里，接受专业的康复保健和照料，解决一日三餐，还可以和其他老人一起打麻将、做“手指保健操”，以此锻炼手脑能力，晚餐之后，再由家属接回家。

这种“白天送、晚上接”的“日托”是驿站为老人提供的主要服务之一，类似小孩的“托儿所”。据驿站的负责人王院长介绍，“日托”服务比较受周边百姓欢迎，对老人来说既享受了家庭生活，又可以得到专业的照护。对家属来讲，既减轻了照料负担，但又实现让父母在家养老。

除了“日托”，驿站还能提供“全托”服务。“一些老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康复，就可以在驿站接受术后的照料和康复，等养得差不多再接走。或者儿女出差了，家人也不好请阿姨，那就放在咱们这，咱们做一个临时的照料。”全托服务相当于“养老院”，只不过一方面，老人可以短期入住，在时间上比较灵活；另一方面，驿站就在老年人“家门口”，儿女可以经常来这里看望父母。王院长介绍说，全托的老人以周边居民居多，“因为考虑到回家近，儿女看望也近，而近是第一优势。”

除了照料护理，驿站还开展例如“老年小餐桌”、量血压、健康知识讲座、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服务项目。此外，社区里老人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下楼告诉驿站。例如，自己上大医院看病不方便需要陪同，可以由驿站联系相应的服务机构为老人开展“助医”服務。

驿站，就是一个社区老年人身边的养老“据点”，为老年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养老服务。

去年，北京一共建了150家像“夕阳红”这样的养老驿站。今年计划再建200家以上。而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驿站的数量将达到1000家以上，基本上做到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实现全覆盖，为北京的老年人提供到家和到站的养老服务。

养老离家越来越近

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的社区养老驿站？

首先是由于我国所即将面临的“养老考验”。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老年，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一对夫妇需赡养4位老人的局面。由此，由原先大部分家庭在家就可以解决的养老问题一下子被摆上了台面。

面对人口老龄化，政府积极应对。

“十二五”时期，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点是机构养老，即一般概念里的养老院。国家出台的鼓励倡导性政策很多，社会氛围也逐步地形成。但民间资本倾向于在风景好、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近郊远郊区投建大型高档养老院，这种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一是老百姓住不起，而且养老院不能太大型，否则不好经营。”

“十三五”时期，我国养老政策重新调整思路，对养老机构的定位重新调整，作为居家社区养老的补充，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被推到了优先发展的地位。

“养老工作的思路和想法越来越跟老人的需求合上拍了。”朝阳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王军认为，老人需要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和认同感，而这种人文关怀可以在社区养老中得到满足。

“老人要一种归属感，特别是中国老人会想：我归谁管？老人退休之后，不再归单位管了，归到社区之后，如果有驿站这种设施就知道找谁；而且在社区里头，老头老太太一起聊天有共同语言，看着儿子下班回来了，孙子放学了，这种感觉和在养老院不一样。”

事实上，社区养老也符合国际趋势。唐钧告诉记者，上世纪70-80年代，国外也有在偏僻之地修建大型养老机构的做法，然而最近几年在老年服务方面的国际趋势是“原址安老（Aging in Place）”。也就是说，让老年人在熟悉的人文环境中度过晚年，而非陌生不熟悉的地方，因为对老人来说，好的人文环境往往比优越的自然环境更重要。

政府布局养老服务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规划委所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要实现90%的老年人能够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机构养老。

在这其中，驿站是居家社区养老的重要依托点。

比如朝阳区对居家养老的发展目标是“网格化、零距离、驿站式”，通过打造社区驿站这样的小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为居家的老人提供服务；而对于社区养老的定位则是“小规模、多功能、专业化”，由于一个社区老年人不多，所以设置小规模但专业化的驿站提供服务；至于机构养老，“保基本、推普惠、引高端”，其中“保基本”就是对政府要兜底的低收入等群体，建设一些“保基本”的养老机构满足需求。

为了实现这些建设目标，目前，北京从四个层面开展养老体系建设。

市级层面，以市老龄办牵头，对全市的政策、规划、体系研究整体布局；而在区级层面，正在建设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一级，三年来北京建成了200多个养老照料中心；最后一级就是建在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将根据老年人的分布密集程度来逐步配置。

有了硬件设施，对老人的服务怎么实现，谁来负责？

这个工作落实在区级层面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以朝阳区为例，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由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建，政府是监督指导者，企业是运营者。这个指导中心相当于养老服务的司令部，发挥指挥中心、工作平台和孵化器的作用。

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下设有两个体系，一个是行业协会，一个是服务平台。前者集合了养老服务提供商，对外提供服务；后者相当于一个工作平台，发挥指挥、部署和监督作用。

比如，老人有事情可以拨打“96083”朝阳养老服务热线电话，服务平台就会处理老人的需求，反馈给相应的服务提供商，企业上门服务之后，平台再监督回访，由此完成了一个闭环。此外，服务平台还通过信息中心掌握老龄人口“大数据”，作规划部署；通过培训中心进行养老护理培训、运营培训，来孵化和输出养老领域从业人员。

有了发展养老服务的规划和路径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在探索过程中不断夯实基础和精细化。“怎么加强设施建设、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都是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王军说。

企业经营有苦衷

老人需要，政府引导，还需要企业来参与。

位于丰台区长辛店的康助护养院是街乡一级的照料中心，去年接手了4家驿站的经营。院长于安安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计划未来几年会再开1到2家，未来可能一共运营7到8家驿站。

之所以这么做，是看上了驿站的辐射作用和窗口作用。

“养老照料中心的地理位置是固定的，长辛店地区加上宛平有40多个社区，照料中心很难辐射到最远的社区。当我们要推出某个养老产品的时候，想让辖区内的老人知道和认可，驿站就是特别好的窗口。先提供服务让老百姓信任你，产品推出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所以中心是孵化点，驿站是窗口。”

不过，目前仅看驿站的运营，盈利存在一定的难度。

于安安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运营的一家500平米、包含老年小餐桌的养老驿站，一年的电费、水费、取暖费约7万元，护理人员人工成本一年约23万左右，在那里起火的老年餐桌后厨一年人工成本约48万元，这些还不算上修缮再投入、运营老年餐桌食材等成本费和其他服务人员人工成本的支出。而目前，仅靠驿站的收益远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收支相差比较悬殊。

“通过养老照料中心来带动驿站，亏损并不觉得有很大压力，但是有的企业是单独做养老驿站的，单打独斗就很困难。”于安安认为，目前来看社区养老驿站的盈利比较困难。

潘家园的夕阳红驿站也存在盈利的问题，王院长告诉记者，在没有空床位、精打细算的状态下，勉强收支平衡。

此前，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等专家曾表示，原本养老机构就是一项回报周期长、利润微薄的投资项目，而居家养老机构规模小且均价普遍又不能过高，所以社会资本投建、经营养老驿站获利难度就更大。

原因之一是其公益的性质。

目前，驿站的运营方式是公建民营，政府无偿提供场地设施，由运营商运营。根据去年发布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設施设计和服务标准（试行）》，驿站在文化娱乐、心理慰藉，以及量血压、健康知识讲座等公益服务项目上，不可以收费；而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则须低于本区域市场平均价格，高于成本价格。

这意味着，收费项目少、收费标准低。

那么，如果服务商一直低偿、无偿运营，怎么能保证养老驿站的可持续运作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企业的角度，于安安提出的建议是：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消费理念造成服务定价不能与市场价位持平，如果希望驿站服务能持续下去，有些服务最好政府能给予一些补贴来开展。“几年扶持之后，市场培育起来了，政府再慢慢淡化角色，让老百姓愿意自己去掏腰包来买单。”

一家“旗舰店”的辐射效应

相对于政府的补贴扶持，驿站需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唐钧强调，驿站落脚点是市场化。

驿站本身是小规模运营，单纯运营一家驿站不具备规模化效应，成本偏高。要想市场化，首先得解决驿站本身商业模式的问题。

唐钧提出，整体运营“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够解决居家社区养老商业模式弊端，而政府需要着力培养这样的企业。

比如夕阳红驿站，其运营商爱侬养老服务股份公司还同时运营了离那里不远一家养老院和一家驿站。此外，居家养老服务是他们的业务之一，可以上门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等“六助”服务，涵盖了机构、社区和居家三个板块的业务。

这样一来，降低了成本。例如供给养老院老人的餐，还可以给驿站配送，为社区驿站和老年小饭桌节省了支出。“一个体系的建设要满足每个层面的需求，这样才能做得起来。比如单独建一个驿站，餐饮怎么解决？没有供应基地。”爱侬公司总经理李洁璐说。

与此同时，居家养老服务的成本也降低了。

单纯做居家养老服务同样存在盈利难点，唐钧就拿家政公司打了个比方。“这一两年家政公司不景气。比如一个家政公司的家政服务员进行上门服务，从公司到A家，再到B家，路上的时间成本和路费都是成本。同时，从事这个行业的大多是外地人，企业得为他们租房子，成本很高。”居家养老也是这个道理，单纯做居家服务的人工成本很高。

他比较认可爱侬的模式，把养老机构作为一个大本营，人员居住的问题就有办法解决，同时带动居家养老服务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比较小。

他提出的整体经营“机构-社区-居家”养老的思路是这样的：先做一个专业的老年服务机构，有200—400张床位，服务完全失能的老人，像一个“旗舰店”；然后以机构的专业力量延伸社区，提供日间照料等服务；再次，从社区延伸到居民家庭，为有各种需求的老人做上门的居家服务。当机构服务和社区居家服务这两个方面能够做到功能耦合时，就能发挥出“1+1>2”的整体效应。

除此之外，企业要多开发产品，增加盈利。

比如，康助护养院主打医养结合。在做居家社区服务的时候，一支队伍上门给对老年人集中的社区，比如干休所、老旧小区等，开展术后康复、护理、按摩服务。另一支队伍就到驿站进行助医服务和康复知识的宣讲。

据院长于安安向记者透露，对于居家社区养老，他们看重的是未来推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让消费者来买单。“我们这五年立足社区，辐射居家，未来会通过这些产品去弥补驿站的损失。”

不过，开发产品的前提还是摸清老人需求。

“因为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低端业态疏解了，最大的需求是吃饭问题，而CBD出门就是餐厅。根据需求制定产品，产品出了才有人愿意花钱买。但是产品不能单一，比如老年餐桌亏钱了，可以用家政弥补。”于安安说。

养老难题尚待破解

除了盈利，社区驿站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考虑如何解决。

一是场地问题。

场地是驿站建设的基本硬件。2015年出台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要求新建小区要配套养老设施。不过，过去已建成小区或区域是没有特定的养老设施的。而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往往要比新建小区高。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力度去挖掘现有闲置资源。

对此，唐钧提出的建议是：“现在小区里面入学率低的幼儿园、小学，运营不景气的快捷酒店。这些很多都在社区，可以考虑出台一些新的规定把他们盘活。”

其次，目前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很大。除了护理员，老年护理机构的医护人员、社工师、机构专业管理人员也有很大的缺口，人才储备不足。

在日本的福祉大学，对护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是这样的：对下岗失业、年龄偏大、缺少技术的人进行养老护理培训，半天上课，半天在大学里的养老机构里（相当于“实验基地”）顶岗，顶岗的工资可以用来生活和交学费，政府还有部分补助。

也可以让养老机构来运营培训机构，不仅为自家机构培训，还可以面向社会。比如爱侬公司，就在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里运营了一家有资质的定点机构，和爱侬在全国的劳务输入基地以及自身旗下的养老院衔接，能够实现人才的输入、培训和就业。

目前，居家养老服务还面临没有标准化的问题。

“现在养老机构有养老护理员的29项服务技能作为标准，但是居家和社区服务标准化体系有待完善。”于安安认为，驿站是政府工程，如果做得不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形象。“现在要让老百姓认可这件事，标准化还是挺重要的。”

至于如何制定标准，唐钧则向记者指出，不应急于做地标、行标。第一步是养老服务企业应当把服务标准和服务流程梳理出来，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之后形成共识，然后再去做行业标准。他认为，“如果现在直接去做标准，也都是把国外的标准搬过来，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