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家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1）

论习近平对邓小平选拔干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江家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1）

习近平选拔干部的思想与邓小平选拔干部的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两者都是在中国社会处于关键转折期时提出的。习近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的选拔干部思想，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选拔干部思想。在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深入研究习近平和邓小平关于选拔干部思想的相互关系，对于选拔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习近平；邓小平；培养选拔干部；全面从严治党

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邓小平、习近平对一系列涉及选拔干部的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系统的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在选拔干部的理论依据、价值定位及基本原则上继承了邓小平选拔干部的思想，而且在选任标准、选任方式、考核机制及培养路径等方面对邓小平选拔干部思想进行了发展，形成了十八大以来选人用人的新气象。比较邓小平、习近平选拔干部思想，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及进一步推进干部选拔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对邓小平选拔干部思想的继承

（一）在选拔干部的基本方向上，都强调德才兼备

在选拔干部时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德才兼备的要求有所不同。邓小平、习近平虽然对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但二者都坚持了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走又红又专的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发生了两大巨变，一是果断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二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因此，解决干部普遍老化及选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干部，是邓小平在干部选拔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基于此，邓小平注重在选拔干部时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诚如他所指出的：“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1]（P322）由此可知，邓小平不仅强调干部选拔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懂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两者缺一不可。

进入21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于邓小平，但习近平依然继承了邓小平选拔干部时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并根据时代的特征赋予其新的内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德才兼备是我们选拔干部的基本要求，一个好的干部必须德才兼备，新时期选拔干部更是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当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又有所不同。就现在来说，“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的、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2]（P412）其实，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新一届党中央在选拔干部时将德放在了首位，而其中又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德才兼备的词义会出现变化，但作为选拔干部的基本方向，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二）在选拔干部的价值定位上，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选拔干部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有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P320）也就是说，思想路线的实施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习近平都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来认识选拔干部的意义。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早在1975年农村工作座谈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随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指出：“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要做好，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1]（P123）在1979年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党委时，邓小平更是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选拔干部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而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从战略高度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1]（P321）可以看出，邓小平是基于中国政局的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等战略高度来论述选拔干部的重要意义的，在他看来，选拔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这种从战略高度出发去看待干部选拔的问题，认为是否选拔到合格的干部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2]（P411）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2]（P411）因此，在习近平看来，选拔干部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问题，必须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出发来认识，正如他所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4]（P109）总之，在选拔干部的价值定位上，习近平始终坚持“治国之要，首在用人”，这正是从全局、从长远认识干部选拔的体现。

（三）在选拔干部上都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个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既是党的生命线，又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群众路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二是要求党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干部不仅是从群众中选拔出来的，而且干部的培养及成长更离不开群众。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与习近平在干部选拔的过程中都一直强调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干部“青黄不接”的困境，邓小平高度重视选拔中青年干部，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他认为，中青年干部肯定是有的，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高度肯定了群众自己举荐干部的做法，对此，他指出：“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一些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负责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省吗？”[1]（P325）可见，邓小平强烈反对脱离群众来选拔干部，把“人民公认”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原则。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在选拔干部时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要求，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论点，随后，习近平又进一步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为此，习近平强调要把那些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在对干部进行考察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数群众不赞成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正如他所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2]（P419）要多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干部。与此同时，习近平还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在选拔干部中的作用，强调在选拔干部时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决不能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可以说，在习近平这里，群众路线贯穿着干部选拔的整个过程。

（四）在选拔干部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强调要走制度化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要么是沿袭战争时代的旧制，要么是学习苏联的体制。这种干部人事制度无疑在初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党把工作重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必要性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了选拔干部必须走制度化的道路。

针对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从制度上指出了其根源，“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P333）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P333）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也深刻剖析了当时干部人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P327）为了防止这种弊端和问题，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干部人事改革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在解决干部工作效率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立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岗位责任制、监督制以及异地交流制等构想；二是在干部队伍的“进”问题上，他提出了建立考试任用制、新老干部交替合作制、民主选举制等；三是在干部队伍的“出”问题上，提出了建立顾问制、干部退休制及干部任期制等。通过这三方面制度的建立及完善，保证了干部选拔的制度化及民主化。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关于选拔干部必须走制度化的思想，将制度治党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始终。在新时期、新阶段及新形势下，如何才能把好干部用起来呢？他认为，我们必须改进考核方法手段，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4]（P111）在干部“上下”问题上，习近平认为，要通过建立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对于民主集中制，习近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要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纯洁用人风气，2014年1月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选拔干部真正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二、习近平对邓小平选拔干部思想的发展

（一）在选任标准上的新发展

在选拔干部的标准上，习近平根据时代的特征及面对的任务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选拔干部标准的思想。早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之后，在1977年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当论及要选用什么人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受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P75）从这一大段的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干部选拔的标准只是作了大概的论述。随后，在1979年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党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邓小平对选拔干部的标准又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除此之外，邓小平也强调干部自身的身体状态和业务能力。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及改革开放的实践，在选拔干部时较多地强调坚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不搞派性、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及有较好的精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也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毋庸置疑，这种标准具有一定的首创性和探索性，在当时是符合干部选拔的现实要求的。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所面临的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大不相同。就干部方面来说，我们总体上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老中青相结合的干部队伍，但另一方面，干部又出现了信仰迷茫、作风不正等问题，正是基于新时期干部队伍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发展了选拔干部的标准，赋予了新时期好干部的时代内涵。

对于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问题，可以概括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对于这20字标准，习近平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突出了理想信念和敢于担当的时代内涵。习近平认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随后，习近平又提出了“六个是否”来检验干部的理想信念。对于敢于担当，在习近平看来，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说到底，担当就是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此后，习近平又针对不同类型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如在2014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政法干部队伍提出“三个必须”的要求；在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在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民族地区干部提出了“三个特别”的要求；在2015年1月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对县委书记提出了始终做到“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新人”要求。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好干部的标准既提出了总体性的要求，又对特殊的干部群体提出了具体性的要求，把干部的普遍性要求与先进性要求结合起来，并根据新时期干部建设面临的问题，突出强调了理想信念、敢于担当对于干部的重要性。这些都赋予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标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对邓小平选拔干部的标准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二）在选任方式上的新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根据当前选人用人存在的新问题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选任干部的方式方法。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干部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选拔干部的若干标准，也对选拔干部的方式方法进行了阐述。首先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选拔干部时突出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指出在选拔干部时必须坚持民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选拔干部时遵循民主原则，邓小平建立健全了干部选拔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在实践中，邓小平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干部选拔工作，如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建立了离退休制度，建立严格的干部考试制度，创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等。其次是在选拔干部时强调要遵循平稳渐进的原则。在整个选拔干部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步子要稳妥，要形成梯级结构。而在谈到老干部与年轻干部替换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干部应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较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进，我们总体上选拔了一大批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但与此同时，干部人事工作及组织制度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干部选拔任用的渠道有限、干部识别机制不准、干部考核机制不健全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2]（P418）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选人用人的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在选拔干部时坚持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指出，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核机制和办法，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了解干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选人用人的新理念新举措。首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在干部选拔中的作用。习近平认为，党组织要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起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只起点票人、计分员的作用；要增加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强化党组织和干部部门在考察识别干部中的责任。其次，在干部识别上，强调要坚持科学民主的原则。对此，习近平指出：“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2]（P419）为此，习近平要求近距离接触干部，并提出了通过“四个观察”看干部的见识见解、品质情怀、境界格局和能力水平的论断。可见，在习近平看来，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其思想品德，更要观察其在工作的实际表现。最后，在干部的考察上，坚持全面、辩证的原则。针对以往干部考察中存在的片面性及短期性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2]（P419）只有这样，才能选出人民信得过的干部。在实践中，习近平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进了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办法，坚决纠正了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提出了“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的要求。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要把握好“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将选任制和委任制两种选拔方式结合起来使用的论断。这些思想为新时期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面对当前用人存在“只看资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问题，习近平认为举荐人才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要各尽其能，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

（三）在考核方式上的新发展

党中央面临的任务不同，对干部的考核方式也就会有所差别。在邓小平主政时期，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对邓小平来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对干部的考核必然注重经济发展的情况，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是要重视专业化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1]（P264）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干部选任的问题，再次强调要将有政绩的、人民群众公认的干部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与此同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对干部来说，仅有搞活经济的本领还不行，还必须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面对特定的历史背景，邓小平在考核干部时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及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这种考核也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大幅度的跃升。但是，在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丛生、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已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如何让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正是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既科学又民主的干部考核方式。

习近平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P420）为此，他又进一步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2]（P419）可见，在习近平看来，必须“促使干部的考核评价从偏重经济建设向注重‘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转变，从单纯GDP指标向注重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转变，从追求短期、显性的政绩向注重长期、可持续的实绩转变”。[5]（P30）与此同时，面对当前考核、选拔、任用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到位，“带病提拔”等现象屡次出现的情况，习近平明确指出：“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2]（P419）在制定具体的考核机制上，习近平强调要深化改革，健全分类、科学、常态化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具体化为可观测、可操作的指标并落实到干部考核的全过程。

同时，面对消除贫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明确把扶贫开发作为新时期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这些新思想新论断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邓小平干部考核评价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四）在培养路径上的新发展

教育培养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对于干部的成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也构成干部选拔的重要内容。邓小平高度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他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干部。在具体的培养方法上，邓小平强调要抓紧时间学习特别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学习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同时，邓小平也强调老干部要对年轻干部进行教育和培养。

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培养干部的思想，并将其逐步深化和系统化。在习近平看来，培养干部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关的，形势越变化，党和人民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培养。习近平指出：“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加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教育。”[2]（P417）这就指明了干部培养的主要任务及方向。不仅如此，习近平还阐明了培养干部的基本途径，“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个人必须努力，这是干部成长的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2]（P416）那么，在干部成长过程中，个人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对此，习近平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那么，成长为好干部应该学习什么呢？在习近平看来，至少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章、党史及国史等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筑牢信仰之基。同时，习近平还强调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之外，还要加强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考验和提高，始终是培养党员干部的一个基本途径。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指出了组织在培养干部中的重要性，习近平认为组织要积极为干部的锻炼成长搭建平台，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要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为此，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强调在干部培训中要坚持分类培训与按需培训相结合，按照贴近中央要求、贴近社会实际、贴近学员的需求，结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干部的成长规律、岗位特点和工作需要，设置培训内容、编写培训教材，坚决反对干部培训中“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的做法。

三、结 语

习近平选拔干部的思想与邓小平选拔干部的思想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中继承是前提，发展是主体。而习近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立足于实践及时代特征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选拔干部思想，同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选拔干部的思想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三点认识：

一是习近平选拔干部的思想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面对时代的特征及党的建设的实际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发，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而干部选拔作为组织建设的基础工程，当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以队伍建设强基固本，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又一个鲜明特点。”[6]（P322）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来看，以干部选拔为核心的组织建设具有前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只有将人选好了，其他各方面的建设才不会陷入“空转”；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来看，严把组织“入口关”对于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新时期选拔干部的思想是新一届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理论或思想的产生都根植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如果离开了党和人民的实践，离开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就不可能有新时期选拔干部思想的产生。在干部选拔上，虽然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但这一思想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思想劳动，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说，这是党和人民实践的结果，是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习近平选拔干部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是，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也不应该忘记伟大人物的作用，因为习近平的选拔干部思想并不是个体智慧的简单相加，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虽说习近平从邓小平的选拔干部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但这并不是说邓小平选拔干部的思想是习近平选拔干部思想形成的唯一来源，就习近平干部选拔思想的形成来说，其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持续探索的结果。正如有学者在谈到习近平干部观形成发展时认为，这一干部观“启蒙于党的优良传统、发端于延安插队、形成于地方领导工作时期、丰富发展于进入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7]（P322）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及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都对习近平干部选拔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只是本文认为邓小平与习近平在主政时期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历史背景，即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期，由此必然会对干部选拔提出新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两者进行比较，由此突出习近平对邓小平选拔干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5]罗中枢.如何把好干部培养选拔出来——习近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路线图[J].人民论坛，2014，（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道路》课题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J].党的文献，2015，（6）.

[7]宿彦.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的干部观[J].红旗文稿，2015，（2）.

[责任编校：赵哲]

Xi Jinping’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o the Selecting Cadres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JIANG Jia-cheng
(School of Marxism,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electing cadres is in the same strain as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select⁃ing cadres,both of which are put forward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n China’s society.Xi Jinping not only inherits the selecting cadres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in an all-round way,but also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selecting cadres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In the new period of promoting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s discipline in an all-round way,we must further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ecting cadres thought of Xi Jinping and Deng Xiaoping,which will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for selecting the cadres that people’s needed as well as for the deepening study of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s discipline.

Xi Jinping;Deng Xiaoping;train and select cadres;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Party’s disci⁃pline

江家城（1989—），男，江西赣州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D630.3

A

1671-198X（2017）08-0005-07

2017-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