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琦，冯经纶

（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209；2.上海财经大学，上海200433）

社会保障支出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吗？
——来自1989-2015年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实证分析

范 琦1，冯经纶2

（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209；2.上海财经大学，上海200433）

随着社会保障项目在财政支出中份额的上升，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运用VECM模型对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现阶段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增长功能显著为正，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尽管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尚处于低位，但面临着支出增长速度快、老龄化严峻以及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适度普惠并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动态平衡有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

社会保障支出；全口径；长期经济增长；动态平衡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密切，并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一系列的深刻影响。经济增长固然是福利提供的基础，而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政府的最大一笔开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社会范围的实施，其支出份额不断扩大会对经济体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社会保障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经济上的功能，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调节机制。同时，对于这种经济功能的争论声也越来越大。一方面，作为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重要手段，天然地追求公平是社会保障的首要属性，并且其效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收入和消费的平等将不得不以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为代价。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的发展必将起到某种不利的影响。情况并非不容乐观，因为社会保障支出也会改善消费者预算约束、平滑消费、提高人资资本，从而也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说，在实践中社会保障促进消费和改善人力资本，利于经济增长，却也有可能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减少积累，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其经济功能随着国别、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保障模式而相差悬殊。

一、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保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抬升，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热度不断提高。在研究中，部分学者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宏观经济变量的中介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应用模型的理论推导构建产生经济影响的现实路径。贾俊雪、郭庆旺等（2011）［1］从儒家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指出社会保障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儒家传统文化有助于缓解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中社会保障支出对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遏制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中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但是把人力资本积累的利他主义动机归结于一种传统儒家文化以此来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进行划分，本身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在很多西方国家，上一代人也有为下一代人留有遗产的动机；而儒家文化深厚的日本和新加坡却更多强调的是自我保险、自我储蓄，利他主义动机并不显著。郭凯明、龚六堂（2012）［2］从家庭养老角度入手，对生育动机进行分析，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在替代家庭养老中的效果更加明显，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和促进经济增长。方丽婷、钱争鸣（2012）［3］通过对社会保障支出与储蓄的非参数模型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储蓄水平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和降低当期消费支出的主要动因在于应对自身寿命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养老风险，而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后果。杨红燕等（2014）［4］从中央和地方的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研究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发现财政总支出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人口流动、地方间的竞争，财政分权能保证效率和福利的实质性获得，并指出政府间的竞争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水平，因此向地方转移社会保障支出责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实际上社会保障责任向地方的转移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待遇上的差距增大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将进一步威胁到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上的门槛限制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部分学者则对社会保障支出总量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直接的量化研究。张志伟、佘金花（2014）［5］运用中国1978-2011年的年度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方显仓等（2014）［6］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手段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过去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均与人均实际产出呈反向相关关系，故需要稳健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对储蓄—投资有效转化的引导，在关注人口数量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人口质量。孔杏（2015）［7］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有巨大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使储蓄率的上升，而社会保障对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赵一阳、寇业富（2015）［8］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运用灰色关联模型，通过相对关联度和绝对关联度对社会保障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社会保障支出的数量和结构还不够合理，由此削弱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葛翔宇等（2015）［9］采用随机增长模型，并选取我国24个省份1986-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公共支出占GDP份额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为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无论是通过中间变量进行分析，还是进行直接的量化研究，本质上都在于寻求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结。但在这些实证分析中，由于采用数据年限的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统计口径的迥异以及实证处理方法的区别导致了研究结论上的巨大差异。为保证量化研究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清除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联系上似是而非的模糊地带，本文借鉴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口径统计方法，对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时间序列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准预测，藉此探索发现社会保障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次关联。

二、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

（一）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计算方式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领域，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保障支出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更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走向。对社会保障支出进行研究的前提是支出口径的有效衡量，由于各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内由于政策变化引起社会保障涵盖项目也大有区别，因此不存在通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支出口径规范。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社会保障支出口径存在五种，即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质量数据的获得是研究进行的必要前提，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时间长度以及研究宏观经济效应的客观需要，应该尽可能采取大口径数据，符合此标准的只有OECD的社会保障支出口径。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项目曾经历过三次重要变化，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统计上首次出现“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2007年改为“社会保障支出”，2008年又改为“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障支出口径逐渐变大。2010年8月15日财政部《关于报送2010年社会保障支出统计数据的通知》中对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统计口径做出进一步修订。

鉴于社会保障支出涵盖项目自1998年之后有所扩大，宋士云，李成玲（2008）［10］对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分为1992-1998年、1999-2006年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承受能力，并提供了社会保障支出的两种统计方法——项目数据加总法、部门数据加总法。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管理政出多门，很难获取完整的部门数据，因此第二种方法基本不可行。林治芬（2011）［11］从统计学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统计的四种方法：来源法、部门法、项目法和对象法，并指出四种方法各有利弊，需要根据研究需要加以甄别。王延中、龙玉其（2011）［12］借鉴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口径统计方法，将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统计口径分为小、中、大三类：口径一，即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福利与救济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口径二，在口径一的基础上加上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减去财政补助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口径三，在口径二的基础上再加上教育、卫生等支出。

当然，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来讲，社会保障的合理外延应该包括住房建设与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与人力资源支出等方面。但考虑国内外分析时的统一，并为研究上的方便，最终选取与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口径相接近的、王延中和龙玉其（2011）［11］所论述的口径二作为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统计标准，其计算方式设计为：

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①+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之所以减去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是因为存在着重复计算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起实施的养老金并轨方案仅是将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支出由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转移到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上来，对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不会造成丝毫影响。

（二）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

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据源自1989年，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始于1996年，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年限较短，且缺乏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使得在研究中处于不利地位。表1②为1978-2015年中国财政、GDP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

为进一步分析GDP、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三者之间的增长关联，画出三者的增长趋势图如图1所示。

表1 1978-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GDP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亿元

图1 1989-2015年间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在近20年间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从1989年的170.5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47 790.85亿元，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89年的6.04%上升到2015年的27.19%，社会保障作为民生财政的主要构成要素，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从增长态势折线图（图1）可以发现，尽管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的走向与GDP增长率和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的走向相一致，但前者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后两者的增长率，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缓和，在现阶段养老金缺口加大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大背景下，使民众对经济有效运行和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增加了几分隐忧。

三、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协整分析

（一）构建经济增长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VAR系统及协整分析

因为GDP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都采用当年数据，因此不需要运用GDP Deflator来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但为了消除指数化增长趋势，对两者进行ln变换。

在计量上，VAR模型可以将变量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估计，从而使得估计相互自洽。为此，将时序变量{lnGDP, lnSSE}（SSE为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的缩写）分别作为两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构建VAR（p）系统如下：

其中,{ε1,t}和{ε2,t}均为白噪声过程，因此不存在自相关。但是系统允许两个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同期相关性，这并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βi、γj分别为方程组的待估系数。

为检验lnGDP和lnSSE的平稳性，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图2（a）可以看出，两者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考虑带常数项且带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GDP与lnSSE都是1阶差分平稳过程。

而根据图2（b）可以看出，lnGDP与lnSSE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系统，通过表2 Johansen检验考察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图2 1989-2015年lnGDP与lnSSE的增长关系趋势

表2 协整的Johansen检验

包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的协整秩迹检验结果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打星号者），最大特征根检验（5.148 6＜6.40）也表明了同样的结论。

考虑VAR系统的滞后阶数，用Stata处理得到表3。

表3 VAR表示法滞后阶数检验

大多数检验准则表明，VAR系统应选择滞后阶数为4阶。

下一步使用Johansen的MLE方法估计该系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结果见表4所列。

表4 协整方程回归结果

作为回归上的对比，用EG-ADF两步法估计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得到表5。

表5 EG-ADF两步法OLS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EG-ADF两步法OLS估计系数同Jo⁃hansen的MLE方法估计结果非常接近，当然，从理论上来讲还是MLE估计更有效率。从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方程可以得到：

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增长弹性为0.767，表明当前体制下的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原因可能也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③与OECD国家相比尚处于低位，而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后果主要在其后期水平较高的阶段才能体现，因此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表达上尚未完全发力，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福利开支的临界线虽未达到却指日可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另外，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偏好通过社会保障对经济产生了主要的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未来很可能被内需不足、劳动力下降、老龄化等因素所抵消。

（二）VECM系统稳定性检测及Granger因果检验

最后对VECM系统的稳定性进行检测，结果见表6、图3所示。

表6 VECM系统稳定性检验

图3 VECM系统稳定性判别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了VECM模型本身所假设的单位根之外，伴随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故系统是稳定的。

为分析GDP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相互影响机制，考察10期的VECM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GDP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脉冲响应

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图显示，经济增长（InGDP上升）将使得社会保障支出（InSSE）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也会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对GDP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GDP的过去值却不能帮助预测社会保障支出的未来值，可以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对GDP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影响④。如图5所示，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与OECD等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落后，距离上限还有一段距离，处于Armey曲线⑤的左边，这也是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

图5 中国与OECD国家在Armey曲线上的位置

（三）运用VECM模型对未来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的估计及预测

如果仅用2006年之前的数据来估计VECM模型，然后预测2006-2015年间变量的增长情况（虚线），并与实际观测值（实线）相比较，可以得到图6。

图6 2006-2015年GDP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较

可以看出，对经济增长（InGDP）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InSSE）的预测都相当精确，实际观测值全部落在预测值95%的置信区间之内。如图7所示，基于VECM模型的有效性，现采用2015年之前的数据所估计的方程来预测未来10年GDP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在未来10年两者都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而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曲线则更为陡峭，因为基数较小的缘故，社会保障支出有望在未来10年加速上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图7 2016-2025年GDP与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情况的预测估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运用VECM协整总量分析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对国民经济发挥了正面的功能，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这显示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处于低位，在Armey曲线的效率边界上处于左边位置，未来上升空间还很大。

但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三个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超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深度加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在地区、人群间存在结构性失调，这些问题都使得未来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堪忧。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态势显著，经济运行风险不言而喻，警惕南美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北欧的“福利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追求普惠、适度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福利支出与工资的比例关系适当，并充分考虑老龄化效应造成的影响，更多地与宏观经济变量、人口与劳动力变化趋势、公众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相匹配和自适应，最终提高全国人民福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发展性的统一。

注释：

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包含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保障、就业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廉租住房支出、农村危房改造、企业改革补助等支出项目，并不存在漏损情况。

②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由于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发生调整，2007年以后年度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科目口径与之前年度不一致，因此2007年以后年度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与之前年度无可比性，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对于2006年之前的年度社会保障支出，可采用“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计算方法。

③社会保障支出与GDP或者国民收入的比重。

④赵蔚蔚(2011)［13］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运用200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其采用的是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而非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另外数据的年限也相对较短。

⑤福利支出最优规模曲线（一种倒U型曲线）：福利支出规模较小时，福利支出对产出的增强效应将占主导地位，此时福利支出规模的扩大将伴随着产出增加；但当福利支出规模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产出的增强效应就会递减，福利支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阻碍经济增长。

［1］贾俊雪，郭庆旺，宁静.传统文化信念、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11（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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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志伟，佘金花.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4（4）：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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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ata of Full Caliber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from 1989 to 2015

FAN Qi1，FENG Jing-lun2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Shanghai 201209,China；2.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hare of social security projects in the fiscal expenditure,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and more remarkable.Applying VECM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ull caliber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we find that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fun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the present stage,and it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for a period in the future.Although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level is still low,but facing with rapidly growing speed,severe aging and uneven development,etc.,moderate universal benefaction and dynamic balance in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full caliber;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dynamic balance

F124.1

A

1007-5097（2017）03-0042-07

［责任编辑：余志虎］

10.3969/j.issn.1007-5097.2017.03.006

2016-9-26

范琦（1982-），女，重庆人，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税理论，社会保障；

冯经纶（1986-），男，山西运城人，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财政政策，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