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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他前期的小说创作

2017-03-24赵莉潘忠志

参花(下) 2017年5期
关键词:小人物老舍悲剧

◎赵莉 潘忠志

老舍和他前期的小说创作

◎赵莉 潘忠志

老舍出身贫苦,对贫民生活较为熟知。将深厚的文化蕴藉以及清醒的文化反思融入作品来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以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是其作品的重要特点。他的小说语言文字风趣幽默,“京味儿”十足,轻快诙谐的语句却让人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与沉重。作品对不同人文风貌的勾勒浓缩,自成一个丰满完整的世界。

老舍作品 小说 前期创作

老舍是一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现代作家。他被称为“描绘市民社会生活的艺术大师”。他通过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为我们描述了社会底层贫民的生活,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做出的特殊贡献。

一、老舍的文化心态与文艺心理

老舍生于清朝末年,所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在他母亲的教诲下,形成了他沉静、软中带硬的性格。他尊崇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时刻以之内省。所以,他的性格中有太多传统文化的影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外来文化的冲击,使他的内心发生骚动,甚至苦闷,但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积极地思考社会,投入创作。他不甘在传统的牢笼里挣扎,积极地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把传统文化优良部分的积淀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组合成他心理世界的核心部分。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能够中西合璧,采用先进的文艺理论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的作品。

老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走上文坛的,必然带有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特点。老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冷静、深刻的反思,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进步性,尤其肯定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陈旧礼教及道德的抨击。同时,他觉察到被“五四”文化新军扫荡过的“孔教”“儒学”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潜藏于知识分子内心,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进步。“五四”反封建任务的思想理论、文化观念是彻底的,但在行为模式上却遵循传统,失败后又复生。如在《老张的哲学》里,学堂是新学堂,而骨子里却是旧的。

因此,老舍的创作继承了“五四”反封建传统的任务。通过反思和执著追求,表现反封建主题,探讨国民性问题,形成了他创作的基本思想。可以说,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忠实地沿着反封建的道路,深入持久地做思想启蒙工作最系统最富有独创性的一个。[1]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点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2]

二、老舍的情感和思维在作品中的体现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3]读老舍的作品,我们仿佛生活在老北京的某个胡同里,亲眼目睹某些小人物的生生灭灭。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绝大多数内容是通过回忆他所熟悉的往事,把回忆的内容刻画在作品当中的。他一直以一种完整的经验方式表达事物,写他过去的一点人生经历,再掺杂联想,使这些人物的命运以及其他都带上浓厚的京味儿,带上自己的独特性。

老舍早期的创作曾受到西方学者克罗齐“直觉说”的影响。他也认为,艺术是以心灵为原动力的,他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展现给大家看。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出某些底层人民性格的一部分特征,而恰恰老舍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下层人民。因此,我们看到老舍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含有老舍软而硬的双重人格的冲撞、交战、融合、统一。受“软”的一面浸染的小人物,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但他们也不是一味地软弱,他们会愤懑,有反抗,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如《我这一辈子》中的“我”,《月牙儿》中的母亲和“我”等。受“硬”的一面主导的小人物,大都带有市民阶层特有的侠义行为,他们的硬气里又含有找不到真正出路的盲从与哀愁。如《黑白李》中的“砸电车轨道”的盲目反抗行为,《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个人奋斗却换来了人性的毁灭……这使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相当的现实主义色彩。表现人的尊严,是老舍创作最基本的主题。

老舍一直以来特殊的生活环境,异域生活对个人情感的压抑,使他常常把忧郁的情感深入自己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作品具有含藏、隐蔽的审美特点。如《微神》中“我”和“她”的一段初恋,一开始我见到她时,海棠花开着美丽的颜色,表现了“我”对“她”的爱情是美好的……“我”从南洋回来之后,“她”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出卖肉体,“我”对“她”还有爱情……作者没有赤裸裸地写我们的爱情,只是全文一再出现那双绿拖鞋,美得让人窒息,这正是作者对“她”因生活所迫出卖肉体的同情的影射。老舍一直喜欢翠绿色,在这篇小说中,那双拖鞋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对美被摧残的无限痛惜。

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命意识中,民族忧患意识特别强烈,在老舍的性格中,他同样能承受个人痛苦,却怎样也无法忍受民族的压迫。如在《二马》中,小马的爱情被种族歧视所扼杀。作者在异域目睹中国人被歧视,所以,他的性格显得更加地压抑。在抗战期间,面对侵略者,老舍的这种情感再次膨胀,他表现出异常伟大的爱国情感。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让一部分人觉醒,对侵略者的暴行做出反抗。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狂喜,他歌唱,都表现出一个人民艺术家深广的爱国情感。所以,老舍的爱人、爱国,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锋利的武器,也是他创作的一把利刃。

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人的社会意义,是老舍一生创作的追求。他关注人的命运及其前途,对人与自身关系的思考,显现出他情感的深蕴性与思维的内在性。所以祥子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个人性格在社会的压力下不可避免的悲剧。老舍关注人的命运,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对人的心灵深处的探讨,以及一些艺术视角的变换。第一,从人物内部的感觉和体验来关照外部的世界,如《微神》《阳光》等;第二,以内外兼顾的艺术手法,由外部世界引起心灵世界的变化,再从心灵变化表现外部世界,如《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其中以《骆驼祥子》为代表。不难看出,老舍创作的心理活动是一个连锁反应,情感的深蕴性促成了思维的“向内转”,而思维的内在性又加强了他对人的心理审视的多样性。

三、老舍小说的悲剧心理

人们通常称老舍为“幽默大师”或讽刺艺术家。他的作品,语言俏皮,京味儿十足,即使是小人物血泪的命运,也能给添上喜剧的色彩,增添一点笑中的辛酸。老舍的作品使我们在读过之后,分明感到欧·亨利式的“带泪的微笑”。任何情感都是以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认识作为依据的。我们对老舍小说人物命运的关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老舍深刻的用意了吧。我们关注祥子的命运,是我们对“吃人”社会的憎恨,对个人奋斗的无限崇敬之后的“有志者,事竟不成”的愤怒,祥子的悲剧引起了我们悲的快感和对人生的思考。老舍把他对社会黑暗面的了解,撕裂给人看,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人的关注,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时,老舍能够依据本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去创造符合本民族历史发展需要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悲剧观的悲剧。他没有遵循传统悲剧手法去勾勒小人物的命运,而是在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后代的悲剧作家的创作经验,形成了特有的风格。他笔下的悲剧有命运悲剧,又有性格悲剧,“为人生”而思考,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对象紧切其特殊的社会经历,以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悲剧为主体。如《老张的哲学》《二马》,文中人物都有着强烈的悲剧命运色彩,小人物在被“命运安排”的境遇里的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人物对命运的不满与无力的矛盾中,升华了“命运难测”的悲剧气氛。[4]《赵子曰》中的王女士、《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她们身上的悲剧本身就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老舍的视角无法使人不专注于他的悲剧性创造,随着悲剧色彩的加深,痛感的力量彰显,人们在审美心理上便会出现同情、期待等共鸣反应,这就造成了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纯粹的能量释放。从心理学角度看:老舍的悲剧是由精神的寄托而产生的审美的快感。老舍前期没有过多地描写死亡,他写的大多是小人物的混沌状态,或者凄凄哀哀的挣扎,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挣扎。抗战后,死亡的主题大量出现,如《四世同堂》所写的小人物的死亡悲剧,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悲壮、悲愤的审美快感。老舍从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到社会命运的发展,是他悲剧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化。通过小人物的悲剧色彩,衬托其社会价值体现。小人物的悲剧社会性突出,悲剧精神、反抗意识得到强化,与社会丑恶势力形成了尖锐矛盾冲突,[5]但小人物并未对社会的丑恶势力作以反抗,他们只剩下微弱的呼吸、悲哀的叹气、无声的流泪,虽缺乏“英雄悲剧”的气质,但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悲壮的气质。

老舍以自己独具个性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笔下的小人物以及具有平民化色彩的“京味儿”,是其作品的鲜明特色。他用手中的笔,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出了市民阶层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本身对传统文化批判及国民性问题的执著关注。

[1]武媛媛.论鲁迅和老舍小说的文化内涵[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5.

[2]李兴阳,朱华.中国新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06).

[3]郑敏.年腊梅与老舍文学创作比较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0.

[4]刘亚琼.老舍小说创作与《红楼梦》[D].太原:山西大学,2008.

[5]陈晓云.老舍小说中悲剧人物的意识特征[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3).

(责任编辑 刘冬杨)

赵莉,女,本科,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潘忠志,男,研究生,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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