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雅

北欧神话：诗性的影响

马修·阿诺德在一八五四年十月写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说到自己刚刚写完了一篇比《邵莱布和罗斯托》（Sohrab and Rustum）还要优秀的诗，不过其他人却不这么觉得。这篇阿诺德自己心中的杰作，就是他取材于北欧神话的长篇叙事诗《巴尔德之死》（Balder Dead）。诸神之王奥丁（Odin）与天后芙莉嘉（Frigg）有对外貌性情截然相反的孪生子：霍德尔（Hodur）生来目盲，阴沉、忧郁、寡言，是黑暗之人格化；巴尔德（Balder）是光明神，他天生俊美、纯真、欢快，是光明之人格化，受诸神及普天下的爱戴。巴尔德不会被任何东西伤害，诸神便以游戏的形式拿他当靶子，向他投掷武器。唯一没有参加这个游戏的便是恶作剧之神洛基（Loki）。他妒恨巴尔德，并使出诡计让霍德尔在游戏中杀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诸神皆怒，对洛基恨之入骨。巴尔德之死，光明的消尽，也宣告了“诸神之黄昏”已提前到来。

在《巴尔德之死》中，阿诺德极力渲染出一个时代的终结意象。巴尔德被洛基害死，瓦哈拉神殿（Valhalla）也将要倒塌，诸神的天界被死亡的气息笼罩，他们漫无目的地继续麻木不仁的生活，就像被阿诺德指出的“现代人的精神怪病”吞噬了一样：

他们砍砍杀杀，日复一日

遍地尘土、呻吟、残肢和血浆

他们夜晚返回奥丁的神殿

又是原先一副完好的模样

—这就是天界诸神的生活

……

天界的生活了无生趣

诸神和英雄，享乐和争斗

等待末日的黑暗降临

只因失去了巴尔德的光明

如果说，北欧神话中的“巴尔德之死”，是典型的“黑暗”战胜“光明”的故事，那么，在阿诺德的《巴尔德之死》中，“光明”从一开始就已“缺席”。这正如他日后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说：“长期以来，光明无以穿越，我们头上无光，于是也就无从谈起使行动适应于光明了。”按许多西方文化史家、历史学家的说法，近代以来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社会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过程，而伴随着发生的就是文化上的渎神（profanity）现象。机械工业的介入，让我们更无力关照和思考自我。当人们逐渐陷入一种空虚之中，感觉自己已没有依恃时，对神话的想象，对诗歌的感觉也就像巴尔德的光明一样消亡。

再谈到阿诺德的诗作《巴尔德之死》，很可惜，当时连阿诺德自己的学生也会困惑，他为什么会对这篇没什么人喜欢的作品评价如此之高。时至今日，依旧少有人会去阅读或关注这篇《巴尔德之死》。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已得到证实，阿诺德绝对读过托马斯·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中写到的关于北欧之神奥丁的文章，以及托马斯·格雷的那首《奥丁的衰落》。他的读书清单上清晰记录了他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仔细研读了格雷的来信，一八五四年二月便开始了对《巴尔德之死》的创作。从卡莱尔那里，他读出了奥丁神话的蕴意；借助格雷的文本，他知道了巴尔德的故事，并通过一个注解发现了瑞士作家保罗·亨利·马雷（Paul Henri Mallet）所撰写的丹麦历史简介。之后，又有人去查看过他的读书清单，发现他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一八五四年一月和九月都在读马雷撰写的北欧古代史。

通过阅读马雷的著作，阿诺德又惊喜地发现了《散文埃达》（Prose Edda）的译本，这给了他创作《巴尔德之死》的灵感和动力。在北欧的神话故事中，他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感触，而他从前读过的那么多英国文学，却很少能带给他这样的体验。多年之后，当他再次为《巴尔德之死》的“失败”辩护时，曾写道：“我们骨子里有太多北欧的东西，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对北欧神话的简短而又贴切的概括。”北欧神话中悠远的末日幻想和低吟的忧郁基调，让这位年轻的诗人触到了思想与性情的契合点，也给他的诗歌创作添上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宿命论色彩。

“魔”：反神圣的推动力

巍峨的冰山，惨淡的阳光，刺骨的风雪，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孕育出的神话故事，必然会有种独特的苍凉与悲壮之美。远观北欧神话的整体构架，一棵世界之树“伊格德拉西”（Yggdrasil）承载着整个宇宙的命运，它由三位命运女神（Norns）看守，分别是“过去”（Urd）、“现在”（Belldandy）和“未来”（Skuld）。各个种族在充满原始活力、瑰丽想象、神秘渴望和模糊憧憬的故事中煅造了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若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考察，美国南加州大学日耳曼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杰诺德·弗雷克（Jerold C. Frakes）教授则指出：“相比于北欧神话中的其他人物角色，洛基更能吸引学术界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存的北欧神话材料中，他几乎无处不在（ubiquity），他的存在至关重要。”

简单地说，在北欧神话中，洛基被封为“火神”，是灶火之人格化，为严冬注入生命的活力。火能造福，亦能为祸。最初，热衷于恶作剧的洛基只是诸神中能言善辩又举止乖张的异类，以机敏巧智而远近闻名。他曾用自己的脑袋与矮人（Dwarf）打赌，输了之后，灵机一动，说对方可以取走自己的脑袋但不能伤到自己的脖子，这个“巧智”后来被莎士比亚借用到《威尼斯商人》中。诸神对他的纵容和宽宥，使得他在一系列愈演愈烈的作恶之后彻底沦为“恶神”，导致“巴尔德之死”，最终，也遭到了惩罚（Lokis punishment）：诸神先将他抓获，囚禁于地洞之中，再让他的两个儿子相互厮杀，取内脏为绳索，将他仰面缚于岩石之上，头顶悬挂一条毒蛇，不断地向他滴下毒液。只要他痛苦挣扎，就会地动山摇，这便是地震的由来。

北欧民俗学家安娜·布里基塔·罗斯（Anna Birgitta Rooth）在她的专著《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洛基研究》中，将她对洛基的考察范围限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希腊神话、中世纪宗教文学以及爱尔兰和德国民间文学中出现的相似的洛基主题一律剔除在外，最终以文字叙述、图表分析和文献总结的方式展示了洛基形象的来源及演化。罗斯将她搜集的实物分类考究，理出三条线索：一、洛基是诸神之王奥丁的结拜兄弟；二、洛基与雷神托尔（Thor）结伴而行；三、洛基发明了网，他撒网捕猎，最终也被诸神用网捕获，处以严惩。同时，罗斯夫人还对前人有关洛基的研究作出了详尽的评论，重新评估了涉及洛基的所有原始材料，仔细分析了诸多现代民间文学中的洛基元素，最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在古老的北欧神话中，洛基的原型是一只蜘蛛，他是人们对蜘蛛的人格化（anthropomorphisation）和神性化（deification）體现。

洛基的蜘蛛原型说颇具争议，但也有据可循。早在一九一一年，瑞典学者希尔丁·瑟兰德（Hilding Celander）就发现，在瑞典南部的方言中，“Locke”就是蜘蛛的意思，这很明显也很容易让人将它与“Loki”联系起来。据考证，在瑞典南部农耕地区的谚语中确实有将“Locke”比作蜘蛛的说法，源于模糊的神话人物形象。每到春天来临，“Locke”就会急着去播种、犁田、忙于农活。当人们发现蜘蛛已在犁沟里结网，便会说：“瞧啊，Locke又开始忙着干活啦！”这也是民间流传的唯一一句将“Locke”和蜘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谚语。蜘蛛织网，也就是设圈套，在印第安人和维金海盗的神话中，洛基又逐渐变形为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角色（trickster）。另外，在十六世纪挪威、瑞典、丹麦、冰岛与法罗群岛流传的北欧神话民谣中，“Locke”“Loche”“Lockii”等名字都是洛基的别名。因此，在北欧神话中，洛基发明了网，并诡计多端，都源于蜘蛛的天然属性。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一致认可，洛基的性格是模棱两可无法确定的，具有“暧昧性”（ambiguity）。因为这种“暧昧性”，学界对洛基这位“神”的评价也大致可分为肯定和不确定两方：在北欧神话与考古学家H.R.伊莉丝·戴维森（H. R. Ellis Davision）眼中，洛基可以说是北欧神话诸神中“最耀眼”的一位，是他让故事更有乐趣，回味无穷，并对很多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在日耳曼语言和神话学家贞德·威利尔斯（Jan de Vries）看来，我们根本无法对洛基异常复杂的本质作出正确评价。

为了能够清晰明了地阐释这个本质异常复杂的“神”，法国的比较文献学家乔治·杜梅兹尔（Georges Dumézil）在《印欧三分式意识形态》一书中，曾设想在一个“三分式神话意识形态范式”中去定位洛基的神话学功能。这个范式包括三种功能，每种功能以一位或几位神为代表：一、君主控制功能（sovereignty）：主持祭祀，并公正裁判，如北欧神话中诸神之王奥丁和勇敢及战争之神提尔（Tyr）；二、战斗及保卫功能（warrior/protector），如雷神托尔；三、赐予功能（provider）：为世界带来幸福、欢乐、富饶与和平，如稼穑之神弗雷（Frey）和爱与美之神芙蕾雅（Freya）。若单从文学角色上来说，洛基绝对可以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但要去对应这三个“神圣功能”（divine functions），洛基无疑是要被排除在这个还不算复杂的范式之外，无法被准确定位。

不过，弗雷克教授之后在他的《三分式系统中洛基的神话学功能》一文中，则换了个角度看问题，并提出洛基完全可以从反方向发挥出他的作用，即“反功能”（anti-function）。这在他使诡计害死光明神巴尔德时就强烈地体现出来。巴尔德可以说是以上三种“神圣功能”的集中体现：一、诸神之王奥丁都称他在诸神中最为贤明，可为他人指引方向；他拥有祭司的神力，可以在梦中洞穿未来；他的名字在德语中就有“王”的意思；二、他骁勇善战，刀枪不入；三、他是最美好的光明之神，以博爱润泽万物。世间万物皆立誓不会伤害巴尔德，但洛基仍借他人之手，造成“巴尔德之死”，即使奥丁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诸神更无法找洛基复仇。由此可见，洛基彻底“颠覆”了那三个“神圣功能”，抑或是“破坏”了整个范式。尽管缺少相应的“神圣功能”，无法在范式内被准确定位，洛基对诸位“功能型神”（function gods）所起到的辅助性作用（auxiliary）是不可否认的。杜梅兹尔在他的另一本法语专著《洛基》（Loki）中就特别强调：

社会是开放性的，争端无处不在。北欧神话中的世界亦是如此，这就需要洛基这样的人物出现，去捣鬼点子，戏弄众神，搬弄是非，更甚是唯恐天下不乱。那些“功能型神”永远都需要洛基的机敏巧智为他们带来欢乐，解决问题，逃避困难，但又害怕这种能力会转化为毁灭性的恶势力。如果洛基是在一个极好的社会里发挥作用，他会提供梦想、富饶、活力之类的正面能量，危害并非完全不存在，但他的本质绝不是邪恶；如果洛基被孤立遗弃，被驱逐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那么，他必定祸害无穷。

也许，这样的评价为洛基添上了一笔“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在北欧神话中，善与恶既是对立的，也是逐步相转化的。洛基的形象从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小丑”，渐渐转化为引来世界末日的“魔鬼”。他的邪恶与反叛也促使诸神反省并认识到自己曾犯下的种种过错。但是，就算对洛基处以严惩，古老的预言也必然会实现，末日的危机即将笼罩世界。正如茅盾在《北欧神话ABC》中对北欧神话作出的一段具有哲理性的评论：有生必有死，是北欧神话中牢不可破的观念，连诸神也不能例外。万事万物，即使是神，也不免是善恶杂沓的混合，这便是北欧人的基本思想和世界观。因此，北欧神话的整体结构就变成了戏剧式的，是一步步地走上悲剧的顶峰的结果。而这种悲剧式效果，在古老的埃达诗（Poetic Edda）中，则有着强烈的体现。

“幻”：乌托邦想象

除了发祥于南欧的古代希腊、罗马诗以外，欧洲还有另一个古诗源头，它虽然发生较晚，却自有其独立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气质，这就是北欧古代挪斯的埃达诗。埃达诗用的是古日耳曼的头韵和重音诗律，风格古朴庄重，雄浑高昂。《女先知书》（Voluspa， or The Sibyls prophecy）是记载传世神话的重要文献，在“王家抄本”（The Codex Regius）中列为卷首篇。此诗气魄宏大，语言凝练，始终场景是众神聚集一堂，听女先知宣讲创世记。在一开始，女先知娓娓道出了世界与秩序的由来：

在最初之时一切虚无；

无沙，无海，也无冰冷的水波，

下不见土地，上不见天穹，

……

于是最高的诸神集会，

在裁判席上聚集商议：

为黑夜和新月命名，

為早晨和中午命名，

为下午和黄昏命名，

为了计算日期和四季。

（飞白《世界诗库》第四卷）

接下来，女先知便为世界的毁灭提供了说明，点出“诸神之黄昏”早已注定。

关于“诸神之黄昏”的表达形式，日耳曼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林道（John Lindow）在《北欧神话：诸神、英雄、仪式与信仰指南》中提到：许多维京时代的诗人和现代学者会使用“Ranganr?k”一词，意为“Judgment-of-the-powers”，这倾向于对“权势”的审判；早在十三世纪，冰岛著名的宫廷吟唱诗人斯诺利（Snorri Sturluson）在《散文埃达》中则使用了“Ragnar?kkr”，意为“Twilight-of-the-gods”，生动渲染出末日将至、诸神皆亡的苍凉意境；而后，德国作曲家瓦格納又将这意境搬到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之最终篇“G?tterd?mmerung”，英译为“Twilight of the Gods”。另外，在其他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著作中，不同的作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不同的拼法和解释。如凯思琳·戴利（Kathleen Daly）在《北欧神话A-Z》中使用了“Ragnarok， the Day of Doom”与“Judgment of the Gods”；詹姆斯·齐斯蒙（James Chisholm）在他的著作中将《埃达诗》的原文和译文排至同一版面，供读者对比阅读，其中“regindómi”被译为“the doom of gods”。

在《女先知书》中，古老的诗人对“诸神之黄昏”则有更为“惊心动魄”的描述：

把天空都溅满血迹。

阳光将变黑，夏天不再来，

风吹庄稼枯。—你还想知道吗？

……

死神之剑眩目如同太阳。

花岗岩裂开，峡谷陷落；

鬼魂在行进，天庭崩成碎片。

……

太阳变黑；大地沉入海中，

明星从天空消失不见；

烟和火一同狂暴肆虐，

高高的火焰直冲云霄。

（《世界诗库》第四卷）

耶鲁法学院的查尔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教授曾在他的遗作《洛基归来，还是残存》（Loki Returns or Remains）全诗的倒数第二句给读者设了个迷：在“神火蔓延至阿瑟加德/火光照亮了圣诞节的清晨/燃烧了雷神的锤柄和世间的一切”之后，洛基又“游荡”（hangs about）在“安格尔波达与嬉戏的诸神眼前”（A.&P.）。在英文原诗中，布莱克教授使用的是两个缩写字母“A.&P.”。按二○一○年出版的《北欧神话A-Z》中的解释，“A.”可指“Angrboda”，意为“悲伤的携带者”（bringer of sorrow），中译名“安格尔波达”，是个女巨人，为洛基的第二任妻子。在斯诺利的《散文埃达》中，安格尔波达与洛基结合后生下了三个恶魔：世界之蛇尤蒙刚德（Jormungand）、芬利尔狼（Fenrir），以及死亡女神赫尔（Hel）。它们在“诸神之黄昏”与洛基一齐向诸神宣战，毁灭世界。另一个“P.”可指“The Gods at Play”，意为“嬉戏的诸神”，暗指诸神用巴尔德作靶，以玩乐的方式向他投掷兵器，结果让洛基使诡计害巴尔德死于游戏之中，光明神离去，“诸神之黄昏”降临。这无疑都大大提升了洛基的“魔”性。不过，洛基虽引来了末日，末日之后，就是新生，恰如基督教的千禧年之说。在《女先知书》中，也出现了充满美好和希望的诗句：

我看见大地重新从深海升起，

仍覆盖着常绿的森林。

湍急的水流；鹰在翱翔，

在瀑布、急流上捕鱼。

……

未播种的田将长出庄稼，

忧伤被治愈；巴尔德尔将回来。

（《世界诗库》第四卷）

旧的世界遭到彻底的毁灭，旧的秩序一去不返。一个新世界又从海面焕然升起，光明神巴尔德重返人间，人类的后裔也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生活下去。那么，布莱克教授为什么又要质疑，洛基到底是在末日之战中“残存”（remnant）了下来，还是像“幽魂”（revenant）一样返回到一个新世界？或许，罗贝尔·穆尚布莱（Robert Muchembled）在《魔鬼的历史》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将近一千年来，魔鬼从来没离开过它的舞台。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与欧洲社会紧紧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社会的所有变化。它是欧洲活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进程隐藏在每个阶段背后的阴影。”所以，在《女先知书》的结尾，我们又可隐隐感觉到另一股“黄昏”的气息：

在远离太阳的尸骸之岸，

我看见一座厅，门朝北开；

毒蛇充当茅草铺满屋顶，

毒汁不断地吹进屋来。

……

瞧这喷火的黑龙来了，

从黑山之中飞出来了，

飞过地面，翅膀驮着死亡—

尼殖霍格！—女先知就此告沉。

（《世界诗库》第四卷）

这么一来，我们不怀疑，也可以设想：“黄昏”之后，作为世间不可或缺之“恶”的洛基也“归来”了，依旧是“在诸神眼前游荡”，宛若新世界里一团忽闪的幽光。而北欧神话就像一个文本的空间，里边的时光在飞逝流转，历史与文明的春夏秋冬循环上演，谢幕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