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郝亚洲

“管理”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

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表面上，我们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以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作出的应激反应，和一些投机分子站在世俗舞台上的表演罢了。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商学院还在抱着陈旧的分析工具好吃懒做，围墙之外的资本意识驱动的民间“商学院”却与之大唱反调，整日宣讲让听众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关系的量子力学、人类演化等。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在高谈阔论着管理新思维。而作为企业的终极管理者们，有些聪明的人借助了“互联网”这个概念，做了些依然囿于旧框架的事情，也博得了满堂彩。

真相会被花车游行般的信息掩盖，“管理”作为实体被逐渐肢解。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德鲁克成为了第一位“管理学”教授；“蓝血十杰”中有人因为卓越的管理能力进入总统班底；凭借独有的管理秘籍，日本公司成为了大和民族的骄傲；美国管理界专门派出汤姆·彼得斯作为代表，向欧洲寻求灵感；福特主义、丰田主义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相继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