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益

(景德镇陶瓷大学 333403)

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浮梁近代红茶历史

蔡定益

(景德镇陶瓷大学 333403)

浮梁近代红茶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关系。早在唐宋元明时期，浮梁茶就大量通过海上运销到海外。19世纪由于西方人喜好红茶，浮梁红茶随着崛起。清末民初是浮梁红茶的高峰时期，民国时期逐渐衰落。浮梁红茶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海上丝绸之路茶贸形势的变化。

海上丝绸之路；浮梁；红茶

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其雏形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至今已有两千余年。“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后又衍伸出“海上丝绸之路”一词，这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来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运销到海外最大宗的商品有丝绸、茶叶和陶瓷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世界各地消费茶叶的主要甚至唯一货源地，而中国茶叶销往海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了近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国家的崛起，海上丝绸之路运销的茶叶更是大大超过陆上。中国茶业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浮梁是江西重点产茶县，至今尚无人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对近代浮梁红茶的历史进行论述。

唐宋元明时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在西域常被战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替代得到极大发展，中国通过这条海上交通线输出了巨量的茶叶。消费中国茶叶的主要地区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唐人王敷《茶酒论》是一篇拟人化描绘茶酒相争的文学作品，其中即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1]的句子，可想而知浮梁茶在唐代即有盛誉，并形成外销的盛况。《元和郡县志》记载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2]，而唐代在当时每年的茶税是四十万贯，也即从税收看浮梁茶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唐代是浮梁以至全国茶业勃兴的时期，是海上交通的发展和海外需求的增加带动了国内茶业的兴盛。宋代的浮梁茶仍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行销海外。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记载：浮梁“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行于中外，资国家利其余”[3]。这说明浮梁的茶叶、纸张、瓷器大量行销国内和境外，考虑到南宋由于西夏和金的崛起穿越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阻断，而且南宋时期中国的航海能力和海外贸易有极大发展，这些浮梁茶、瓷等物必然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售到海外，元明时期浮梁茶仍很可能大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销到海外。明人汤显祖《浮梁县新作讲堂赋》曰：“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4]，浮梁茶依然闻名天下。

到了明末以至清代，由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的海上航线有了极大的扩展，海上贸易日渐兴旺，从中国直达西方国家的航线开通，从中国销售到西方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就是茶叶，西方人逐渐对中国茶有了了解，并产生嗜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这些外销到西方的茶叶当然包括浮梁茶。

清末的浮梁红茶一般和安徽祁门等地的红茶统称为祁红。祁红之所以能够兴起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由于造假等原因，英国等国家的公众对绿茶的信仰动摇，红茶需求逐渐增加，从而带动了中国许多茶区包括祁门、浮梁大量生产红茶。祁红的创制一般认为是光绪初年余干臣、胡元龙等人在祁门仿效闽红开始生产，浮梁等地受此影响开始改制红茶。[5]但亦有史料证明浮梁红茶的生产并不晚于祁门，同治年间就已经开始了。《磻村汪氏宗谱》云：“同治初年，夷氛入扰，口岸大通，百货竞涌。而浮梁以茶为中国出口大宗，……先生(笔者注：指汪东圯)遂抒其所见，与兄互讲求制造仙芽红茶，未几驰名海外。”[6]

磻村为浮梁北部之一村。清末刊物《益闻录》1883年记载：“同治初年，则粤商改做红茶，装箱运往汉口，浮梁巨贾，获利颇多。”[7]这两则史料说明同治初年由于中国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浮梁开始生产红茶并畅销海外。

清末浮梁红茶的产量在1882年达到3万担(每担50kg)，1911年增长到6万担。[8]这些浮梁茶的产区主要在与祁门、东至等地毗邻的浮梁北部山区。浮梁红茶的制造销售过程是先由茶农将茶的鲜叶粗加工为毛茶，再售给茶号，茶号将毛茶精加工为成品茶，茶号将茶运到九江或汉口交与作为中介的茶栈，茶栈将茶售给洋商控制的洋行，这些茶叶除部分通过陆路运销到俄国，其它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销到欧美国家。清末浮梁的茶号大致在五十至一百家，1911年发展到两百家左右。茶农处于红茶制销链条的最底层，为了生活或生产上的需要，常向茶号借贷，而茶号的资金也多来自于向茶栈的借贷，茶栈也不一定有自有资本，资金多来自于向洋行的借款，洋商是海上丝绸之路浮梁红茶制销链条上的最终控制者。为何浮梁茶号不直接与洋商接洽销售茶叶，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信息不畅。1860年之前，浮梁外销茶叶的运销线路原本是从浮梁通过昌江入鄱阳湖，再溯赣江逆流而上，翻越南岭山脉，最后沿水路从珠江到达广州，从广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运到海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汉口等地开埠，浮梁的红茶也逐渐兴起，浮梁茶叶的外销线路始改为通过昌江入鄱阳湖，再入长江，从长江将茶运至九江或汉口，再运销到海外。[9]

1918年开始由于俄国十月革命，销俄茶叶滞销，主要销英，英国商人复不肯在汉口交易，转移到上海，从上海运往海外。1936年以后由于浙赣铁路开通，浮梁红茶先从公路运到鹰潭，再用火车装运到上海，从上海运销到海外。

民国是浮梁红茶的盛极而衰时期，总体而言，产量不断减少，1915年33 000担，1933年15 000担，1949年减至4 620担[8]。但在1936年浮梁红茶曾经有短暂的复兴，原因是为了挽救包括浮梁红茶在内的祁红，皖赣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实行茶业统制，统一收购，统一运销，减去了茶栈的中间剥削，茶叶质量也有所提高，产量恢复到两万担左右。近代的江西是茶叶出口的重要省份，而浮梁红茶在江西茶产量中占了很高的比重，浮梁红茶为浮梁带来大量财富。

皖赣两省还进行了茶叶技术研究以及人才的培养，浮梁境内设立过模范种茶场和茶叶改良场。1936年浮梁县还成立了茶业公会，试图实行行业自行管理。1939年开始浮梁茶农在政府主导下逐渐成立茶叶合作社，目的是使茶农摆脱茶商的剥削。以上措施应该说对挽救浮梁红茶多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总体上仍不断衰败，新中国成立前夕近乎崩溃。

浮梁红茶走向衰微的历史，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茶叶运销不断衰败的状况密切相关，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世界茶叶生产贸易的巨大变化。英国把茶叶生产引入印度、锡兰等地，荷兰也将茶叶生产引入爪哇。印度、锡兰、爪哇和日本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采用机器大生产、规模化经营，信息灵通，交通便捷，资本雄厚，生产出来的茶叶质优价廉，中国茶业越来越难以抗衡。[10]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的主要甚至唯一供应者，在强大后来者的竞争中渐趋败落。浮梁的红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欧美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联系起来，浮梁红茶的兴衰，受制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茶叶运销的现状，海上丝绸之路茶贸兴，则浮梁茶业兴，反之则渐趋衰败。

[1]王重民.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67.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672.

[3]赵弘恩，黄之雋.江西通志 [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补遗 [G].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陈宗懋.中国茶叶大辞典·茶类部[K].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274.

[6]磻村汪氏宗谱[M].景德镇市图书馆藏.

[7]许正.安徽茶叶史略[J].安徽史学,1960(3):9.

[8]景德镇市志编撰委员会.景德镇市志略[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84～85.

[9]上官俅.江西茶叶之概况[J].工商通讯，1937，(11、12)：27～45 .

[10](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

2015年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