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纪委也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呢？”习近平曾数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别人的同时，自己必须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新年伊始，中央纪委给出了答案，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中央纪委将镜头对准自己，展现了“清理门户”和严防“灯下黑”的经验教训。

专题片中，17名被查的原纪检干部现身说法，不仅有落马的地方紀检高官，更罕见地曝光了8名违纪违法的中央纪委机关干部。

“拿起红机就给 省委副书记打电话”

“这是一组特殊的案卷，案卷上的这一个个名字都曾经是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的调查。而现在，他们却因为自己违纪违法，成为了案卷的主角……”

专题片中出现的第一个违法违纪人员魏健，被查前曾是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2014年5月4日，他成为十八大后中央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

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个岗位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他被调查的消息让同事“大跌眼镜”——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送钱送物的多达100来人，为人办事谋利达数十项之多。

其中，向魏健输送钱财最多的是四川商人宋志远，金额达到上千万。其中一次，他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获得当地政府支持，为此找魏健帮忙。

“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所以对我来说也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没有多想别的，拿起红机就给省委副书记打电话，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魏建说。

当时他是厅局级干部，红机直接打给的是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请他关照宋志远的项目。没过多久，宋的项目得到了快速推进。

对此，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杜鹏称，之所以省部级干部听一个厅局级干部的话，是因为职务的影响力。纪委的权力是监督执纪问责，关系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

与他类似，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罗凯，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申英也曾在饭局上引荐商人和官员认识，在中间担任牵线搭桥的角色。

专题片中称，据他们的涉案金额，纪检干部如果滥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比一般干部更甚。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把加强自我监督作为重中之重。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这个部门的职能，就是监督“自己人”。

目前，除了中央，所有省一级纪委、大多数市一级纪委干部监督室都已设立，县一级纪委已经做到有专人来负责内部监督。中央纪委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问题线索，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有案必查、绝不姑息。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书记陈重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当时，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钟世坚曾给办案人员打电话，说陈重光是纪检监察干部，要“内外有别、把握好分寸”。但广东省纪委干部监督室则一查到底，发现了与钟世坚和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相关的问题线索，最终，这二人也相继被立案审查。

朱明国和钟世坚二人都曾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陈重光谋职，也给自己谋利。朱明国落马后，从其别墅里搜出大量财物。经调查，他收受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2016年11月，法院公开宣判，朱明国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不干好事也就罢了，我还干这么多的坏事，就自己感觉到自己简直是不可饶恕。”专题片中，朱明国形容自己过的是两面人生。

“跑风漏气”

1月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因严重违纪被“双开”，他涉嫌的多项罪责中，有一项是“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专题片中揭露，向他“跑风漏气”、故意泄露案情的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

这名37岁的处级干部曾是家乡的高考状元，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曾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

2014到2015年，袁卫华在天津查办武长顺等案时，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主动与袁卫华接触多次，打探武长顺、杨栋梁案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套取、打探关于黄兴国本人的问题线索，袁卫华都一一奉告。为此黄兴国多次请袁卫华吃饭喝酒，并赠送手表等贵重礼物。

袁卫华除依靠“跑风漏气”收受大量财物外，还曾拿工程牟利，承揽了总金额愈10亿元的工程项目。而他泄密的内容，除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还包括重要案件的初核方案、审计报告、调查报告等，甚至帮审查对象一起分析情况，出谋划策。

专题片中提到，袁卫华案的发生，提醒纪检机关行使权力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风险点，就是有关问题线索的管理。

近年来，各级纪委查处的纪检干部违纪问题中，也有一些与此相关。

刘忠是天津市纪委信访室原副主任，能够接到、看到信件，掌握一些信访举报信息，这成为他与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

“我跟武长顺的关系就像上了高铁一样，我下不来了，速度太快了。当时认为跟他交往还特别高兴。”刘忠说，“后来我们领导就说，以后别老跟他来往，他看你不就是你的位置吗？我说我位置，一个干来访接待的有多少信息量啊。”

虽然领导进行了谈话提醒，但刘忠并没有就此“收手”，武长顺帮刘忠低价买房，给他的家人安排工作。所以当武长顺开始向他打听有没有人举报自己、是什么内容时，刘忠自然全盘托出。在向武长顺泄露信息的同时，他也托武长顺帮商人打招呼拿工程，从中收受数百万贿赂。

收集和处置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是纪检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重要源头，关乎着反腐败的成效。

十八大后，中央纪委要求各渠道反映的问题线索统一交由案件监督管理室管理，同时每年进行线索大起底，要求各纪检监察室清理掌握的问题线索，并对处置流程作了详细规定，要求调取问题线索必须经过严格的报批程序，力求在每一个环节上将风险降到最小。

中央纪委案件監督管理室副主任韩晋萍称，原来从接收开始，到决定怎么处置，到最后处置到什么程度，完全是纪检监察室自行决定。现在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流程，就是从承办人开始一直到处里面，室里面，还有到委部领导层层把关，某一个人的意志不能决定线索的处置结论。

“机关管不着、 地方不敢管”

在纪检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往往是风险点所在。除了以案谋私、跑风漏气外，另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以职务影响力谋私。在中央纪委查处的机关干部中，不少人都在自己所联系的地区，把谋利空间延伸到了纪检之外的领域。由于手握执纪监督权，使得他们成为重点“围猎”的对象。

中央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在山西办了很多大案要案，2008年的9·8山西襄汾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他是主要调查人员之一，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深入到地方来开展工作，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绝对不应该参加。我就是后面没有坚持不懈把这样的事情做好，现在非常后悔，悔之晚矣。”曹立新说。

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就是在饭局上结识的他，后来经常找各种机会和他见面，从吃饭喝茶，到送卡送物，直到有一次直接给了10万块钱。“当时也是死活不要，但是也是禁不住我硬劝，给他扔到车上我就走了嘛。”冯朝辉说。

收下了第一个10万，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到曹立新被调查时，已多次收受冯朝辉的钱财，而冯朝辉也通过他打招呼，获得了职务上的提拔。

“干部出问题组织肯定是有责任的，曹立新在山西长期出差办案，确实，对他的监管还是存在空白，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机关管不着、地方不敢管的状态。”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曹春霞说，“一个纪检干部长期联系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时间久了的话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利用、相互壮胆，肆无忌惮。”

针对发现的问题，中央纪委对机关干部在地方的行为作出明确约束：未经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与联系地区的工作对象交往；不得向联系地区发布指示，答复有关的咨询和请示；不得与联系地区的党政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进行联系。

除了加强管理监督，中央纪委常委会意识到，要防止权力被滥用，还需要进行组织制度创新，真正形成各环节之间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专题片中透露，如今中央纪委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构想和方向：下一步，地市级以上纪委将探索把日常执纪监督的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执纪监督部门来负责，纪检监察室专司执纪审查，不固定联系某一地区和部门，以避免长期接触带来利益瓜葛。

同时，案件审理室作为最后一环，要充分发挥把关作用，对纪检监察室审查的结论不是简单信任，而是要认真审核、充分监督。每个环节各司其职，形成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实际上是把权力做了切分，体现了权力的监督制衡，不是由一个部门主宰一个案件。”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称，从而避免在操作上，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不合规定的东西。

“我也不能 把他们全得罪光了”

1987年监察部成立时，金道铭就是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近20年。2006年，金道铭调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本应对治理腐败有所作为，却最终成为山西落马的七名省部级干部之一。

金道铭到山西任职时，正值山西煤炭经济的黄金时期，也正是政治生态最为污浊的时期。干部之间逢年过节送礼收礼成风，跑官要官现象严重。

“有人提醒过我，在这儿也别太较真了，你还是稍微处理得巧妙点，就是别得罪他们吧。”金道铭称，“我觉得这纪委书记还是挺难干的，是得罪人的活儿。特别是冲击一部分人利益的时候，那难得一塌糊涂，你会感觉到暗流涌动啊。我是什么心态呢？我也不能把他们全得罪光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势力范围。”

最终，据法院宣布，从2007年到2014年，金道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3亿元。

而金道铭从2006年到2011年担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5年，回头看也是山西腐败问题严重恶化的5年。

同样于上世纪80年代就任职中纪委的明玉清，也在2016年11月1日，被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立案审查。此时，他已以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原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身份退休8个月。

“我在这个机关工作27年了，一直都是张着嘴说别人，尤其是过去拿着镜子是照别人，没有照过我自己，现在回过头来对照自己，主要是私字，私心，贪。”明玉清说。

他曾先后联系西南、西北等地区，长期以来，与多名领导干部、商人老板关系密切。明玉清一方面利用执纪审查权与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纪检干部拉关系；另一方面，就商人老板请托事项向这些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物上千万元。

调查发现，明玉清的弟弟、儿子等多名亲属和特定关系人，都通过明玉清的权力寻租，获取了巨额利益。而现在，他们也都因此接受调查。

同样，涉嫌违纪问题，且与为家人争取利益有关的，还有中央纪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刘建营。他曾参与查办薄熙来案、白恩培案等多起大案要案，因表现突出而立功受奖，一直被视为骨干。

“为官伤亲，就是做清官，那你就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包括家里人对你的一些诉求，会得罪亲人，会伤了他们的心。”刘建营说，“一旦开了个口子，想不伤他们的心，最后就可能会造成对他们心灵的更大伤害。”

（贺明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