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

【摘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 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7）02-005-03

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确认为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第一次理论成果中，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熠熠闪光，给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在第二次理论成果中，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中国人们大跨步的迈向新生活。从哲学的角度，通过分析这两篇文献的历史背景、产生原因、深远影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深刻意义。

一、能“对症”才是“良药”，有“方向”才能“远航”——《新民主主义论》

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乎一直处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巅峰，他在千余年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从未丢失属于一个伟大民族的自信，从唐朝的怀柔远人、兼容并蓄，到宋朝的GDP占世界总量五分之一，从元朝兴师直逼多瑙河畔，到明朝多次远航跨越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一直都在引领着世界的发展。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世界各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其国力的迅速增长帮助其逐渐取代了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领导者地位，伴随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武力殖民扩张，使得炮火轰开了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继《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逐步丧失主权与领土，一步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自信心受到空前打击。随后，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能人志士，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进步青年学生，无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放眼世界寻求救国良策，着力民族复兴。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虽已进行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虽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海军舰队，却还是惨败于弹丸之国日本，并随后签订了《南》以来最大的不平等条约。“甲午一战，方知国事危艰，危亡在即”，于是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与民主革命，然而这并没有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化，更没有阻止日本侵华的行径——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西方各国对于法西斯主义又采取牺牲小国利益而保全自己的绥靖政策，使得中国弥漫着一股“亡国论”的腐坏味道。原本强大的民族，到底如何才能复兴，为何发起了“运动”，施行了“变法”，甚至开展了“革命”，中国却还迟迟无法摆脱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亡国命运，为何其他国家（西方国家，日本，甚至苏联）摆脱危机的良药却无法医治中国本国的创伤。

这个问题让全中国人民愁眉锁眼，也让原本期望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大资产阶级以及其最大的代表国民黨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国出现了拥护各种理论的声音，各式各样的“主义”和五花八门的“革命”更让广大民众不知所云，不知该何去何从。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对国民党以及大资本家施行“政治诱降”与“经济引诱”的政策，更促使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份子，打着各种主义与革命的幌子开始叫嚣反共言论，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质疑共产主义，甚至寻求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妥协，让全国人民更加没了主意，让中国以后何去何从更加没了方向，让中华民族更加没有了重新振作的信心与底气。

就在此时，毛泽东看透了时局，通过《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将共产主义改造成为了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更加成熟与完善的理论，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开出了一味“对症良药”，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指明了“远航方向”。《新》开出的对症良药，是解释了之前大资产阶级所大力倡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拿来主义”者崇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能够使得西方国家和苏联改变落后命运，但却无法根治中国特色问题的原因。同时也详细阐明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适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救国良方。

《新》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诞生与成长的，他对帝国主义存有依赖，并且与广大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与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缺少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长期积累与发展，所以力量单薄、觉悟低下，还不能胜任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任。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展成为了一支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其自身的独立性，以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本对立性，使其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新》中也说明了，将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不加改进的套用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上的“拿来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主义的压迫，所以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反帝革命性的，而想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解决当下最为紧迫的民族存亡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力量是必须被团结的。

所以，《新》中指出，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和进步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才是能彻底救国于危亡的对症良方。

毛泽东还指出了中国革命未来发展方向不在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而是应当首先第一步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随后再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不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无不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他们一心要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所以竭力断绝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为何唯有在一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才会因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而得以快速发展。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与此同时，如果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时就畅谈建立社会主义，那这无疑就是不具备任何先决条件的“空谈”，是完全不合实际的。

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反帝反封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近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力挽狂澜、力排众议，第一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这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熟尝试，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条件；明确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斗争的信心提振，他针对中国特色的病症开出了对症良药，对中国特有的革命征途指明了远航的方向。

二、“将量变进行到底”——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刚刚开始之际，中共受到王明等人“左倾”政策方针的错误指导，导致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损失惨重，共产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而这种只会照办照抄苏联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则是没有将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规律；在建国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党中央发起“五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号召，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浮夸之风全国盛行，国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而这样激进的经济发展方针严重地背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违背了“实事求是”；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对时局的严重错误估计有悖于客观事实，违背了“实事求是”；而同时期对于毛泽东本人以及其思想的迷信崇拜，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都是默许了主观可以脱离客观，理论可以脱离实践，这同样违背了“实事求是”。而以上这种种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令人惋惜的损失。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党中央也做出了很多理论结合实践的英明决策，这些决策方针将马列主义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相结合，符合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属性，而在这些正确决策的指引下，在经过了漫长的反帝反封斗争之后，中国社会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质变，通过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转变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然而，与上述情况不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并非所有“实事求是”的正确政策方针都被坚持了下来，并非全部的量变，最终都发展到了质变。

党的八大曾“实事求是”地正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标志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阶级斗争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提出的战略决策，和以后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的观点相一致，同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成果来看，这一战略决策是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的。若这样正确的战略决策能够引导着党和广大群众不断地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力，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量变积累，质变是一定会发生的——中国终会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需求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然而，量变的过程只持续了一年，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在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便被中止，从此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压过了经济发展，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强调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随后，这种严重“左倾”的政治路线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大跃进”、“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量变的过程。

直到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的工作重点才重新被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量变的过程，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之后，终于得以重新开始。但是，“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会不会半途而废，这次“实事求是”的量变会不会再次在质变发生之前，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之前嘎然而止。

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从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的快速发展，从农村改革后的巨大变化，从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当中，看到了“改革开放”这一有益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依然存在，它依然企圖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领域，甚至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很多人民群众的思想过于僵化，总是纠结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担心改革开放是不是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这一量变过程又面临了再次被中止和葬送的可能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两者互相渗透，在量变的过程中有着部分的质变。在质变的过程中，有着旧质在量上的收缩和新质在量上的扩张。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社会的发展也有量变、部分质变和质变等基本形式，与此相适应，稳定、改革和革命都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社会主义社会要获得发展，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

邓小平在《谈话要点》阐述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用实践成果证明了“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还人民以信心；同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且强调改革开放要“敢闯”，进而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谈话要点》的伟大之处，是他竭力保护了“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这一方针政策得以长久地延续，“实事求是”的正确量变得以继续积累。他在讲话中明确做出了指示，要求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并把其上升成为了不能被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而用哲学的话来讲，邓小平就是要求全党带领全国人民——“将量变进行到底”。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和无可替代的，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最为突出的作用。因而，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是符合事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理论成果仅是他们个人的，相反，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