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唐玲玲 八旬伉俪学者倾囊修史传佳话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二老26年磨一剑，打造治学“天书”

每天傍晚时分，在海南大学的校园里，都会出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相携着从家属区走向图书馆，20多年寒暑不易，节假日不休。

他们是海南大学都已年过八旬的退休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作者。这本打磨了26年的著述，成为中国南海维权强有力的史料佐证，即将出版的六卷本《海南通史》，更是耗费了他们后半生的精雕著作。二老治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半百之年到年过八旬，他们花光了全部养老金，走遍海南岛，只为年轻时的一个梦想——修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海南岛史。

26年磨一剑，《南海天书》捍主权

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现年一位84岁，一位82岁，他们是《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共同作者。在这本著作出版前，担心“更路簿”文化行将消失的人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对伉俪学者，已在26年前就开始了对“更路簿”文化的深入研究。

“那是1989年，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地名大辞典，海南卷的任务找到了我们。”周伟民说，陆地的地名很好办，茫茫南海上的287个岛、礁、洲、滩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但“更路簿”都是用海南方言记录的，晦涩难懂，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去问老渔民，逐字逐句地翻译、记录。“调查发现，是渔民最早发现了南海岛礁，在‘更路簿’里，渔民用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给南海136个岛礁命了名，而且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现了600多年。然而，近年来，南海问题复杂化。“作为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的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为南海维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周伟民说。

从此，两位老人就拖着年迈的身体，自费租车、请翻译，再赴琼海、文昌，挨家挨户拍门访问老渔民。

“年轻的渔民出海都用卫星导航，能看得懂‘更路簿’的老渔民已经越来越少了。”唐玲玲说。有些老渔民家，他们都是去了一遍又一遍，为的就是一点一点地揭开了“天书”的秘密。在过去搜集到的12本“更路簿”基础上，他们又新收集到了12种。

2015年8月，经过两年时间的潜心写作，他们把他们经过26年调查、打磨、研究的著作《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成功出版。这本著作在南海维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出版，以无以辩驳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我们很感欣慰，今年7月13日，在国务院发表的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都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周伟民说。

逐梦宝岛，志为海南修史书

“为海南写‘通史’，是我们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半百之年逐梦海南的起点。”两位老教授说，这也将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终点。

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是广东同乡、同班同学，1953年，他们一起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周伟民听了很多史学课，包括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课，对史学和海南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只有日本人小叶田淳为侵略海南而写的《海南岛史》，铭记着历史的耻辱。“我们应该自己写一本海南通史。”周伟民在心中暗下决心。1988年5月，55岁的周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玲，怀揣为海南修史的梦想，登上了建省不到一个月的海南岛。

“初来乍到，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带来的书很多不合用，研究资料也十分匮乏。”唐玲玲说。“资料少有不便之处，但也有好处，我们从田野调查来的资料就会比较生动、有新意。”他们以海南原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展开了大规模田野调查工作。从1995年两人同时退休开始，无法再申请课题的他们拿出了养老金，自费租车、请向导、请翻译，走遍了海南岛的沟沟坎坎，去得最远的一处黎族村庄，两个六旬老人徒步走了两天，涉水40多次。他们不仅在岛内找资料，还自费去国外找。为了研究海南文化，他们几乎跑遍了东南亚；为研究宋氏家族，他们曾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宋子文档案，待了一个多月，翻阅了62箱资料……

《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宋耀如年谱》、《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退休20多年，他们的著述虽不算多，却本本分量很重，有些著作他们一直放在手里，反复修改，不肯出手。

对此，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多做田野调查、多查文献佐证、多做一些修改，就能少一些遗憾。”

“爱人”亦“敌人”，伉俪学者获网友盛赞

记者日前见到两位老教授时，他们正分头伏案查阅资料，为《海南通史》定稿做最后的核校。“要抓紧完成手头的工作。”唐玲玲说，自从她年初摔了一跤后，前后三次住进了医院，身体日渐虚弱，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二老志同道合、相扶白首，所有的著作都共同署名，每一本藏书都写着“周唐藏书”，一起下乡调查，一同伏案研读，互相修改文章，但他们并不互称“爱人”，反而视彼此为“敌人”。原来，“从1953年开始写作起，我们俩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对执笔者文章里的错误，要当成敌人来消灭。”周伟民说。

“有时候，唐老师的文章她舍不得改，就会吵，吵了以后她就哭，哭了以后就不吃饭。不过哭过以后该改还是要改，还是要当敌人消灭。”周伟民笑着说。听到老伴儿这么说，唐玲玲也笑了：“周老师对我要求一向都比较高，比较严格。”

比起研究的繁复，他们的生活，简单可以用“一碗清水”来形容。

“每天，家和工作室两点一线，年纪大了，鱼肉不能多吃，以蔬菜水果为主。”唐玲玲说，他们没有存款，全部的财富就是一屋子藏书，全部的乐趣都来自学术研究。“我们约好了，就别休息了，工作到不能做了，安置好这些书，该死就死了，也没有遗憾。”两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退休不是奋斗的终点，死亡也毫不可怕。“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当二老的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引来大批网友的点赞。得知二老打磨28年的《海南通史》即将出版，一位网友说：“我是海南人，但对海南岛内的很多东西都不甚清楚，真的要感谢这两位老人的付出，以后我们就有更多关于海南省的参考文献可以检索了。”

不求奢侈的生活，不求功成名就。二老的工作助手陈虹说，二老相携，皓首穷经，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也是一辈子的幸福。

据“新华每日电讯”赵叶苹／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