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甯

第一次从一位面目清纯的女生嘴里听到脏话时，我大吃一惊。见我被吓到了，她嘻嘻笑道：“别总一副老干部的样子，少见多怪！我们同学之间经常这样说的，口头禅罢了！”

“再说了，你看微信上那些‘爆款文章，多生猛啊！都是嬉笑怒骂，没什么顾忌的，读起来可过瘾了！电视节目里一些嘉宾也口无遮拦，那‘哗哗哗的消音声此起彼伏，说明人家是用真性情在说话！哪像你？用个词还掂量来掂量去，生怕‘三观不正误人子弟，假不假啊？装不装啊？累不累啊？”

我再迟钝，也知道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怎样的“话语场”“生态圈”。曾屡次与朋友感慨，某些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10万+”甚至“100万+”的神作，就跟毒舌一般，用一种撒泼的劲头和粗鄙的语言，以一种充满戾气和敌意的态度，大肆泼洒“辣鸡汤”甚至“毒鸡汤”。那些文章，说话全用咬牙切齿的生猛狠劲，大逞口舌之快，行文简直是生冷不忌，百毒不侵，简单粗暴，偏激成瘾，以邪侵正，痞气外漏，魔性十足，把嚣张当彪悍，把刻薄当犀利，把无耻当有趣，把步步紧逼当成鞭辟入里，把不留余地当成快意恩仇。

有点颜值的想当“网红”，有点文采的要出“爆款”，怎样才能让自己得到足够多的存在感和点击率？必须咄咄逼人！必须剑走偏锋！必须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必须东“邪”西“毒”！要什么对话和商榷，那是假模假式；要什么左平衡右辩证，那是和稀泥；要什么理性和客观，那是虚伪，一千个一万个虚伪；要什么设身处地转换视角保持宽容，那是吞吞吐吐言不由衷！所以，想要“红”想要“爆”，那么无论说话还是作文，最好都能穿着盔甲上阵，先把自己保护好，然后站在某个道德的、审美的、智力的虚幻高地上，用一种高高在上的俯冲态势，用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冰冷神色，让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戳到别人的痛处，“啪啪打脸”，那是多么“自由”多么“痛快”的感觉啊！

在这样的文风熏染之下，学着说几句脏话，或者说一些不带脏字的刻薄话，似乎也变得“自然”起来。提到自己，一二十岁的少女也动辄说“老娘”如何；说起仰慕的偶像，叫得最欢最嗨的是“老公老公”；表达自己不爽的情绪时，如果不咒骂几声那就显得太没力度、太没底气；谈起鄙夷的对象，各种前缀和后缀的难听词更是毫无心理障碍地脱口而出……不想引述那些词了，我怕它们污了洁白的纸张。它们充斥着我们的视线，时不时地钻进我们的耳朵，我一直觉得它们触目、刺耳，可是看多了、听久了，似乎也有些麻木，有些习惯，甚至还有可能在某个时刻不自觉地说出口了。人世间最可悲的事，就是久居鲍肆而不闻其臭，慢慢地被恶趣味带到沟里去了，而当你想要逃离时，你已经害怕自己会被周遭的人看作“装”了，因为那样在所谓的朋友圈中你恐怕连句话都插不上。于是，大家一起说吧，说着说着你就会觉得离开这些词你都开不了口了，你开始惊叹它们是多么准确、多么传神、多么威武毒辣、多么充满着游戏精神，可以是刀刀见血的攻击利器，也可以是通过自嘲自贱而卸去所有责任压力的自保神器。

不过，多年语文修养所形成的惯性还是让我忍不住要“语重心长”。我清楚地知道毒辣的话语方式之所以害人匪浅，是因为它有一种致瘾性：越说就越来劲儿，收都收不住。而且一个人通过对毒辣语、奇葩说的阅读和倾听，也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和迷恋——习惯了重口味以后，再吃清淡的东西哪有什么味道？恶趣味就这样被培养起来了。它们圈的粉越多，就对越多的人产生“洗脑”之效。

我总觉得，一个人要把话说得痛快淋漓，说得霸道极端，是容易的。这里有太多情感宣泄的意味。我也知道，青少年大多会经历一个“狗不理”的阶段，其在心理上，社会化程度与认知水平不同步，模仿力又强，似乎喜欢说些脏话，试图在对别人的冒犯中体验到一种虚幻的力量感。我偶尔在公共场合听穿校服的学生合伙骂人，当听到他们是如此享受那些气流冲破闭合的双唇所形成的爆破音时，真的很想在耳边设一个消音装置。神经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人类加工脏话并不在“高级”的大脑皮层，而是在“低级”的功能区，当人们说脏话时，大脑中主管情绪活动的部分即额叶系统会被激活。也就是说，脏话说多了，一个人真的会越来越Low。

“Low”的不僅仅是恶言恶语，要知道极端的、鄙俗的话语背后是心智的贫瘠和思维方式的粗陋。当一个人爱逞一时口舌之快，他（她）离真诚、典雅、睿智就会越来越远，而这伤害的不仅仅是语文之美，更有教养之美。

陈寅恪目盲后选择助手，虽然他永远也看不见别人的模样，但通过言谈接触，苛刻的国学大师很快便接受了温婉明慧的黄萱，他赞赏的是她的“门风家学之优美”。钱钟书和杨绛曾与恶邻发生过一场不堪的争吵闹剧，虽系被动卷入，但其情状终究是丑陋的，钱杨两人此后形成默契，于此事终生不再提一字。他们的教养不容许自己被拖进所谓“互撕”的污糟境地。

万物有灵且美，何况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