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星 赵悦婧

(内蒙古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 呼和浩特 010010)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放眼中国现代戏剧及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余上沅的名字或许已被淡忘许久。这位“穷一生之力”在戏剧艺术天地的勤奋耕耘者，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获得社会公允的体认。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吁求与实践高涨，余上沅在戏剧史上终于“归位”，人们重新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余上沅的剧学理论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应该是后辈学人倍感高兴的一面。

但作为后来者在研究上沅先生的理论时，却常常感到一种困惑和疑虑，那就是对过去并不久远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产生的某种担忧。上沅先生的剧学思想和实践均诞生于20世纪，正是社会文化经历急剧变形的发展更新时期。在那样的时代，其博观比较和先知先觉的戏剧思想不为时代所认可，直至其去世后的20年才在相对宽松的社会历史氛围中获得了被重新估价的自由，这该是值得庆幸呢，还是该反思？或许这两者本身就是一对命定的矛盾，从来都是相伴相生、不可分离的。但这个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另一个颇为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追求现代性是不是必然要放弃自己的传统？现代性的方向是不是必然是西方世界？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之后，在与全球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中这个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吉登斯在谈到现代性的特征时指出，时空分离、社会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内在的反思性是三个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