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卢风

“文明”一词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如今日常语言中的用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用法。

日常语言中的“文明”指开化、进步、美好的社会状态或人类行为，与野蛮、落后、丑恶相对。我们通常说，“随地吐痰不文明”，“损坏公物不文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文明”，就指这层意思。2000年版《辞海》对“文明”一词的释义指出了这一点：“‘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我国官方意识形态在列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时，“文明”一词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当然也指这层意思。

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则有所不同。

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F.P. G. Guizot）说：文明就是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东西”，是“从未曾丧失而只会增加”而形成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团块”，且要“继续下去直到永远”。“文明是一个可以被描写和叙述的事实——它是历史。”“这个历史是一切历史中最伟大的历史，因为它无所不包。”[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4-5页.]“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同上,第9页.]文明须具备两个条件：“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同上,第11页.]文明所要求的发展和改善不仅指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经济制度（如财富分配制度）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善，还指道德和精神的改善。

十九世纪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受过基佐的影响。福泽谕吉说：“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30页.]“文明恰似海洋，制度、文学等等犹如河流。流入海洋水量多的叫做大河，流入少的叫做小河。文明恰似仓库，人类的衣食、谋生的资本、蓬勃的生命力，无一不包罗在这个仓库里。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使人厌恶的东西，但如果它对文明有益，就可以不必追究了。”[同上,第31页.]“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同上,第33页.]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4页.]文明是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高级社会。“已知的文明社会的数目是很小的。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目却大得多。在1915年有三位西方的人类学家做过一次原始社会的比较研究的旅行，他们只登记那些有充分材料的社会，其结果共登记了六百五十个，其中大部分现在还存在着。自从大约三十万年以前人类第一次以人的身份出现以来，一共有多少个原始社会出现和消灭，那个数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管怎样，原始社会的数目一定比文明社会的数目大得多。”[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44-45页.]。“…原始社会是同人类同年的，它的存在时间，就平均的估计数字来说也有三十万年了。”“…产生文明的时间，同人类全部历史的时间实在差得远。它仅仅只占人类全部时间的百分之二，或五十分之一。”[ 同上,第52-53页.]汤因比认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模仿的方向”。模仿行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属性。“在原始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老一辈，是已经死了的祖宗，虽然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可是他们的势力和特权地位却还通过活着的长辈而加强了。在这种对过去进行模仿的社会里，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社会也就静止了。在另一方面，在文明社会，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这些人拥有群众，因为他们是先锋。在这种社会里，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社会沿着一条变化和生长的道路有力地前进。”[同上,第60页.]“从原始社会变到文明社会这一件事实…是包括在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当中”[同上,第62页.]。这里，汤因比显然与基佐和福泽谕吉一致，强调文明一定是发展、进步的，或说文明是生长的。“…怎么衡量这种生长呢？能不能把它当作是对于社会的外部环境加强了控制来衡量呢？这样的加强控制有两种情况：对于人为情况的加强控制，这个情况是以征服附近地区人民的形式出现，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加强控制，这里是以改进物质技术的形式出现。…许多事例证明这两种现象——政治的和军事的扩张或技术改进——都不是真正造成生长现象的原因。军事扩张一般来说是军国主义的结果，而军国主义本身乃是衰落的象征。无论农业还是工业上的技术改进都同真正的生长很少关系，或干脆没有关系。事实上，在真正的文明衰落期也会出现技术改进的现象”。“真正的进步包括在一种解释为‘升华’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克服物质障碍的过程。社会的精力通过这个过程解放出来，对挑战进行应战。这个过程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属于精神的，不是属于物质的。”[同上,第318-319页.]在汤因比的叙事中“文明”也就是“文明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即“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

显然，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蕴含了当代日常语言中的“文明”一词的基本含义：开化、进步与美好，但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还指人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指社会形态，指人超越非人动物所创造的一切。用基佐的话说，文明是特定族群创造的世代相传、有增无减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团块”，人们创造的一切都在这个“团块”之中。用福泽谕吉的话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无所不包的“大仓库”，其中不仅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使人厌恶的东西”。汤因比把文明的标准规定得高一些，并非属人的一切都是文明的，原始社会不算文明，超越了原始社会而进入高级阶段的社会才是文明。本文所援引的三位历史学家都强调文明必须是发展（或生长）的，但他们所说的发展绝不仅指经济增长，而指社会的全面改善，特别包含精神的成长。

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相当于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西方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integral whole），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亦或是极为复杂发达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apparatus）。”[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53页.]马林诺斯基讲的文化这种“庞大装置”，显然就是基佐讲的那种庞大“团块”，或福泽谕吉讲的那种“仓库”，即文明。当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而人类学家讲的“文化”是广义的，通常和历史学家讲的“文明”大致同义，在许多语境中二者甚至可以互换，都指人类超越非人动物而创造的一切，或指人类超越于非人动物的生活方式，指处于历史演变中的整个社会。这里的“生活方式”是广义的，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不与“生产方式”对照，生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故广义的“生活方式”涵盖了“生产方式”。广义的“文明”和“文化”都指人类超越非人动物的生活方式，指人类社会形态。

如果不像汤因比那样把原始社会排斥在文明之外，则可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采集渔猎文明、农牧文明、工业文明。采用了汤因比的观点，则人类文明由原始社会发展而来，已经历了农牧文明和工业文明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工业文明[也可称工业文明为现代文明，即由古代文明经过现代化发展而来的文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标志则是标准化、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高效率、大批量的物质生产。]发源于18世纪的欧洲，如今正全球铺展，但也正暴露出其深重危机。未来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