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

二○一六年的文学奖，似乎注定要挑战我们对文学的定义和文学权威的期待。文学世界还没从鲍勃·迪伦的民俗歌词能否作为诗歌摘取诺贝尔文学桂冠的震惊中醒过劲儿来，英语小说的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曼布克奖又把文学评论家们拽进另一个争议的漩涡：该奖项授予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黑人作家保尔·比蒂（Paul Beatty）。这也是美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他的获奖作品《出卖》（The Sellout）是关于美国社会最有争议也是最危险的话题：黑人问题和种族歧视，而且他大胆地通过另类方式来表现这一主题：脱口秀和喜剧性想象。

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这句话从一个黑人嘴里说出来，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出卖》的开场白，直白，自嘲，拿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开着政治不正确的玩笑。

我从没逃过税，没有用信用卡作弊，没有混进电影院，或者在杂货店收钱的那里，秘下多找的零钱。我也没有潜入私宅偷窃，或在酒店里抢劫，更没有在拥挤的公车上，浑水摸鱼，占着老幼病残者的座位……但是我此时还是站在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我的车非法地停在宪法大街上，我的手被反背着铐在身后，我保留沉默的权利，在我坐上法庭的靠背椅上后，就已经自动地被取消了。这椅子看上去很舒服，但其實不然，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

随后，叙述者开始东拉西扯，讲述他如何收到法庭传票，如何来的华盛顿，如何在首都的大街上和雄伟建筑前毫无感觉地游荡；再扯到身上不合身的正式服装，以及临来时吸毒导致的晕乎乎。在法庭上，这个和整个美国作对的“我”，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律师，尤其是一个耶鲁法学院毕业的黑人法官，他大放狂言：“他相信林肯打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美国加入二战是为了保护犹太人，他相信民主世界……但我不！我不相信什么人生而拥有权利，什么人民的骄傲的历史。我只做有效的事。所以如果拥有奴隶和恢复隔离并不伤害任何人，我才不在乎是否在开倒车。”

如此的口无遮拦，滔滔不绝，令人想起《周六晚间秀》上的黑人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那些看上去是兴之所至随意而发的牢骚和自嘲后面，处处藏着社会批评和讽刺挖苦的暗箭。

熟识脱口秀节目的人知道，这个在美国社会非常流行的娱乐形式，常常是由有色族裔的喜剧演员以幽默和自嘲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尤其是某个少数族裔的生活和文化：印度人、墨西哥人、华裔，当然最著名的是非裔。它的基本套路就是拿种族原型（sterotype）作素材，调侃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种族归类行为。当我们潜意识中的种族设定被这一族裔的喜剧演员们放大夸张，脱口秀就犹如为社会举起一面哈哈镜，照出其中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同时因为脱口秀是在娱乐或大笑中达到一种共情，使它不失为在公共话语和政治辩论之间的一种智慧的表达。

小说《出卖》就可以说是一场文学的脱口秀，其特殊的文体和修辞特点是，以草根的实话实说和犀利嘲讽的态度，达到一种狂欢节的颠覆效果。

黑人歧视问题，不仅贯穿了从南北战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美国历史，而且这一历史创伤也无形地制约着当代社会心理和集体潜意识，稍一触及就引起大的社会撕裂。几次警察枪击黑人案所引发的社会暴动可见一斑。而几百年来，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比如贫困化、高犯罪率，不是一时半会儿修改某些法律就可以结束的。加上全球化和新移民的涌入，使黑人问题更显得错综复杂。在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前提就是教育，可是黑人在教育平等上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和困难。黑人聚居的贫民区的暴力犯罪使得黑人中产阶级选择搬离到条件优越的郊区，造成用来支持学校的税收不足，进一步使黑人社区的公立中小学日趋衰落退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由于大批非法偷渡的拉美移民来美国争抢一些低技能的廉价工作，使得黑人就业雪上加霜。所以即使在有了黑人总统的时代，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依然积重难返，而且因阶级和移民等问题更加复杂化。

《出卖》讲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里可能发生的一个荒诞不经但又令人担忧的故事。叙述人“我”（他的名字就是ME）在洛杉矶郊外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贫民窟Dickens长大。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非裔和拉丁裔。“我”从小就是黑人知识分子兼活动家的父亲的试验品。他目睹父亲在做斡旋人（帮助那些情绪激烈的黑人镇定下来）的途中被警察射死。几年后，“我”的小城在加州地图上被静悄悄地抹去，因为周围的房地产经济和政治正确的要求，人们对这个真正贫困的黑人、拉美人社区决定视而不见。

小城消失的情形和一名叫Hominy的老黑人居民有着几分命运的相似。Hominy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有黑人题材的电影中扮演小黑孩儿，一直演到六七十年代。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黑人不再是关注对象，他也无事可做，十多年没收到影迷的信。随着小城的消失，也不再有参观小城拜访他的人，“生命将再无意义”。Hominy陷入抑郁后悬梁自尽，被“我”救了下来。“我”在回顾了Hominy辉煌的演艺生涯后感慨：“如果他出生在爱丁堡，他早就已经被封爵了；如果他在日本，反串京都玩偶，他是日本活着的国宝；可惜，他生在加州，在美国，Hominy无所骄傲，他是活着的国耻，是美国黑人传奇的污点，是要从种族历史上抹去的东西。”

于是为了让Hominy继续有角色扮演，在他的恳求下，“我”决定收留他做自己的奴隶。

小城消失的命运与其居民在“平等”社会的无力和无语有关。书中小城唯一类似于市议会的组织叫“甜甜圈知识分子”（Dum Dum Donut Intellectuals），由一群不住在贫民区小城的中产阶级和学者们，每月在一个卖甜甜圈的小店里聚会两次，讨论各种公共话题。可是这个由“我”父亲开创的黑人思想家的聚会，早已失去最初的“交换信息，发动公众，以及社会咨询”等功能，成为其现行领头人Foy沽名钓誉的平台。这个热衷于给各种名著经典挑错改名的“姿势分子”，把马克·吐温作品中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词改换一遍。把“黑鬼”一律改成“战士”，把“奴隶”改成“深肤色的志愿者”。

正是针对这群耽于辞令而无所作为的人，“我”决定用政治不正确但实际有效的行动来拯救自己的社区。“我”的新使命就是作为社区规划者，负责修复和隔离工作。针对社区中学学生行为不端成绩不好，“我”建议，“根据肤色和种族，学校也实行隔离政策”。“我”观察到，“说实话，我们的中学早已经隔离和再隔离无数次了，虽然不一定根据肤色，但肯定根据阅读水平和行为问题”。这使“我”相信，“你无法强迫融合。人们要想融合自然就会融合。我爸爸早就这样说过，我非常同意。在美国，融合就是一种掩盖。比如人人会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以前的约会对象，我的表兄弟，我們的总统都是黑人，等等。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所以为了挽救学校和社区，“隔离政策是把Dickens小城的身份重新找回来的唯一方法。在（同一肤色坐在一起）公车上的那种自己人的感觉就会在学校普及传播，并蔓延到城市的其他角落”。在Hominy的帮助和其他人的半信半疑中，短短的时间里，“我”在小城的所有公共设施中，除了医院，重新恢复黑白隔离。也正是“我”的这些倒行逆施，最后使“我”站在高院的审判席上。“我”的罪证：“在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即全面废除奴隶制）成立的今天，‘我拥有黑人做奴隶；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即公民权利和平等保护）成立的今天，‘我推行按肤色种族隔离。”

但“我”拒绝认罪。“我”的辩护词，就是书中脱口秀一般的故事。

这个听上去荒诞不经的故事，加上小说叙述者反讽和双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熟悉的美国黑人文学的传统路数。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本文也是对美国文学中黑人形象和黑人文学的某种“出卖”。

二百多年前开始的黑人奴隶叙述传统，比如《为奴十二载》，都以黑奴的生存以及如何成为独立的自由民为叙述主题。这些推动了黑人解放运动的叙述，最有名的当属 《汤姆叔叔的小屋》。到了二十世纪，又以女性传统为代表。从佐拉·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到当代艾丽丝·沃克的《紫色》和莫里森的《宠儿》（Beloved），都从黑人女性生存的悲剧以及女性的精神追求的角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民权运动以及唤醒黑人女性意识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莫里森的作品，以一种梦魇招魂般的叙述，表现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黑人女性身心的极度伤害和摧残。某种意义上这些悲剧和正剧的逃离叙事，已经构成了黑人文学的经典和传统。

但是美国黑人在应对残酷的现实和表达他们内心的体验时，并不只是用悲哀的民谣和高亢的圣歌，他们也发现了嘻哈（饶舌音乐）和脱口秀。这就是迥异于主流文化的“喜剧性想象”。当现实如此顽固，如此残忍，无比荒谬时，“人类只有一个最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马克·吐温）。

保尔·比蒂把这一喜剧脱口秀的传统从长期被忽略的地位中提升出来，用它来表达和讨论一个废除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后的社会里最隐形也最棘手的问题。他丰富了黑人文学的语言和介入现实的方式，也因此，他的《出卖》是一次有意义的颠覆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