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迪伊

摘要：东汉末期的荀彧有“王佐才也”，被曹操誉为“吾子房也”，他帮助曹操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人物；荀彧身后虽有史书列为曹魏开国功臣，从其一生“志行义立”看实为“汉之贞臣”；荀彧“亡身殉节”，杀身成仁，反映了汉末知识分子被历史裹挟的艰难抉择。

关键词：荀彧；谋士；汉臣

荀彧（162年-212年）字文若，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出身于世家大族。荀彧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不凡气度，被南阳名士何颙盛赞是“王佐才也”[1]。荀彧二十六岁举孝廉，拜守宫令，进入仕途，二十九岁的荀彧投身曹营，官拜司马，逐步时成为曹操麾下第一谋士，被曹操视为“吾之子房也” [2]，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安十七年（212年），荀彧因为反对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一事，而被后者所逼而死，年仅五十。

荀彧一生不得不说是场悲剧。在其五十年生涯中，帮助曹操制定统一北方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助其统一北方的关键人物。以至于曹操上表称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天下之定，彧之功也”[3]。然而荀彧身后，却又背有是东汉殉国忠臣亦或是曹魏开国功臣之争。这巨大争议背后其实是荀彧作为知识分子想通过依附于曹操实现中兴汉室之志不酬的无奈，反映的是汉魏更迭之际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

一、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人物

（一）曹操深根固本，建立根据地的献策者

在汉末军阀混战中，曹操他的势力起初并不大。曹操采纳荀彧的“兖州献策”，建立稳固根据地，使其发展没有了后顾之忧。

初平四年（193年），当曹操获悉徐州牧陶谦的死讯后，打算趁机夺取徐州，再回军消灭吕布，然后北上与袁绍争衡。荀彧劝曹操学汉高祖“保关中”和光武帝的“据河内”，“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4]。把兖州视之为关中、河内一样的根据地。并为他制定先分兵东击陈宫，再派兵收获熟麦，积存粮食，击破吕布，巩固充州根据地，再南下攻伐陶谦、袁术势力，占据东南地盘，减少后顾之忧，然后全力北上对抗袁绍的战略部署。[5]曹操采纳荀彧深根固本的正确意见，放弃进攻徐州的企图。

兴平元年（194年），张邈、陈宫乘曹操东征陶谦之机，在兖州反曹，暗中迎接吕布。整个兖州除了鄄城之外基本都反叛曹操。面对于数倍于己的强敌，荀彧处变不惊指挥若定，只身前往接见兵临鄄城下的郭恭，并将其说退，以口舌之力帮助曹操保住了兖州根据地。

（二）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战略的力挺者

建安元年（196），荀彧随曹操击败黄巾军。七月，汉献帝刘协在杨奉、董承等护卫下，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返回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在要不要奉迎天子建都许昌的问题上，荀彧独具慧眼，力挺迎天子，劝曹操宜早迎汉献帝。他借鉴历史经验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分析了“迎天子”好处：“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6]于是，曹操便迎汉献帝到许（今河南许昌），取得了“奉天子以令天下”的优越政治地位。

（三）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的决策者

官渡之战异常残酷激烈。建安五年八月，袁绍以十万大军，在东西数十里的战线上对“兵不满万”的曹军形成包围之势。曹军与袁绍部相持半年之久后，粮饷将尽，军心动摇，人心离散，曹操感到败局在即，情势危急，便火急致书留守许下的荀彧，打算退兵回许。荀彧举当年楚汉之争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之史实，分析道：“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方才大梦初醒，遂率精兵五千，奇袭乌巢，焚毁敌人粮食五万余车，袁部军心大乱，全线崩溃。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先北后南”战略，助曹操统一北方。官渡战后，袁绍吐血而死。其子袁谭和袁尚互相攻伐，争夺对冀州的统治权。曹操不是乘胜追穷寇，而是想南讨刘表。在此关键时刻，又是荀彧为其出谋：“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充、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才使曹操采取了先北伐袁氏残余势力，而后南征刘表的作战战略。经过几年努力，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混战了十几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终为曹操所独占。

二、“志行义立”的“汉之贞臣”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荀彧的死，有陈寿《三国志》为“以忧薨”与范晔《后汉书》为“饮药而卒”之不同，但两者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后果。然而历史定位上，陈寿的《三国志》把荀彧列为曹魏文臣之首，为之立传；《后汉书》则把荀彧视为“杀身以成仁”的“汉臣”。综观荀彧一生，以其是“汉之贞臣”更接近史实。

（一）“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源于世族大家儒家思想熏陶

汉魏之际河南颍川荀氏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世族。荀彧的祖父荀淑是东汉后期的名士大儒，号“神君”，与宦官集团作斗争的清流派士大夫代表李固、李膺即为其学生。荀淑有八子，号称八龙，荀彧的父亲曾任济南相，叔叔荀爽更是官至司空，位在三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儒家的正统思想熏陶下，荀彧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史载荀彧“少有才名”，“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8]

（二）察言观行，荀彧是“志行义立”的“汉臣”

荀彧三易其主，投奔曹操是为实现“匡佐之义”。史称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9]。虽然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但荀彧以为绍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并“度绍终不能成大事”[10]，抱着振兴汉室的想法，荀彧最终选择了弃绍从操。

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简单的私人依附关系，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荀彧曾经说曹操曰：“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弥，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荀彧希望的是，曹操做周公一样的贤相，恢复汉室江山。荀彧发觉曹操僭越野心之时，选择了不合作。史书记载，建安十七年，曹操准备进爵魏公，便去同荀彧商議，荀彧一身正气地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再责以“忠贞之节”，大义凛然。

（三）“魏臣”之说实为“政治”需求

陈寿把荀彧归于“魏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荀彧在曹操称“魏公”之前已经“饮药而卒”，并且曹操生前并没有实现篡汉，其魏武帝称号也是后来追加的。荀彧与曹魏创业之主曹操根本不存在原初性的君臣关系。曹操迎献帝都许以后，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是为汉官而非曹操相府属吏。实际上荀彧也一直没有被曹魏官方承认为魏臣。曹魏曾经于青龙元年（233年）、正始四年（243年）两次配飨“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都不及荀彧。裴松之认为曹魏配飨功臣不及荀彧，与其“末年异议”“位非魏臣”有关。

陈寿“魏臣”之说，从史书编纂看，是陈寿《三国志》纪事以曹操为起始，故将荀彧列入开国功臣第一，并隐晦荀彧反对曹氏而死的行为；从陈寿生活政治背景看，“魏臣”之说还可能是为了替司马氏禅代曹魏张目，也可以看作是为司马氏的禅让行为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当然，“魏臣”之说还可能跟一些人对历史解读有关。《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或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或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11]”这些人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对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进行了反驳：“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谧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口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柞，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剪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节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12]对荀彧进行了充分肯定。

到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写《后汉书》又把荀彧归于“汉臣”，并与反对曹操的孔融同卷。称荀彧“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又云荀彧以身殉汉“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13]。

三、“勋隆则移汉”的事功悖论

荀彧为魏臣还是汉臣的争议，是由荀彧辅佐曹操而又殉汉而死的悲剧的人生而引发的。其背后凸显的却是汉魏之际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交替控制政权，党锢之祸尤为惨烈，先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然后是董卓之乱，民不聊生。像荀彧这样的世族名士生活已被打乱，急迫地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恢复秩序。但他们手中没有军队，也没有权势，只能“择所归附，待时而动” [14]，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成大业”的人，在为之效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愿望。

然而这些谋士帮助军阀强大的同时，助长了他们的野心膨胀，进而威胁朝廷安危，走向他们“匡扶汉室”的对立面。如袁宏之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 [15]，道出了汉末知识分子事功的悖论。

中兴汉室之志与辅佐的军阀野心膨胀矛盾不可调和，使荀彧选择了“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16]。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实现匡复之志的失败。映射的是汉魏之际政权更迭之时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11] [12] [16] 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十荀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10] [13] 范晔.后汉书[M]. 卷七十荀彧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十一张范传.北京：中华書局，1959.

[15]袁宏.后汉纪[M].卷三十孝献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