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

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强调，要加大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将危害群众利益、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务失信行为作为治理重点。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系统中，被纳入失信“黑名单”的“官员失信”案件目前已超过1100件，而这些失信中既有政务失信，也有个人失信，其债务则主要体现在工程款、借贷款等方面。

在政务失信中，地方举债发展成为主要诱因。诸如政府盖大楼拖欠工程款而被告上法庭就并非新鲜事。一方面，举债主体是机关法人，而并非哪个具体的公务员个体；另一方面，此类债务往往周期较长、横跨“数任”，前任举债，后继者“新官不理旧账”，换了几届班子之后，这些历史欠债就可能成为一笔糊涂账。

而一些公务员失信，主要是个人担保所致。比如有些基层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为降低金融风险，指明要求公务员提供担保才放款，一旦真正的借款人“跑路”，提供担保的公务员往往缺乏偿债能力，形成呆账、坏账。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支付、赔偿等义务责任的地方政府和公务员，是法院执行的难点，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这个难点有待突破。

政府行使的是公权力的载体，公务员是公权力的执行者。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风向标，是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重要标志。

与个人失信相比，政务失信和公务员失信总量不多，但社会影响、对法治和政府公信的“杀伤力”却不小。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很有必要为政府部门及公务员量身打造“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考核制度，架起一道带电的“高压线”。

就当前而言，須按照“谁欠账、谁清偿”的基本原则，对各地政府存量拖欠债务进行分析，明确清偿兑付责任，在此基础上，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切实可行的消除债务时间表，还清存量债务，绝不再形成新“赖账”。

此外，除司法机关在执行和曝光上须更刚性外，未来有必要建立规则机制，明确责任，将失信行为与任职、评聘、晋升等挂钩。只有从源头出发、从制度入手，才能杜绝公权体系成为失信者的庇护所。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