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石雅如（北京服装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
——时尚的逻辑与期待中的上帝1

文/ 石雅如（北京服装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DOl编码：10.3969/J.lSSN.1674-4187.2017.01.004

“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韦伯在上世纪对资本主义做出的近似预言似的论断，而在这个世纪，时尚几乎正是这件斗篷，它不仅是穿在人身上的斗篷，同样是罩在现代人精神上的斗篷。众多思想家诸如本雅明、罗兰·巴特、齐美尔……都在二十世纪对时尚投以目光也再次证明了时尚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一个浅薄的代名词，如果说消费主义，甚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不断制造出物欲的话，那么，这种物欲几乎主要是通过人们对时尚的追求来实现的，时尚不仅仅是人的外表、衣着，还意味一整套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甚至于精神，在这一点上，时尚便不能只被作为一种物欲来看待，而是一种切实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牢牢控制着每一个希望生活在“现代”的人。时尚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就决定着时尚不再仅仅是一种对物质的堆积，更变成了人们在信仰缺失之后唯一的信仰。

时尚不仅是一种浮于日常生活表面的轻飘之物，而是已经大举入侵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从深层次来说，也是现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时尚”这个概念被“无形之手”制造出来，并与与“时代进步”牢牢结合在一起。城市人假若不遵从时尚的逻辑，就似乎有违“现代性”，几乎无法过上游刃有余的城市生活。如果说在古典时代，时尚还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把戏，那么到了现代，所有人，几乎无一幸免，都被裹挟进对于时尚的崇拜，都被裹挟进消费主义，不无戏谑地说，所有人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应许之地”——一种科耶夫式的“普遍同质国家”。而这个“普遍同质国家”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时尚则是这场革命的表皮，是一切现代思想变换的表征。时尚利用现代美学堆砌出盛大的物质的景观，再借助各种“嘉年华”的仪式，建立出“地上的天国”的幻像，使人们趋之若鹜。如果说，贵族之所以成其为贵族，不仅仅在于经济生活的自由，更在于精神生活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奴隶的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资本主义所允诺“地上的天国”就是，所有的奴隶只要愿意听从摩西领导，并遵从严苛的十诫，在领袖摩西的带领下走出等级社会的埃及，穿越苦难的红海，就能进入人人都是贵族的应许之地，那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再有奴隶。在上世界八十年代之后，人人都在期待一种历史终结后的历史，而全心全意面向未来，将历史和死亡祛除处境的时尚背后则是隐含着一种千禧年主义，或者说“约阿希姆主义”，资本主义允诺了一个期待中的上帝。1于尔根•莫尔特曼《世界正面临终结抑或其未来已然开始？－－基督教、现代乌托邦主义和毁灭论 》应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允诺，是以对科技可以无限地解放生产力的乐观为底气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误以为经济上的自由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自由，恰如科学的进步可以无限的增加幸福的感觉一样。应该说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样的看法是合理合法并且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形态古希腊文化，就是建立在由奴隶供养的自由民组成的城邦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文明的另一面充满了剥削与奴役，恰如马克思的煌煌巨著有赖于恩格斯的无私供养，而恩格斯在支持挚友寻求解放全人类的奥义的基础，却是他工厂里的工人寒冬腊月仍然浸泡在冰冷的莱茵河里的双手一样。这一切在科学乐观主义看来，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仅仅够解放一小部分人使然，如果生产力能够解放大部分甚至是所有人，那么奴隶就不复存在，所有人都是城邦的主人，所有人都是自由民。这种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允诺。

当然，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由需要启蒙，否则经济上自由的人仍然会是精神上的奴隶，即科学的工具理性如果没有价值理性如影随形的庇佑，被解放的奴隶不过是换了一套黄金的枷锁而已。可惜的是随着启蒙运动作为现代主义方案在21世纪在整体意义上的失败，思想家们放弃了对现代主义反叛旧体制而高扬的从革命到审美的先锋精神性的崇拜，宣布世界进入后现代的平凡世界当中。于是时尚也从上个世纪的对身体与个性的解放变成了加在高贵自由意志身上的铁袈裟。

随着启蒙最终变成了一门生意，时尚则沦为了文明的美容院，资本主义最初对个人的允诺，最终兑现的只是自由的虚像，时尚也成为文明美容院里隆胸削脸用的硅胶与尿酸，所有面目平庸的灰姑娘不必在灵魂上真的来一场脱胎换骨，只需要皮相上的一场手术，就可以人人都是公主。尽管手术不断在进步，改变皮相的花样似乎可以无限地繁多，貌似人人有性格，个个与众不同，仿佛每个人都是这个所谓的多元化的时代精神的具体显现，但只要我们定睛一看，所有的时尚就像韩国小姐一样千篇一律，不真实的美丽面孔上无一例外地镶嵌着一双没有灵气的眸子。资本主义对个人允诺的虚假，使看似倡导个性的时尚文化，最终反而成为了一切人更加陷入机械复制的集体的全球化的牢笼的表征。21世纪的时尚文化由此变得与当代艺术并无本质的不同，诸如拥抱大众、极简主义的美学原则、对于拼贴的热爱和极力面向未来的诸种可能性的态度，都不再是出于对精神性的追求，而仅仅是出于恋物癖与商品崇拜。时尚的人们所热衷的只是时尚的品牌所能给他们带来的炫耀的快感。而时尚的瞬息万变早已与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无关，多元化与追求个性的名目，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明美容院的价目表上不断增加的项目而已。

如果把二十世纪之前的世界看做古典时代，把二十世纪看作革命的世纪，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则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被一些人称作后现代主义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流动的现代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货币流通自由得无以复加，但背后的各种次贷危机早已将货币最初行使交换价值的功能消解殆尽。一切面向未来的生活无非是靠借贷式的信用卡生活支撑起来的多米诺骨牌阵，随时可能因为一张牌的倒塌而连锁轰塌。而为了避免轰塌就只能通过无限的次贷将债务危机不断地转移到下一家。今天时尚的本质，如齐美尔所言，就是制造差异。而不断的制造差异的机械化生产就是今天的文化工业。它们就像今天的次贷危机一样，为了维护品牌的价值而不断的哄骗消费者去标新立异，只是为了为时尚的次贷危机买单，而并非真地鼓励消费者真正的解放自己的个性。恰恰相反，时尚被资本主义打造成了新的宗教，它许诺的自由都只是一种幻像，在吸食了时尚的致幻剂之后，上个世纪所追求以新奇、创造性还有对世界的有意疏离，以及以此和旧传统决裂的革命精神，在恍惚之间又变成了虚假的未来生活的移情想像。至此，那些真正带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走出埃及的摩西已经悄然被庸众合谋杀害了，他们追随的只是另一个假的摩西，这个摩西只是全球资本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一只提线木偶，引领庸从走向了资本主义所允诺的应许之地，让他们身陷提线木偶的命运而不自知，并且让盲从的懒惰通过时尚的貌似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铁袈裟，而成为了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它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使得文化具有了商品的属性，而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也是在消费文化，而消费者在假摩西南辕北辙的带领之下，错以为消费文化就会可以让自己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这就是当代文化工业的本质所在。

假如把现有的时尚理解为一种文化工业，那么发生于上世纪三十年的“阿本之争”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说本雅明看到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的话，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阿多诺则在当时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本雅明的观察针对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以法国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对相信科学与理性会带给人类无限的进步的浪漫主义式的乐观主义，而阿多诺则看到了美国消费社会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影响中，文化早已沦为商业广告的外衣。由此可见，“阿本之争”虽然是围绕大众文化与布莱希特的戏剧展开的，但正反双方恰好分别对资产阶级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两面性所作的鞭辟入里的揭示，用在对时尚的哲学分析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当文化的自律性被打破的时候，也意味着美学和文化上的一种风险，那即是，一种客观文化逐渐在取代主观文化，这是因为，因为艺术自律性被打破便意味着一种美学原则的放弃，这也就意味着，基于个体和情感，甚至基于历史的美学原则被放弃，那么基于“进化论”和“未来”的向度变成了美学唯一的原则，意即，基于无限的“可能性”的原则变成了唯一原则，然而，人的创造力无法满足对不断的“惊奇”的需求，当时尚这种对“惊奇”的要求最为苛刻的产业无法制造出足够的“惊奇”时，时尚最终沦为机械复制中的一环，也就是被资本主义纳入到其文化工业之中，那个“无形之手”则掌握了一切，时尚这种原本为彰显自我的光辉的时代产物，其美学准则却不再握在个体手中了。时尚便不像古典时代那样具有稳定性和自律性，而是变得随波逐流。时尚变得几乎是一种阴谋论，所以，阿多诺在对本雅明的批评中，尽管多有错位，但在本雅明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这一点上，并无不妥。

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中还抱有现代主义式的乐观 ，还曾经对时尚所带来的“惊奇”抱以革命的期许，但是所有的革命，比如身体的解放、性别的解放都已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完成，而这样一种革命性是与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相表里的。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以及二十一世纪，正如韦伯所说，“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形成本来是由宗教禁欲精神提供正当理由的，这新的宇宙一旦形成，就无需再有宗教的辩护──神义论的辩护，“纯粹世俗的情欲”已经占据了支配世界的神圣位置。1刘小枫，《灵知人及其现代幽灵》由此，革命就变成了一门生意，时尚中所有的革命性都被消解。现代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却最终发现他们等到的是“猪的城邦”，而不是他们期待中的上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真正的，革命的摩西已经被谋杀，而垄断则借助故去摩西的阴影李代桃僵。2佛洛依德，《摩西与一神教》

（责任编辑 姥海永）

The Forgotten Shadow of Ancestor: the Logic of Vague and the Expectative God

如果说消费主义，甚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不断制造出物欲的话，那么，这种物欲几乎主要是通过人们对时尚的追求来实现的，时尚不仅仅是人的外表、衣着，还意味一整套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甚至于精神，在这一点上，时尚便不能只被作为一种物欲来看待，而是一种切实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牢牢控制着每一个希望生活在“现代”的人。

If the production mode of consumerism or even the capitalism is creating material desire ceaselessly, then, the material desire is mainly realized by people’s pursuit of vogue. Vogue is not only about the appearance and cloth of people but also a full set of life style and even spirit style. Vogue in this respect should be treated as cogent culture rather than material desire. Moreover, this cogent culture takes control of every person who desires to live in a “modern” life.

消费主义；时尚；生活方式

the production mode of consumerism; Vogue; life style

石雅如，现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研究方向：艺术史论。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ZXKY03140409)和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CIT & TCD 20150307)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