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建永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获得者？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确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军都山连绵的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在接下来不到50天的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压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无准备地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我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越过。上初中时，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确立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干劲，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