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妹+KristinaPapia+王子轩

〔摘要〕 文章以格鲁吉亚与欧盟、俄罗斯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为视点，梳理并探讨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尤其是“玫瑰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笔者在肯定该国经济进步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走向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这项研究有益于研究者全面深入了解格鲁吉亚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发展，并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提供依据。

〔关键词〕 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玫瑰革命；欧盟；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99-12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①，为使区域合作成为可能，针对沿线各国从不同维度进行的深度国别研究迫在眉睫。格鲁吉亚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认为自己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又长期受到前苏联和独联体体制的影响[1]。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既颇富国别特色、又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共性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沿线国家②，其近年来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学界却知之甚少。笔者搜索了CNKI知网上标题中含有“格鲁吉亚”字样的期刊文献后发现，2000—2016年，国内深度分析格鲁吉亚经济状况的论文只有三篇（包括一篇译文）③。这些文章发表在2002—2003年，重点分析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前的经济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整理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格鲁吉亚官方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数据，同时参考国际学者（尤其是格鲁吉亚学者）的文献，以格鲁吉亚与欧盟（European Union）、俄罗斯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为视点，深度探讨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笔者希冀通过这项研究，使研究者能够全面了解格鲁吉亚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发展，并为“一带一路”构想落地提供依据。

一、 苏联解体之后到“玫瑰革命”之前的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状况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在苏联解体之前被称作“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就像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一样，格鲁吉亚的20世纪90年代也充满着动荡与艰辛[2]。在前苏联时期，作为中央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以发达的工业基础——冶金、铁合金生产、机械制造业（农业机械工业、航空工程、造船等）、机床工业与化学工业——为主要特征，而农产品和食品（主要是葡萄酒、矿泉水、茶和柑橘类水果）也旨在满足前苏联各国的要求。苏联解体之后，格鲁吉亚与前苏联各公司的合作关系被破坏，同时支持国内企业产品消费的整个体系消失，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契机[2][3][4]。

在2003年底之前，格政府为打造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断努力[5]，这段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从1991到1994年上半年，格鲁吉亚处在“忽视经济的时期”，期间国内生产大幅下降、食品与生活用品短缺、货币贬值严重、通货膨胀率飙高[6][7]。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统计，1989到1994年间，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几乎3/4，年度通胀率高达15600%，工业产值下降一半[8]。其二，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8年底，格鲁吉亚开始“有目的地改革”。在这段时期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与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格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进行货币改革（发行官方货币拉里GEL），紧缩银根，结束了恶性通胀，经济逐渐回稳[6][7]。1995年，实际GDP指数一改自1989年以来的负值状况，达到3.3，1996年达到11.2[2]。其三，1999年以后，格鲁吉亚进入“愈演愈烈的腐败时期”，期间政府机构腐败横生（尤其是大规模的能源行业腐败），国家陷入预算危机，公共部门无法支付工资，养老金也出现巨大缺口，人民生活再度陷入贫困[6]。如2002到2003年度，52%～55%的格鲁吉亚人口收入不到最低收入标准[9]。2003年11月23日，后苏联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之一[6]——“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爆发，统治格鲁吉亚长达25年的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宣布辞职[10]。2004年1月25日，新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就职。

学者们对 “玫瑰革命”发生的原因剖析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层面分析，谢氏之所以失败，表面是源自2003年选举中出现的弄虚作假行为，但实际是源自其“上演的民主进程摧毁了基于忠诚度的非正式結构” [10]一方面，在独立之初，谢氏凭借信任与忠诚（非正式的个人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建立起高度集权的管理体系，后期造成了腐败、裙带关系、卖官等问题；另一方面，为确保从西方获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他践行自己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允许非政府组织与独立媒体的存在，结果为建立政府管制以外的权力中心奠定了基础。2003年，在西方的大力支持下，萨氏利用民众对政府的腐败等行径与控制言论自由所引发的不满，成功当选[10]。。也有学者认为，““玫瑰革命””之前总体经济状况较差，“以深度衰退为特征[2][11]”，因此经济因素是“玫瑰革命”得以发生的主要根源。然而，正如Papava[6]所指出的，“玫瑰革命”之前几年，格鲁吉亚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请见表1）。

表中可见，1995—2003年，格鲁吉亚的GDP年度增长率比较稳定，1996—1997年超过10%；2003年，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工程开工巴库— 第比利斯— 杰伊汉输油管道（BakuTbilisiCeyhan oil pipeline）：让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里海石油从巴库出发，途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最终抵达土耳其的杰伊汉港。这条输油管道既饶过俄罗斯，又独立于欧佩克，称之为“ 东西方里海能源走廊”【王莺， 里海石油大国角逐：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3（3）：25-27.】。， GDP增长率高达11.1%。在大部分年份中，因政府采取紧缩银根政策，通胀率也远低于1995年及以前的水平。在Papava[6]看来，格鲁吉亚的预算危机才是“玫瑰革命”发生的根源。自1999年起，国家的实际预算收入远远低于预期——预算赤字高达1.5亿美元——这一预算危机状态持续到2003年。预算危机之所以发生且持续，是因为（1）由IMF专家协助制定、格鲁吉

亚议会通过的税法（Tax Code）不符合实际情形，即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是从俄罗斯到格鲁吉亚走私货物的主要渠道，但这两个地区并非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内，结果导致税法无法发挥效用。（2）尽管政府不断修订税法，但税法的大量漏洞难以修复，成为政府官员谋取私利、腐败滋生的土壤，造成实际税收与预计税收差距甚大。（3）政府官员不惜伪造文件、靠欺诈行为来实现国家预算，致使问题愈演愈烈。（4）由于政府长期未能及时实施IMF项目，造成未能及时从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赠国家收到可用的捐贷款；2002年，IMF干脆暂停了格鲁吉亚项目，这一是因为政府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预算，二是因为谢氏政府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朝着同民主化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反的方向发展。据统计，在预算危机的这几年中，国家预算赤字高达1.2亿美元，未支付的养老金累计7千万美元[3]。

可见，格鲁吉亚之所以发生“玫瑰革命”，是政治、经济、管理、社会、军事方方面面因素相结合的结果，西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革命之后，民众盼望着腐败问题的彻底解决、经济发展稳定向上、社会生活条件有所提升。

二、 “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的经济进步

“玫瑰革命”之后，萨卡什维利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府致力于在政府机构、法律实施机构与国家安全机构方面进行改革，反对腐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民福利，解决能源问题，并推行新型外交政策[12]，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萨氏上台后不久，2004年2月，宪法修订生效，其中规定：在议会和政府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总统有权解散政府或议会，并下令进行非常态议会选举。这一修订案成功地实现了总统集权、削弱了议会的权力[3][12]。到2006年后期，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的压力下，宪法再次修订为：在重复发生解散议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非常态总统选举[3]。然而，“玫瑰革命”后，总统的集权特征一直非常明显。尽管集权加强了威权主义[5]，但也的确使总统在短期内恢复金融秩序、解决上任的遗留问题成为可能。2004年，新政府税收实现了自1991年以来的首次上涨[13]，还清了先前所有未偿的养老金和公共部门的雇员薪资，预算危机消除[3]，继而直接推动了曾于2003年终止的IMF项目的恢复[6]。

要想克服长期的预算危机，制定新税法、简化税务体系以及减轻税负是非常重要的[3]。2004年，议会通过新税法，将增值税从20%降至18%，薪资税（payroll tax）从32%降至20%，社会保险税从33%降至20%，而红利和利息率仅为10%。2005年，个人收入税率（individual income tax）被统一为12%，替代了先前的递进式税率。2008年，格鲁吉亚进一步修订税法，将个人收入税率与薪资税率合并为单一税种，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了7个百分点；企业收入税也从20%下降到15%[14]。此外，随着税收管理制度的严格化，先前税收方面的非法行径难以再有生存空间[6]，再加上新政府励志反腐——税务警察机构与海关这两个先前最腐败的机构被视为重点反腐对象——税收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3]。新政府反腐范围广、力度大、效果显著：在能源行业的反腐斗争直接解决了前政府遗留的能源危机问题，使得在2006—2007年整个冬季电力供应达到100%；在国家安全机构（如公诉机关、警察等）的反腐斗争中，不少前高官和著名黑帮头目被逮捕；先前的交警制度代之以西式巡警制，铲除了道路与高速路上贿赂的根源，加强了格鲁吉亚在国际运输走廊中的作用；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引进取代了先前的各大学自主招生机制，使得腐败难以滋生。为大力推行私有化、扶持私有企业的发展，新政府减少创业准入手续、简化私有企业的登记工作、并推出扩大雇主权力的新劳动法[3] [10]。

“玫瑰革命”之后，新改革的实施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既促进了GDP的增长，也改善了格鲁吉亚的投资环境[15]。从表2和表3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自2004年以来格鲁吉亚GDP的稳步增长，通胀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此外，格鲁吉亚的改革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被誉为独联体地区改革先锋[15]，其商务环境的巨大改善更是引人瞩目。

2006年，在世界银行推出的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index）排名中，格鲁吉亚的排名从先前全世界第112位跃居到37位；2010年继续升至第12位[3]；2016年，在全球190个国家的排名中，格鲁吉亚排在第16位[20]。商务环境也可以从经济的“前沿距离（Distance to Frontier“前沿距离”旨在评估各国经济方面的监管表现，取与标杆相比的数值，该值越接近100，说明该国的经济监管环境越好[21]。）”反映出来（表4）。

表3说明，近年来，格鲁吉亚的这一分值稳定徘徊在70-80之间，属于全世界较高者。格鲁吉亚商务环境的改善推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增加（请见表5）。

值得注意的是，表5显示，200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FDI投资数目骤然下降。研究也发现，在“玫瑰革命”之后，尽管在美国、欧盟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格鲁吉亚的GPD增长一直为正值、货币政策行之有效、国家货币相对稳定、通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公共财政情况稳定，但2008年发生了巨變[23]。Gursoy和Kalyoncu[24]认为，2008年FDI流入数目及其占GDP份额的骤然下降，不只是因为当时横行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因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爆发的战争。

长期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相当复杂。2008年8月8日，梅德维杰夫执政期间，俄格关系恶化，最终发生为期5日的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军队以武力强行进入南奥塞梯而发生军事冲突，而俄罗斯以保护本国公民和支援本国维和部队为名派出军队投入同格鲁吉亚的战斗这次冲突的发生，是长期以来俄格双方在反恐、驻军、历史和民族问题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格鲁吉亚实施亲近西方、弱化俄罗斯影响的政策，并想要加入北约与欧盟，故此多次要求俄罗斯撤出其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一带的维和部队，但招致后者的拒绝[25]。[25]。战争不但造成格鲁吉亚军事力量遭受重挫，人员大量死亡，环境招致破坏，还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5][26]。俄格战争与全球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使得格鲁吉亚面临新的经济挑战战后，格鲁吉亚遇到了银行危机与如何保证本国货币稳定的问题。2008年8月11日，个体与实体企业纷纷开始从银行提款，在短短5天的时间里，大约5亿美元流出格鲁吉亚的各家银行。格鲁吉亚中央银行迅速决定，重新开放商业银行的融资业务，增加可用的廉价的信贷资源。同时，降低商业银行的“一周存单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危机得以缓解。但与此同时，并未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格鲁吉亚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通胀率有5.5%，而名义GDP也远低于预期[27]。更严重的是GDP的构成问题，这包括（1）FDI流入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投资者不再愿意向格鲁吉亚这样会发生战争的国家投资[3]。（2）公共管理在GDP中所占份额最高（17%）[27]，这源自冲突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安置问题增加的社会成本。（3）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外生活的格鲁吉亚人减少了对国内亲戚的经济援助，加上该国本身长期存在的严重贸易失衡——进口远大于出口——拉里汇率的稳定性难以维系[3]。尽管战争给格鲁吉亚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也给其带来了国际经济援助——西方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格鲁吉亚缓解了经济危机。

三、 格鲁吉亚与西方的经济关系

自独立之后，格鲁吉亚就出现了亲西方倾向。在“玫瑰革命”发生之前，IMF同WB就鼓励格鲁吉亚及其他前苏联国家加入其行列，运用市场经济学理念，一是破除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二是使其经济免受不可预知的影响[28]。

（一） 国际金融组织对格鲁吉亚的支持

在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IMF与WB的作用不可忽视。20世纪90年代，在IMF的帮助下格鲁吉亚于1992年5月5日正式加入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eorgia： History of Lending Arrangements as of October 31 [R]， 2016， 2016， 取自 http：//www.imf.org/external/np/fin/tad/exfin1.aspx.】。，格鲁吉亚混乱的经济秩序得以恢复：形成并应用国家金融体系的法律框架来规范基于市场的预算和货币过程；格鲁吉亚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 NBG）的通货膨胀得以控制，进而促使货币改革得以成功实施；实现价格自由化；确定国家预算必须经国会同意的程序；形成双层银行体系，明确划分NBG与商业银行功能；前政府拥有的银行被全部私有化；全面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重组外债，为偿还债务创造条件[3][29]。从90年代中到21世纪初，IMF向格鲁吉亚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包括1995年提供的7215万特别提款权的备用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分别于1996、2001和2004年提供的17205万、10800万与9800万特别提款权的扩展贷款（extended credit facitliy）[30]。2008年9月，为帮助格鲁吉亚战后重建，IMF特地扩展了7.5亿美元的备用项目[31]。

自1992年以来，WB也向格鲁吉亚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资助在不同经济领域的55个项目，总数高达18亿美元。1994到2000年，WB的资助主要集中在帮助格政府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稳定与加强金融秩序方面，也资助像市政基础设施与农业领域方面的项目。“玫瑰革命”之后，WB在格鲁吉亚的运输和能源基建方面投资巨大，同时也支持私营组织的发展、加强格鲁吉亚的“运输走廊”角色[32]。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 WB与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在布鲁塞尔联合举行捐赠会议（Donor Conference），进行联合需求评估（Joint Needs Assessment），呼吁各国及国际组织共捐赠了45亿美元（34亿欧元）来支持格鲁吉亚的战后重建[31]。 2010年以后，WB继续支持该国政府的区域发展计划及改革计划，以期保持其中长期竞争力[32]除经济领域以外，WB还助力格鲁吉亚的公共管理改革、社会安全网络的打造、私营机构的改革与成长、人力、社会和可持续性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司法改革等诸多方面[32]。。

（二） 格鲁吉亚与欧盟的合作过程

除了与WB在2008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联合向格鲁吉亚提供战后经济协助以外，自1992年以来，欧盟与格鲁吉亚建立了双边关系；1999年7月1日，雙方签订的“伙伴与合作协议（Agreement o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CA）”实施，其中就包括贸易方面的合作关系[33]。“玫瑰革命”以后，种种新政策的实施在外交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政权获得了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大批先前暂停的融资项目得以恢复[10]。“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发表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官方声明、其军事力量在伊拉克参与反恐联盟、以及其在科索沃和阿富汗参加维和部队等种种行径，无一不显示出其愿意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愿望[34]。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也获得了欧盟的大力支持——1992到2007年，欧盟向格鲁吉亚总体提供的援助高达5.308亿欧元[33]。

在欧盟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下，格鲁吉亚不但经济增长迅速，还逐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3]。然而，格鲁吉亚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要远比那种简单的被支持者与支持者的关系复杂得多。1999年以后，由于格政府缺乏政府与经济管理经验，加上不能下决心惩治腐败，进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预算问题与能源危机，结果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对让该国的经济改革逐渐失去信心。2003年夏季，IMF停止与格政府的合作，进而导致WB的项目也自动缩减 [3][8][35]。与IMF相比，WB虽未一度停止与格鲁吉亚的合作，但却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资金投入远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在WB看来，如果政府的改革决心不足，那么外部的资金支持非但不会有益于改革，反而会对改革产生副作用；比如说，90年代末期，在格鲁吉亚的腐败问题日益泛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WB仍旧在提供大规模贷款，结果导致经济问题表面上得以缓解，而深层问题却被掩饰[8]。“玫瑰革命”之后，新政府立志反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尤其是萨卡什维利总统大力宣传民主价值观，重新引起了西方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共鸣。IMF重启其在格鲁吉亚的新项目，WB紧随其后，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3]。

“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人民认为，受过西方教育、会说几门外语、极富感召力的萨卡什维利总统，定会带领国家走向秩序，并沿着欧盟路线前进[36]。实际上，格鲁吉亚自独立之后，就以西方为导向，与欧洲保持着紧密关系，并宣布将“欧洲融合（Eeurointegration）”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 [37][38]。1993到1996年，欧盟在金融领域、人道主义与技术领域给予格鲁吉亚大量帮助。1996年，欧盟与格鲁吉亚签署“伙伴与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在经济方面给予协助。1999年，格鲁吉亚加入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世界贸易组织[38]；同年，时任格鲁吉亚总理与国会发言人的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 Zhvania）在欧洲议会（European Council）上宣布，“我是格鲁吉亚人，因此我是欧洲人”，清晰地阐释了格鲁吉亚的亲欧倾向[39]；两年后，欧盟合作委员会（EU Cooperation Council）成立，负责审查欧盟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并就双方如何进一步协作的问题提出建议[38]。

2004年，格鲁吉亚欧洲一体化委员会（Georgias EU Integration Commission）成立，旨在推动该国尽快融入欧盟，同时促进该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有效合作[40]。同年，欧盟出台“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规范欧盟25国及其16个邻国（包括格鲁吉亚）关系[41]。两年之后，“欧盟-格鲁吉亚合作委员会（EU-Georgia Cooperation Council）”签署“ENP行动计划”，旨在履行PCA条款和进一步加强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全面推动格鲁吉亚经济整合入欧洲经济结构ENP行动计划全文可见于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action_plans/georgia_enp_ap_final_en.pdf. 。2006年，格鲁吉亚与欧洲委员会就“欧洲睦邻政策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双方以合作为战略目标，同时确保经济优先性的有效实施[42]。2009年5月，欧盟27过代表同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六国政府首脑或代表举行会谈，就欧盟与这些国家建立东方伙伴关系（Eastern Partnership， EaP）达成一致。欧盟的EaP就此正式启动，旨在加速欧盟与伙伴国之间的政治联系与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创造必要条件，以及加强在诸如运输、能源与环境方面的合作 [41][43]。

2014年6月，欧盟与格鲁吉亚签署了“联合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s， AA）”，为双方的经济融合打下了基础[43]。另外，作为AA的一部分，双方还签署了“深入与全面自由贸易区（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DCFTA）”协定。该协定大力升级了双方的贸易关系，提升了格鲁吉亚的出口与投资表现——既有益于该国产品与服务更好地进入欧洲市场，也将推动欧洲向该国直接投资[44]。

（三） 欧盟对格鲁吉亚的支持

长期以来，欧盟在技术与金融方面对格鲁吉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44]。1992到2009年间，欧洲对格鲁吉亚的资助总数高达近8.65亿欧元，以项目的形式来给予；如通过欧洲农业保障和指导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Guarantee and Guidance Fund， EAGGF）、食品安全计划（Food Security Progamme， FSP）或宏观财政援助计划（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MFA）来提供食品援助[45]。从2007年起，各种国家级、区域级与跨区域级别的欧洲睦邻和合作项目（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ENPI）成为了主要的资助手段。比如说，2007到2010年，欧盟通过ENPI的国家指导项目（National Indicative Programme）向格鲁吉亚共资助了1.204亿欧元，其中3150万用于经济发展；2011到2013年，该项目继续向格鲁吉亚资助了约1.80亿欧元，其中数千万用于贸易与投资以及该国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方面。此外，2008年，欧盟还向格鲁吉亚捐赠了5亿欧元，帮助其战后重建[45]。2014年以后，欧盟继续在ENP下给予格鲁吉亚以支持，帮助后者在公共管理、农业与农村发展以及司法领域内的改革[44]。

多年来，欧盟是格鲁吉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表6-1和6-2可以看出，1995到2015年间，格鲁吉亚从欧盟进口的货物总额在总进口额的占比一直徘徊在30%左右，而向欧盟出口的货物总额占总出口额的百分比日益增多，到2015年近30%；对于欧盟而言，与格鲁吉亚的贸易额也占到贸易总额的0.1%。格鲁吉亚主要向欧盟出口矿产品（铁合金）、農产品（榛子）、基本金属（铜）和化学品（有机物以及化肥），而主要向欧盟进口燃料和矿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制药、化学品和肥料、塑料、光学和医疗设备、家具、肉、饮料和烈性酒[4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融入欧盟能够给格鲁吉亚带来不少机会，能够帮助其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增加投资、成为一个以私

有化为主导经济的国家[34]；另一方面，欧盟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格鲁吉亚的经济运行中。然而，格鲁吉亚能否真正融入欧盟（Eurointegration），还要看其能否践行自己对欧盟的承诺（尤其是遵守欧盟的规范）。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格鲁吉亚的欧盟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38]。

（四） 格鲁吉亚是否履行对欧盟的承诺

对于格鲁吉亚而言，要想融入欧盟，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达到欧盟要求的一般经济标准[3] [6]。比如说，格鲁吉亚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的确有益于其突破关税壁垒与最小化非关税壁垒，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格鲁吉亚立法必须与欧盟立法相一致，以使两者的产品标准及其生产标准相统一。相对于本来就低而且很容易去除的关税壁垒而言，非关税壁垒才是真正限制格鲁吉亚货物进入欧盟市场的关键：欧盟之所以设置非关税壁垒，一是考虑到成员国希望保护自己公民的健康与安全、生活标准与生活质量，二是避免外国不满足条件的廉价货物冲击国内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目前，就食品安全、工业标准、建筑法规、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欧盟国家有特定的规则与规范的质量评估体系，因此，格鲁吉亚的产品要想进入欧盟，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34]。然而，要想满足欧盟的要求，格鲁吉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政府一再表示想要加入欧盟，但实际上却如Papava[3]所说，政府的承诺大多停留在官样话语上，在行动上却稍显滞后。

2008年9月，俄格战争刚刚结束，特别欧洲委员会（Extroordinary European Council）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只要格鲁吉亚符合条件，自己就会推动双方的合作，包括采取签证便利性措施以及打造全面及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区域[47]。按照特别欧委会的条件，第比利斯需要采用欧洲形式的反垄断立法与食品安全法（这两个法律于“玫瑰革命”后分别被废止与暂停），并修订劳动法以保护员工权力。然而，数日后，格政府与IMF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其中提及自己近期不会进行机构改革第40条规定：“为保持格鲁吉亚经济的竞争性及进一步推进资本注入，我们将避免提出任何有可能减少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法律或规范，包括劳动法。” 第45条规定：“为避免给格鲁吉亚公司运营造成不必要的监管负担……我们避免在反垄断政策与消费者保护方面进行任何修订或推出新的法律法规。”[3] [46]。直至2011年，食品安全规则才重新生效，有关反垄断的草拟法律才刚刚启动，而关于劳动法的修订草案还未提上日程[3]。据报道，2013年，在格鲁吉亚所有注册的食品经营者中，只有1.3%接受了食品安全部门的检查；直到2014年1月，考虑到DCFTA即将生效，私营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农民和食品生产企业代表与专家才正式齐聚第比利斯，讨论格鲁吉亚如何将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欧盟接轨问题[48]。就反垄断的法律而言，2011年9月，格政府向国会提交了“自由贸易与竞争（On Free Trade and Competition）”法律草案——该文件也被称作“竞争政策的全面战略（Comprehensive Strategy in Competition Policy）”，以满足DCFTA的建议与要求。不过，政府在这份草案中指出，其不能按照欧洲标准来规范竞争环境或在竞争领域实施全面改革[49]。

可见，尽管格鲁吉亚表面上想要加入欧盟，但种种迹象显示，其似乎并不急于实现与欧盟自由贸易制度的对接[3]。 那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如何？

四、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格鲁吉亚独立后，尽管谢氏政府明显亲近西方，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算差：该国不但曾经为独联体国家的一员，而且与俄罗斯有长期的贸易往来，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资源[25]。俄格战争之后，两国关系达到冰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双方的经济关系[3][25]，近几年才有所恢复。

两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可以从对外贸易数据的历史数据（表7）中看出来。

表7-1和7-2数据表明，在俄格战争之前，双方的贸易关系紧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格鲁吉亚向俄罗斯的年度出口额一直占其总出口额的30%左右，而从俄罗斯的年度进口额在总进口额中的占比也从未低于10%。俄格戰争之后，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大幅减少，但并未完全断绝。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格鲁吉亚向俄罗斯的出口额占比从17.8%骤减到2.0%，而进口额占比也从15.3%下降到6.7%。然而，即使在2008年，格鲁吉亚从俄罗斯的进口总额仍高达4.23亿美元，仅次于（土耳其、乌克兰、阿塞拜疆与德国），在所有进口国家中排名第五；同年，其向俄罗斯的出口额为2978.34万美元，在所有出口国家中排名第12位[50]。

另外，从俄罗斯向格鲁吉亚的FDI的历史数据（表8）中也能看到两国经济关系的变迁。

数据表明，尽管俄罗斯FDI在格鲁吉亚总FDI中的占比在2008和2009年确有大幅下降，但并非彻底等于零。此后，从2010到2015年（除2012和2013年以外），俄罗斯FDI在格鲁吉亚各国FDI中的占比一直位列前七名。可见，“玫瑰革命”之后，俄格之间的经济往来从未断绝[6]。

苏联解体之后，俄格之间的经济往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取向：受到“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意识形态的影响，俄罗斯强调对前苏联国家予以 “经济占据”而非“政治控制”[51]，具体表现为其国有与私营企业以获取资产的方式来掌握前苏联国家重要经济实体的控制权[3]。调研发现，21世纪以来，俄罗斯公司积极参与独联体国家的企业并购业务，其中就包括格鲁吉亚的电厂与电力配电公司[51]。2003年7月，美国公司AES Silk Road宣布，将其在格鲁吉亚的资产——三大电厂与一个配电公司——销售给俄罗斯国营联合电力系统（Russian Unified Energy Systems， UES）。由于这一收购可能会造成俄罗斯对格鲁吉亚能源体系的垄断，因此引起了当地政治机构的强烈关注[52]。“玫瑰革命”以后，俄罗斯继续积极购买格鲁吉亚的企业或资产，这一行为并未受到俄格战争的影响。2011年，格鲁吉亚政府以1.04亿美元的价格将两家总装机23.2万千瓦的水电站Khrami 1与Khrami 2出售给俄罗斯国营公司Inter Rao UES。上述两个水电站年发电量6.5亿千瓦时，这相当于第比利斯年用电量的1/3[53]。在天然气资源方面，俄罗斯也一直意图将格鲁吉亚纳入其“自由帝国”版图。例如长期以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俄气”）一直试图接管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天然气管道，但格鲁吉亚官方明确表示，只可能将管道的管理权交给俄方，而不愿意将资产转移给俄罗斯以换取低廉的能源价格。2006年底，俄气宣布，将次年向格鲁吉亚出售的天然气价格翻倍（从110美元/千立方米涨到230美元/千立方米），但其向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出售的天然气价格不变（110美元/千立方米）。格鲁吉亚认为，俄气正是以此相挟，其真实目的是拥有格鲁吉亚在天然气运输分配体系中的控制权[54] [55]。除能源体系外，在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格政府也对俄罗斯的投资给予了大力支持：格鲁吉亚的金矿和铜矿开采与加工公司被销售给俄罗斯控股公司Stanton Equities；格鲁吉亚联合银行（United Georgian Bank）被出售给由俄罗斯政府控股99%的俄罗斯外贸银行（Vneshtorgbank）[3]。另外，据媒体报道，2008年，在格鲁吉亚拟将国有铁路体系私有化的招标过程中，有俄罗斯公司对投标非常感兴趣[56]。

近年来，在新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影响下，俄罗斯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强烈。2015年，为促进区域经济融合，推动区域内各国间货物、服务、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正式启动，目前成员国包括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57]。EAEU的建立，被普遍视为欧亚主义重放光芒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俄侨知识分子发起欧亚主义运动，力图重建“关于俄罗斯帝国——苏维埃国家的认知”。数十年来，这一思潮并未产生广泛影响力，直到“后苏联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和俄侨文化遗产的再发现，以及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困难重重”，才又为俄罗斯所重视[58]。[13][58]，因此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59][60]。欧亚主义旨在维系与发展所有能够反映欧亚大陆特定人群的文化与历史路径的经济体系，同时强调市场原则不应动摇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根基——欧亚主义者们奉行“拥有原则”而非“所有原则”，认为业主们应该关注社会福祉、履行社会责任，而国家也应该扶持国内企业、运行家长式的政策制定方式以及采用关税与非关税保护措施。可见，基于这一思想成立的EAEU会使成员国难以全面参与全球的现代化进程[13]。有学者分析，俄罗斯之所以积极推动EAEU，是为了通过经济杠杆增加其对成员国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说，俄罗斯拟将“俄国亚洲地区纳入俄联邦统一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重建有实体意义的原苏联空间[58]”。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希望格鲁吉亚考虑加入EAEU[61]，而与此同时，考虑到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受阻，民众转向俄罗斯的意愿也有所加强[62]。那么，格鲁吉亚的未来经济究竟是朝向欧盟还是朝向EAEU发展，成为格鲁吉亚官方与学者的热议话题。

五、 格鲁吉亚的未来发展走向与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格鲁吉亚要想真正成为欧盟的一员，还需要突破很多障碍；其非但要达到一些通用的欧洲市场准入标准和规则标准，还需要在民主制度、人权、言论与表达自由等方面达到欧盟要求[3]。然而，正如Papava[13]指出，尽管格鲁吉亚加入EAEU要容易得多，但前景未必光明。这是因为：其一，与欧盟成员国相比，EAEU成员国的市场制度匮乏、技术水平落后；其二，EAEU以能源（石油与天然气）收入的再分配机制为经济发展关键——成员国得以在区域内获得低于全球市场的能源价格——但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下降，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前景令人堪忧；其三，EAEU成员国经济规模相差甚远，而欧盟成员国经济规模类似，因此更容易达成共识，发展前景较好。

“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领导人尽管亲欧倾向明显，但实际上并未践行对欧盟的承诺，而是以打造“带有新加坡元素的瑞士[63]”为目标。萨氏政府之所以想要學习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是考虑到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类似性。在萨氏政府看来，格新两国均为缺乏重要天然资源的小国，但新加坡成功利用与格鲁吉亚同样的地缘优势——坐落在区域交叉点上格鲁吉亚西邻黑海，毗邻俄罗斯、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是沟通中亚、西亚与东欧地区的重要枢纽，也是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商业、社会与精神方面相连接的交叉地带【李景阳， 格鲁吉亚共和国[J]， 东欧中亚研究，1992（3）：73-76.】【Metreveli， M. & Timothy， D. J. Religious heritage and emerging tourism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0， 5（3）： 237-244. Doi： 10.1080/1743873X.2010.515310.】。，是天然气与石油的运输路线枢纽——将自身打造成区域枢纽与贸易中心，成为一个强调经济自由、全球经济、法律规则与安全的国家以及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受教育程度高的、规则的与和谐的社会[1]。然而，新加坡模式的可行性却从三方面遭到了质疑：其一，虽然作为将里海盆地的油气资源供应给欧盟市场的重要中转国，格鲁吉亚的地理位置与运输功能是该国的最大优势[34][65]，但欧洲基于能源供应方多元化的考虑，还是会继续从俄罗斯通过中欧管道输入大量资源；其二，尽管格鲁吉亚有可能成为南高加索地区的贸易中心，但该地区的经济潜能远不能与东南亚相比；其三，格鲁吉亚在政治稳定性与安全性方面无法与新加坡相比，这已经被2008年的俄格冲突所证实事实证明，这种不稳定性与不安全性直接影响国际投资者在格投资的信心。如，俄格战争后，哈萨克斯坦公司Kazmunaigaz拒绝投资10亿美元，而美国公司Clear Stream Holding也取消了先前已然公布的投资计划[66]。[1]。

不管格鲁吉亚是加入EAEU还是并入欧盟，或是走新加坡道路，都必须注意一点：迄今为止，格鲁吉亚仍在经济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否能够顺利解决，将直接影响该国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玫瑰革命”以后，新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励志改变前届政府腐败横生、经济落后的状况，将格鲁吉亚打造成欧式的、民主的经济发达国家[1][10]。然而，萨氏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是完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9]：一方面，政府推出大量政策，旨在取消市场监管机制，希望在制度框架内将该国变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之一[5]；另一方面，司法体系并未独立于政治体系，政府对私人工商领域大加干涉，甚至肆意剥夺私人财产权——据报道，私人工商业主被迫“自愿”放弃财产所有权，或私人所有的建筑物与设施未经法院裁决就被剥夺[67]。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矛盾性，使得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贫穷国家的消费经济”状态[9]——经济增长并非是基于生产，而是基于消费——带来了不良后果，体现在两方面：（1）在未适当发展实体经济情况下刺激消费造成了贸易赤字的快速增长[9] [68]；（2）私人和公共消费总量约占GDP的90%，而消费的增长源自海外资金的流入，包括主要聚焦在房地产领域的FDI与用以满足格鲁吉亚公民消费生活要求的国外汇款。此外，由于国内存款水平低，格鲁吉亚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向欧洲金融市场借贷，贷款用于建筑企业与国内消费者购买家电，对发展实体经济益处不大——格鲁吉亚缺乏家电生产厂，消费者贷款购买家电实际上刺激的是家电生产厂所在国度的实体经济。

格鲁吉亚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足，造成了很高的失业率。表9显示，从2007到2015年，格鲁吉亚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在2008到2010年间高达16%及以上，2015年仍有12%。实际上，根据非政府组织的统计数据，失业率还要高些如，2010年4月，国家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2000多位受访者后发现，超过70%的人视自己为失业人口【Messenger， Unemployment the major problem in Georgia [N]， 2010-05-10， http：//www.messenger.com.ge/issues/2102_may_10_2010/2102_econ_one.html.】。，这是因为官方数据中显示的受雇人群中有相当多属于自雇人口，他们以土地或牲畜为潜在的收入来源，但却无能力购买耕种或畜牧所需的机械、化肥、灌溉系统、种子、燃料等物质。

可见，尽管格鲁吉亚在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位居世界前列，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高。正如Papava[3]所说，政府更应该关注那些与人们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指数排名：如，在2005年经济学人集团的生活质量指数（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lity of Life Index）与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UNDP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中，格鲁吉亚的排名分别为第87（总共111个国家）[70]和第76位（总共188个国家）[71]，远不如营商便利指数排名。此外，统计数据也表明，近年来格鲁吉亚的贫困人口占比不断增加——从2007到2015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2007年的6.4%增长到2014年的11.6%和2015年的10.1%[72]。另据专家评估，格鲁吉亚人口中遭遇严重的社会困难者高达86%[3]。

六、 总结与思考

本文全面解读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的经济发展数据，诠释了该国与西方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并在肯定该国经济进步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走向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自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玫瑰革命”以后，从GDP的增长、FDI的增长与对外贸易额看来，格鲁吉亚的经济状况均较先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从长远看来，要想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格鲁吉亚还需考虑到自身经济规模较小、人口规模较小格鲁吉亚国家规模小，面积为6.97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72.04万（包括城市人口212.85万，农村人口159.19万）【Georgia，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Georgia， Population [R]， 2016， http：//www.geostat.ge.】。、耕地不足与地缘优势等特征，清楚地定义自己的行业优先性，发挥自身优势，有目标地调整经济结构[73]。格鲁吉亚学术界就此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包括建议政府：改进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培养更多有技术的与受过教育的工人以满足投资者要求[74]；重点发展优势行业，如运输（尤其是能源运输）、农业、食品加工业、水电业与旅游业[9]；为国内产品出口提供支持——格鲁吉亚国内市场小，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需求[66]——比如说，对外推广格鲁吉亚农产品名称与品牌、向农民提供市场价格信息、保护俄罗斯农产品生产厂家利益以推动农产品重返俄罗斯市场2005年以来，俄罗斯以产品质量差为名全面禁止进口格鲁吉亚产品，使格鲁吉亚农业受到重创[9]。有研究者指出，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受到俄格“糟糕的政治关系和糟糕的经济关系”的影响【吕萍.浅析俄格关系的新发展[J]. 俄罗斯学刊， 2014（6）：67-73.】。[9]。

有关格鲁吉亚的未来发展走向问题，有学者认为，追随欧盟模式将帮助各政府推动其在宏观经济结构、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决策为推动格鲁吉亚经济整合入欧洲经济结构，满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要求，格政府必须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欧式的反垄断监管、保护消费者、采用欧式的劳动法、并逐步在格鲁吉亚放松经济管制【Papava， V. Georgias EconomyThe Search for a Development Model [J]，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14， 57（3）：83–94. Doi： 10.2753/PET10611991570304.】【Papava， V. & Tokmazishvili， M. Becoming European： Georgias strategy for joining the EU [J].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6， 53（1）：26-32.】【Papava， V. On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Georgia， or How European is the European Choice of PostRevolution Georgia？ [J] Georgian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date.】。[75]；政府认为格鲁吉亚应该遵循新加坡模式[1]，而部分民众则认为，回到俄罗斯怀抱也不失一项可行性选择[62]。尽管官方与民间观点不一，但从长远看来，无论选择往哪个方向走，格鲁吉亚需要稳定的、透明的、遵守法律规则并经过仔细规划的发展，也要得到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民的支持[1]。政府关注的不应是各种世界级排名，而应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3]与人民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1]。今天的格鲁吉亚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推出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中，格鲁吉亚在139个国家中的全球竞争力总排名为93，对财产权的保护程度排在第120位，非常规性（irregular）付款与行贿排在第42位，司法独立性排在第104位，反垄断政策效果排在第135位[76]。这些排名从深层次反映出，格鲁吉亚在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还存在种种问题。“玫瑰革命”之后，萨氏政府对财产权的屡屡侵犯、对大企业事实的经济控制、因反垄断法缺失而造成日渐严重的市场垄断以及新型且形式复杂的精英腐败尽管“玫瑰革命”以后，政府的反腐斗争将大规模腐败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但腐败并未消除，而是以新形式存在。最典型的的莫过于政府在安全部门设立的预算外资金账户，非但不受公众监督，还强制商人向该账户“资源捐款”[3][9]。等众多问题，在总统权力过于集中、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在西方国家的积极推动下，格政府进行民主改革[3][77]，萨氏也运用现代公关技术及演讲技巧，将自身塑造成西方导向的民主人士及后蘇联时代的改革家[9]，但实际上革命之后的萨氏政府强化威权统治、侵犯人权与限制言论自由[3][9]，最终导致了民众的反抗。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严重[3][9][77][78]。这些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2007年11月第比利斯出现和平示威，以及2012年萨氏及其政党在竞选中落败于 “格鲁吉亚梦想”政党联盟[3] [9]。如果这些问题在未来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新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就难以落地，投资者将无法获得安全的投资环境[74]，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要想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全面了解格鲁吉亚，仅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专项研究，从政治、社会、民族、宗教以及文化方面来深度分析其历史、现状与未来。格鲁吉亚人民既对祖国英雄般的过往充满自豪[64]，对欧洲大家庭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又十分保守、对国家的快速转型满怀疑虑。更何况，这一国家还承载着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内近70年的政治记忆[1]。对研究者而言，在未来的研究中，只有从不同维度深度分析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在中国与格鲁吉亚双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企业在格投资提供可靠依据，减少因不了解对方而造成的失败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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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柯 平）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orgia and western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Georgia and Russia， the authors attempt to review and explo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ost-Soviet （especially Postrevolutionary） Georgia. While recognizing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Georgia， the authors analyze he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oints out her potential issues as well. Hopefully， this study can help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status quo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orgia， as well as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Key words： Georgia； economic development； Rose Revolution； European Union； Rus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