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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元:构建基于人性和文化的教育“理想国”

2017-03-28王晓波徐靖程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17年3期
关键词:理想国理想个体

王晓波+++徐靖程

从教三十年,追寻心中教育“理想国”

可能每一位教育人都曾有过追求自己教育“理想国”的梦想,期待着通过教育改变世界。“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若有可能,办一所学校,用以验证理想教育文化的可行性。”这就是教育人王世元在其著作《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一书中吐露的心声,这种愿望朴素而又坚定。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提倡以“人性论”为基础构建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他大力倡导教育,在《理想国》一书中阐述了他理想的完整教育体制构想,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对古希腊及世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重要著作《爱弥儿》,提出了新教育的原则和理想,为我们描绘了理想的教师和理想的学生,试图建立理想教育,培养出一个“理想公民”——爱弥儿。《爱弥儿》同样对后世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想国》《爱弥儿》承载了太多教育人对于教育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此外,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也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改变了人类的学校教育。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教育家杜威,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引领了美国的教育,这本教育哲学著作也为美国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谈起这些经典教育著作,王世元不无感慨地说,任何一项教育改革,绝对是理论先行,我们国家恰恰缺少了这一点,我们缺少一部系统、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的著作。

“坦率地讲,我不是一位教育理论研究者,而是站在教育教学工作岗位第一线的实践者、探索者。梳理、总结三十多年对教育的思考、实践与探索,创作《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一书,不但是要向经典致敬,更是为了力求从根本上尝试回答一系列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最有利于人类生命本质属性的需求?教育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更有利于人类的教育?”正是怀揣这样的教育情怀,王世元从农村到城市,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再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几经反复,一直在探寻教育的真谛。

198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王世元回到自己的母校——河北省迁安市一中,教高一年级物理课兼班主任,开启了自己一生为之追求的教育教学实践与改革。工作第二年,王世元以“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化训练”为课堂教学结构,探索高中物理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走上学校领导岗位后,他开始了“真正让学生动起来”的教学改革实验,崇尚“让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用制度去提醒,用情感去管理”的管理理念,以此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全面改革。1998年,教育局新的工作岗位又为王世元的教育改革之路提供了新的实验场所,他在全市推进“调整学校布局,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同时在小学阶段组建“主体性教育”实验班,进而推广到“主体性教育”实验年级、“主体性教育”实验校,也取得了良好效果。2004年来到北京之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现今的工作岗位上,王世元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教育改革步伐。

在《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一书中,王世元从进化论、生命科学开始写起,讨论教育到底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教育;通过对人性和教育文化的系统分析,对教育文化涉及的重要组织——学校、政府、社会的理想教育文化模型進行宏观的、纲要性的简略勾画,进而勾勒出了理想的教育文化模型和未来教育文化建设的方向。虽然书中所描绘的教育理想尚是一个愿景,但通过王世元三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探索和思考,我们不难看出,他一直在为教育的“理想国”而不懈地努力追求着。

在人性基础上反思与构建现代教育文化

学校本是生命个体充满生命活力的乐园,是追求生命个体梦想的世界,是追求生命最优的场所。然而,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教育,追求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不允许生命个体展现其灵性优异的一面,束缚或扼杀了生命个体的生命活力。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这是困扰中国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这样一个难题,教育人都在思考,在探索。王世元分析指出,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众多问题,归结起来许多是教育文化的问题。教育文化对人类个体教育的影响有着巨大的惯性。教育文化的惯性,致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改革难以改变方向。教育人或者关心教育的仁人志士,如果仅从简单的课程改革、方法改革、工具改革、管理改革做起,而不改变现有的教育文化,那么,教育改革一般来说,只能是工匠式的改革、渐进式的改革,也就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顾明远教授的共鸣,顾教授指出:教育受文化的影响很大,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实质上是一些文化问题的反映,我们当前要反思教育,就是要反思功利化教育的危害,真正做到尊重人类、尊重人性。王世元正是从教育文化的视角,反思历史的、现实的教育,寻找最有利于人性的教育规律。

那么,什么是教育文化?对此,王世元在《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一书中这样阐述:教育文化是政府组织、非政府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群体、人类生命个体构成的人类社会对教育赋予某种价值的追求,进而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此前进行的诸多教育改革,没有动摇我国两千多年来在教育领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教育文化。其原因是,在我国没有形成适应新时期教育需要的教育哲学,更谈不上构建新的教育文化。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急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创办重点学校,实施考试升学的办法,根据国家需要的人才进行专门培养。这种方式,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推动了我国人才的发展,却偏离了人类教育固有的根本属性。这种选拔方式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直至现在,学校教育本质上没有脱离历史上“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附庸”的现象——追求分数教育——追求升学率。这种文化现象千年不辍直至现代社会依然是我国主流的教育文化。显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到来,单纯追求分数教育的文化,显得与未来越来越不适应。

王世元认为,当前教育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教育。一群本应该是充满活力的生命个体,没有了笑声,没有了兴趣、爱好与追求,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生产线加工而成,以分数高低评判人才优劣。总体上来看,我国学生基础教育理论知识的掌握,相对于西方国家基础教育较为扎实和系统,但是,在整体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特别是引领时代的重大发明创造上,我国学生明显不足。简言之,我国缺乏世界级的科技领军人物。因此,“钱学森之问”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文化背景。

如果学校不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组织教学,那么怎样组织教学才能让人类生命个体更好地追求生命最优呢?王世元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实践、问题、方法、工具、技术、表述。这六项教育关注的要素,是有效传承、建立、积累现实经验关系所必需的。如果人类个体经历了这六项关注要素的教育训练,将有助于提升生存能力,有利于追求生命最优。

《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一书中,王世元通过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分析、佐证、对比,提出西方教育文化已经从单一追求生命个体获取知识、思维或某种技能为目标,转向追求以人类生命个体为本位的“健康生长”为趋向,以实现人类生命个体未来幸福生活、生存及作为社会公民对社会履职的需要。因此,西方教育文化是努力实现以学生生长为中心的教育文化。

“社会化大分工无疑促进了人类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同时,进一步彰显了人类生命个体或群体本质属性赋予教育价值的追求。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类生命个体或者群体追求生命最优,或群体追求生命最优,或实现幸福生活。”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人性和文化的视角,王世元为我们展现了教育发展的“非常独特的理论景观”。

“互联网+”时代的理想学校

农业文明时期,工具很重要,工业文明时代,工具很重要,信息文明时期,工具依然很重要。信息时代技术工具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些技术工具。我们必须把信息化工具和教育文化有机地结合,这样的教育才会发生本质的革命。

在理想教育文化的基础之上,教育“理想国”之中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王世元简单勾勒了理想学校的样子。他认为,学校的硬件建设,首先从学校的选址、建筑布局、空间设计、规模大小、区域划分等均要考虑生命个体的天性、年龄与自然界亲近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环境布局。

21世纪,互联网除为人类生命个体交往、交流、获取知识提供新的工具和更加丰富的载体、渠道外,也因为思想文化多元,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的容量也正在以几何级数量快速增长。信息文明时代,学校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无疑,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的到来,学校将会是越来越开放的。王世元进一步为我们勾勒理想学校的蓝图——

学校一定是学生体验的场所、实践的场所,而且是数据、资料检索的场所,是学生聚在一起研讨辩论的场所,而不是当前封闭的传递知识的场所。学校的网络学习资源和学校的图书资源都是受教育者辅助的学习资源库。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拓宽了学习者学习的时空,丰富了学习资料和教育形态,如电子图书、视频资料、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除此之外,互联网也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信息反馈等提供了可能。总之,学校资料库的云平台建设要更有利于理想教育文化的实施,学校应该十分重视学校资料库的建设。

针对未来学校的愿景,我们在理想教育文化轮廓下,领略信息文明时代学校模样的图景,如果未来学校的蓝图如我们所愿,那么未来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老师应该是资料的汇集整理的工作者,是学习者导师型的指导者,是学校各种活动的组织、计划、安排者,是教育的启蒙者。”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和资源?“教师一定要是课堂的设计者、组织实施者,而不是演讲家。”针对信息技术工具和资源的应用,王世元进一步分析,“信息化设备呈现在老师面前,教师要知道怎样利用它。现在的教育都是围绕着如何呈现知识来进行的,我的观点是,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后的副产品是知识。组织学校、班级、小组等活动,以及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时,要着眼于人类生命个体的团队意识、责任意识、规则意识等。在此基础上鼓励每个生命个体追求为团队最优而实现生命个体最优。”

谈到这里,王世元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他的课堂教学风格:“我教课从来不为了单独地传授知识而教。信息化设备一定要当作工具来用,而不是替代教师的产品。我曾经听过一节初一数学課,讲的是科学计数法内容。一上课老师把学生分成六个小组,人手一台iPad,小组讨论、发言,教师总结。但在学生练习环节,因技术问题iPad影响到正常的教学进度,这就是信息技术与教学没有做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如果是我上这节课,一上课每个小组派一个人分别领取不同颜色的纸,进行折纸游戏,同学们一定会忙得不亦乐乎。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会对科学计数法有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是拉面条的游戏,让学生思考想要拉出若干条面条需要对折多少次,学生会对底数、指数等概念有深刻的理解。课后作业是发给同学们每人一段细绳,让同学们对折十次后测量线段长度,求整个绳子的长度。我们不能为了应用技术而应用,而是要‘道法自然,浑然天成。”

“教育的发生,除具备教育要件外,还需要有承载教育发生的时空。一般来说,现在讲的教育都狭隘地指学校教育,这样极大地缩小了教育发生的时空。更为严峻的是,逃避了社会、家庭等群体教育要件和个体教育要件的责任,使得学校群体教育要件承担不可承受的全部教育责任。由此,学校教育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当今互联网时代,完整的教育应该是包括网络时空在内的全时空的教育,不管是学校组织、家庭组织,还是社会组织及生命个体自身都肩负着教育的责任。”

如何来培养教育“理想国”的最佳公民?不仅仅是现实之中的生命个体、学校、社会,如今也在网络空间。对此,王世元认为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与明确的态度:“网络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开辟了人类生命个体交往的新空间,建立了新型的沟通交流平台,弥补了人类生命个体交往的物理空间和实践空间的局限性。一是需要人类社会组织通过技术和法律,约束管控好网络空间社会,使网络空间的信息有利于受教育者健康生长;二是应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给受教育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尽可能满足人类生命个体生长及交流需要;三是在网络社会空间依然坚守履行最佳公民的责任,给予受教育者最佳公民的影响,持续推进最佳公民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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