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冬

我每天坚持去体育中心健身，还有许多和我一样运动的人，他们踢毽子、练太极、打篮球。但我也吃惊地看到，有的人竟在跑步中途停下来吸烟，还有人边踢毽子边吸烟。如此健身，还真应了村上春树那句话，是“往一个漏底的壶里使劲地倒水”。

看过一位养生专家的讲座，他说健康有“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前三条是针对身体，后一条是指精神。我曾以为，只要做到其中一两条，就了不得了。其实不然，好的养生方式是不允许有瑕疵的，否则就会产生木桶理论的短板效应。身体再好，但心态差，这就有了短板；或者心态好，身体糟糕，也是个短板。这“四大基石”好比是箍成一个木桶的四块木板，有了一个短板，健康就会像水一样流走。

张学良将军活了101岁。他的长寿秘诀就是没有短板。

谁都知道，张学良出身豪门，早年沉溺于温柔乡，纵情声色，还吸食过鸦片，而且脾气暴躁，动辄就发火。西安事变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从峰顶一下子跌入深山古洞，在幽禁中度过了余生，可谓遭受了精神上的劫难。这样的身心，如何成了养生的典范呢？

举两个众人皆知的例子：一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七天内就戒掉了毒瘾，从此脱胎换骨；二是，素有“美食家”之誉的他，难免贪食，但经医师劝阻，他开始节制饮食并坚持到老，远离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这是他对身体的爱护。那么心态呢？西安事变之后，换做旁人，难免心怀愤懑，抑郁寡欢。而他并未钻这个牛角尖，他以坦荡的胸怀和诙谐的性格，安时处顺，旷怀达观，将好心态保持于幽禁中的每一个日子。辽宁作家王充闾在《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里记述：在台拘禁期间，将军由军统出身的王新衡负责“管束”。西安事变前，王新衡曾在那里担任特务处主任。一次，将军戏问他：“我说你们是什么特务啊？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怎么一点也不晓得啊？”王新衡“嘿嘿”一笑，一时无以作答。本该是压在心头的沉重大山，就这样成了嘴边的调侃。

此外，张学良还有读书写字、听戏唱戏、赏兰养花、广交朋友、运动健身的几大爱好，特别是喜欢垂钓、洗森林浴、户外晒太阳。这些爱好都能强身健体、陶冶性情，将身心箍成了一个严密的木桶，留住了生命之水。

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养生也颇为讲究，他节欲制怒、戒烟酒、吃青菜，日行千步，起居有常，然而晚年却疾病缠身，只活过了花甲之年。病在身上，根在心里，他其实死于“心力交瘁”。說白了，就是心态不好。曾国藩既想建功立业，又想要做一个完人，偏偏又身处朝廷的重压和政敌明枪暗箭之下，心理上常常处于如履薄冰、极度焦虑的状态。功名破心，自然就难以长寿了。我读曾国藩家书时，发现他的某些生活习惯几近于强迫症。比如在他的兄弟家书中有一句话，对他有所微词，他就紧张起来，立即回了一封长信，絮絮叨叨，又是解释，又是劝导，生怕兄弟误解。足见其心态缺乏旷达。

那么，有了好心态就一定行了吗？不然。陶渊明淡泊名利，浮云富贵，隐居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心态非常之好。但他嗜酒如命，只活了62岁。作家陈元武在《五石散辩》里说陶渊明“……也是个酒徒，似乎这个酒徒的名气很大，因而让人只看到他的骨气和清高，忽略了他贫困潦倒却天天不忘记杯中物的德行，以至于后代都是智障人士，几同无后”。言辞不免锐利，却戳到了要害。陶渊明也在《责子》一诗中坦陈：“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13岁的儿子还不识数，9岁的儿子只知道吃。陶渊明却认为此乃天命：“天性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继续喝酒去了。若真是纵酒伤了身，又殃及子孙，真是可惜。若不然，史上是否会出现与“三曹”“三苏”比肩的“三陶”文学世家呢？

我有个朋友酷爱长跑，每天跑10公里，同时也每天应酬，一顿七八两酒，且好食肥肉。他得意地说，只要坚持长跑，就能既得了好身板，又享受了口福，何乐而不为？我却不敢苟同。不良的膳食习惯就是他的短板，他每天的长跑就等于是往漏壶里倒水，有一天水没了，壶也就干了。

（摘自《大公报》 图/王灿）本栏编辑：憨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