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日本本土最西端的城市平户，有一座松浦史料博物馆。馆外空地上，竖着一尊小小的铜像，铜像一手扶剑，一手前举，仿佛在向远方示意。这尊铜像，就是日本人想象中的中国人汪直。

【片板不许入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汪直出生时，他和他同时代许多人的悲剧命运就注定了。这个注定了他们命运的人，就是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此时距离他去世已有100多年。朱建政后，通过废除丞相、实施特务统治等措施，使明朝皇帝的权力远超其它时代。

汪直只是一介草民，朱元璋的这些“以求朱家天下万世一系”的重大举措，假设汪直不准备读书入仕，也不会吟诗作文，事实上对他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影响。但在这些重大举措之外，还有另一条对后世產生深远影响的措施，就是它，注定了汪直的悲剧。

那就是海禁。所谓海禁，即政府不允许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洪武元年，朱元璋刚刚在南京坐上帝位，曾经与他交战多年并被击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部，在舟山群岛的兰秀山起兵。平定兰秀山之乱后，朱元璋意识到，与大陆相距不远的舟山群岛进可攻，退可守，很容易成为叛乱者的海上据点。为此，他决定实行岛屿无人化。朱下令把舟山46个岛上的居民全部强制迁往内地，并撤销行政建制（舟山唐时设翁州，明时设昌国县）。这时，一个叫王国祚的村民冒死前往南京，通过某王公晋见到了朱元璋，力陈昌国县不可废。朱元璋难能可贵地作了让步——昌国县城附近的八千居民可以留下。

内迁的舟山诸岛居民，只是大明海禁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很快，它便成为大明针对全局的基本国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诏强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后每过几年，就会重申一次，并把相关条款写进《大明律》。久而久之，大明的海禁政策被高度浓缩为六个字：片板不许入海。海禁最严厉时，就连沿海居民到近海捕鱼也属非法。

【海上贸易曾高度发达】

有学者考证，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海上贸易活动。《国语·齐语》载：“越裳献雉，倭人贡畅”，可见当时的中国与周边的越南和日本已有来往。汉朝时，留下了中国和罗马交往的最早记载，这交往，其中一部分就是通过海路完成的。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船只经常出入波斯湾，并溯幼发拉底河而上，与阿拉伯人通商。唐代，中国国力大盛，和唐朝交往的国家多达70多个，广州成为最重要的海外贸易商港。至唐朝中期，广州人口约25万，其中外国人就有1万多。唐朝末年，黄巢攻陷广州，大肆屠杀，死于黄巢之乱的外国人计有12万之多。

先后与多个政权对峙的宋朝，与汉唐相比，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向来被后人讥为积贫积弱。但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宋朝的商品经济远超前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其中，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宋朝初年，朝廷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设置了功能近似于海关的“市舶司”，在京师设置“榷易署”，专营中外海商的舶来商品。王安石变法时，颁布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宋神宗鼓励民间发展海上贸易，他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一焉……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射中国。”

南宋偏安东南，海外贸易收入更为重要。宋高宗下旨：“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支持，带来的是极为丰厚的回报。南宋初年，市舶的年收入“动以百万计”，到了南宋末年，市舶的年收入增加到了二百万缗。南宋的财政总收入不到一千万缗，海外贸易收入竟占总收入的1/5。

崛起于漠北草原的元朝，似乎与大海没有多少关联。其实，这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同样热衷于海洋和贸易。元朝一度禁止私商出海，但为时甚短，收效甚微。后来改弦易辙，鼓励私人出海经商，前提是按规定纳税。元朝时，光是在东海和黄海从事国内海上贸易的船只，每年从南方到天津的就多达1000艘以上。广州作为海上贸易的晴雨表，旅居的阿拉伯商人超过12万。至于曾经是中国“海上零公里”的泉州，北宋时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达30多个，南宋时增至50多个，元朝时进一步增至90多个。

【帝国如同自给自足的小村庄】

之所以回顾中国历代海上贸易的盛况和朝廷的重视，在于反证一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开国伊始就厉行海禁，显然有朱元璋更为看重的理由。那么，朱元璋为何会对大海如此恐惧，对海上贸易如此排斥呢？

首先是稳定政权的需要。朱元璋称帝时，仍面临两大威胁：威胁之一，来自曾与他角逐天下的张士诚和方国珍。朱元璋担心，如果像以往那样听任民众往来于海上，他们就有可能和方、张余部勾结，阴谋颠覆大明王朝。威胁之二，来自已经败退到蒙古高原的元朝势力。元朝皇帝虽然远走漠北，但在相距数千里的南方沿海，仍有不少支持者，从南海到印度洋一线，还有相当势力。禁止人民入海，可以消除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囿于见识。祖辈皆为农民的朱元璋，即使后来贵为天子，也从未摆脱过小农意识。在朱元璋看来，农业才是一个社会的根本，而商业不仅是末业，还是不稳定因素。他规定，农民可以穿细纱布，商人则不允；农民家中，哪怕有一人经商，也不能获批准。在社会地位上，商人处于真正的底层，即使腰缠万贯，仍是不受待见的末流。朱元璋设想的理想社会，是君王圣裁天下，兢兢业业，官员循规蹈矩，廉洁奉公，老百姓安心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社会。帝国最好如同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庄，物各有主，人各司其职，像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不得擅自越位。

【畸形的朝贡贸易】

一方面，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和囿于见识，希望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虚荣心，又使他渴望周边小国把他当作主人尊崇，奉其正朔，受其册封。这样，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大明帝国执行的是畸形的朝贡贸易。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的周边国家，在政治上承认与大明之间是一种宗主和藩属关系，在约定的周期里，向大明进贡。大明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各藩属国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报。显然，这是一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

在民间海上贸易被禁止，而朝贡贸易又铁定要大赚一笔的情况下，大明周边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朝贡次数，扩大朝贡规模。嘉靖一朝时，终于因朝贡贸易闹出事端，从而导致了嘉靖时代倭寇大爆发，而汪直就生逢其时。

嘉靖年间，正值日本诸侯鼎立的战国时代。当时，实力较雄厚的几个“大名”（即封建领主，可理解为诸侯）争着代表日本向明朝派遣贡使。嘉靖二年（1523年），细川氏与大内氏各派一队贡使到达宁波。接待这两批贡使时，收受了细川氏贿赂的明朝官员处理不公，引起大内氏贡使的极度不满，进而“大掠宁波”，使得“沿海震动”。这一“争贡事件”惹得嘉靖龙颜大怒，下诏罢除市舶司。其中，广州市舶司虽未罢除，但也停止了朝贡贸易，直到6年后才恢复。因此，嘉靖年間既是海禁最严厉的时期，也是倭患最激烈的时期。

为何在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仍然有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往来于海上，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梧桐教授这样解释：“尽管明朝实行海禁，但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又非常密集，这样一个情况下，土地不敷耕作，这些人要找别的出路，来增加他的收入，维持他的生活。那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就买船冒险出海，杀头他也去。”

【大明的海禁政策破产】

汪直又称王直，号五峰、五峰船主。1501年，他出生于以徽商著称的徽州歙县。徽商的产生，和当地贫瘠的土地不无关系。顾炎武曾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地薄民贫，又有经商传统，汪直年轻时就投入到商海中。他为人富于胆略，轻财好义，有领导人气质。史称：“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

早年，汪直与同乡在广东一带从事海上贸易，把生硝、硫磺和丝棉之类的土产运往日本、泰国等地。不用说，这种生意是明政府严禁的。1543年，汪直第一次抵达日本种子岛。日本史料记载，日本人看到这艘不知从何而来的大船，非常纳闷。船上的人里，有一个叫五峰的大明儒生，通过笔谈的方式告诉日本人，他是从西南来的外国商人。汪直的日本之行影响深远：他将火枪传入了日本。在汪直与日本人的贸易中，火枪是最抢手的商品，这些火枪，并非他亲自制造，而是来自他和葡萄牙人的贸易。

16世纪时，葡萄牙人东航，他们最先注意到了舟山群岛有利的地理条件，在中国海商与葡人的地下贸易中，渐渐把舟山群岛所属的双屿作为活动基地。由于双屿地处连接江南和日本的海路要冲，它开始成为中国、葡萄牙和日本等国海商汇集的国际性商业基地。当时掌控双屿的是福建海商李七，绰号李光头。李光头之后，是来自徽州的许栋。那时，汪直就在许栋手下任职。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一个叫朱纨的官员被朝廷任命为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两省海防军务。双屿繁华一时的好日子到头了，而汪直却意外地获得了迅速崛起的机会。

朱纨为官清廉，也颇有手腕。他上任后，强力推行海禁。当时，在福建和浙江的海面上，不仅有像李光头和许栋这样的多股海商，一些官宦世家也在海商的贸易中参股，或是充当保护伞。至于一般民众，也有许多人在海商走私中混饭吃。比如，向葡萄牙商人出售米、面、猪、鸡之类的食品，葡萄牙人给出的价格是正常价的一倍以上，如果购买葡萄牙人的胡椒、苏木和象牙的话，“其价尤平”。是故，当沿海地区上至上流社会，下至草根民众，其利益都与海商走私紧密相关，这时要实行海禁，肯定要遭到极大阻力。其情其景，就像朱纨感叹的那样：三尺高的小孩子，都把海盗看作衣食父母，把政府军队看作世代仇人。

朱纨上任次年，在精心准备之下，他决派出军队攻打双屿。攻占双屿后，朱纨下令用石头将港口堵塞，把岛上的住房和妈祖庙等建筑付之一炬。混战中，海商首领许栋落荒而逃，后来被明军抓获。群龙无首的海商，一致推举了他们的新首领——后来名声在外的汪直。

朱纨勇于任事，却不免矫枉过正。他不仅下令“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甚至连原本与海商走私无涉、煮海为盐的盐户也要编号定界，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行动。可以想象，在海禁的大政之下，众多底层民众的生活无以为继，是必然结果。

顺理成章的，为了朝廷旨意而夺人衣食的朱纨，成了闽人和浙人最仇视的官员。两省当地官员和在京官员纷纷上疏弹劾他，指斥他滥杀无辜。偏偏朱纨在打击海商时，一向奉行“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被他当作倭寇处死的人中，肯定有不少蒙冤者。于是，在官僚系统的勾心斗角中，朱纨被撤职。狱中，他服毒自尽，自尽前感叹道：“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死我。”

朱纨横死，意味着大明海禁政策的破产，而汪直却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汪直之死】

纵横海上的海商们原本各自为政，但面对朝廷的严厉打击，以及交易中常常出现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他们迫切需要抱团取暖。

双屿既毁，被推举为海商首领的汪直认识到，在沿海地区再寻找岛屿建立基地不太现实。这时，他想到了与他有贸易往来的日本。汪直与日本大名松浦隆信交好，于是在松浦隆信治下的五岛建立了基地。至于他本人，却长期住在平户。短短几年间，尤其在吞并了另一海商头目陈思盼后，汪直跃升为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霸主。他制造的大船，一条船可容纳两千人，船有多层，其上可“驰马往来”。他先是自称“靖海王”，后又称“徽王”，从后一个称号可见，他对故乡徽州怀有感情。

极盛时，汪直能号令十万之众，仅和他一起住在平户的就有两千余人。汪直出行时，“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这时的汪直，早已不是躲着官军的走私犯，而是以武装力量作后盾的亦商亦盗的草头王。作为商人，他的客户既有西洋人，也有日本人和中国的其它海商；作为海盗，他时时侵袭明朝沿海城镇。在用兵上，他“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加之他的手下多是些亡命之徒，明军根本不是对手。

然而，尽管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尽管过着帝王般的优渥生活，汪直却怀揣心事。这心事，就是让明政府放弃对自己的追剿，开放海禁，准许自由贸易，从而让他成为一个清白的海商而不是漂泊异乡的海盗。

和汪直同为徽州老乡的一个封疆大吏胡宗宪，读懂了汪直的心事。胡认识到，面对强势的海商集团，一味剿杀不是办法。一方面汪直作战能力超强，明军难以抵挡；另一方面，汪直的十万之众，不少是沿海地区违禁私出的底层百姓。他们在海禁政策下，“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因此，沿海一带，汪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这一记载令人大跌眼镜：一向被视为汉奸和海盗的汪直，竟受到底层百姓如此擁戴。

胡宗宪打算改剿为抚，他把汪直的母亲和妻子从狱中释放，给予细心照顾。汪直得悉，欣喜地表示，如果不计较他以前的罪过，并准许海上贸易，他愿意投降并为朝廷效力。为了让胡宗宪相信他的诚意，他令手下攻破了盘踞舟山的一股海盗，还把另一支海盗将要来犯的消息提前告知胡宗宪。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在胡宗宪信誓旦旦的许诺下，汪直率部众千余人向明朝投降。不过，他仍然留了一手：要求胡宗宪派出人质。就胡宗宪本意，他是真心招降汪直的，希望利用汪直在海商和海盗中的影响为朝廷效劳。然而，不妙的是，究竟如何处置汪直，高级官员们的意见针锋相对，是按汪直的意愿开放海禁，还是诛杀以维护朝廷脸面？

不幸的是，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上风。次年春天，浙江巡按王本固诱捕汪直下狱。胡宗宪原本为汪直说话，但当有人指控他收受了汪直的巨额贿赂时，他害怕了，立即转变立场。在狱中，汪直上了一道《自明疏》。他认为，自己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乃“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从来没有勾引党贼侵扰。他向嘉靖恳请，希望赦其罪过，开放浙江定海一带港口互市，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关税，还能恢复与日本之间久已中断的朝贡贸易。那么，纷扰天下的倭患就能得到根本解决。

站在今天立场看，汪直的建议是可行的。堵不如疏，越是严厉的海禁，激发的可能是越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倘若自由互市，武装走私就完全没有必要。

然而，嘉靖无意采纳汪直的建议，他下旨

说：“（汪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

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汪直在

杭州被斩首。临刑前，汪直感叹：死吾一人，

恐苦两浙百姓。

汪直死后，其余部继而将人质肢解泄愤。群龙无首，倭患一度比之前更为严重。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感叹：“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纷纷，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汪直死后八年，嘉靖去世，隆庆登基。继位之初，隆庆宣布废除实行了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敢于推翻祖宗成法，是因为隆庆及高级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倭寇为患乃海禁政策的副产品，海禁一日不废，倭患一日不宁。当然，隆庆解除海禁，仍有不少限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开海。不过，明朝政策的转变，使中国人的海外贸易和向南洋各地的迁徙不再是犯罪，残余的倭寇活动也随着海禁的中止渐行渐远。

【结语】

明朝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把自己排除在蓝色海洋之外时，正值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当下海打鱼或沿海煮盐都有可能触犯王法时，欧洲的帆船正出没于风波之中，一方面探索未知的土地，一方面收获来自海外贸易的巨额财富。

肇始自朱元璋时代的海禁，几乎纵贯大明王朝（隆庆开海距明朝灭亡，只有几十年），也为后来的清朝所继承。同明朝一样，清廷也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当船坚炮利的西方在资本和市场的驱使下踏浪而来，闭关锁国的古老王朝将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情其景，马克思的论断最为精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