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

他站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学扫一遍，直到每一个都安静下来，才略带调皮地笑着说：“现在我们开始上历史课。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照历史课本上写的讲，还是要听我讲真正的历史？”

台下学生都是刚刚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早上朝会时，我们才见识到高二、高三学长用集体的嘘声，如何把校长嘘下台，感受一种叛逆的精神，如今来这么一个带劲的老师，简直太令人兴奋了，异口同声说：“要听真正的历史！”

“好，那你们把窗户关起来。不关也没关系，校长来巡堂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我要这么上的。”他微笑着说，“那，我们先来讲一讲，秦始皇这个私生子，是怎么变成皇帝的……”

在那威权的戒严年代，皇帝等于领袖，领袖即是权威，敢说皇帝是私生子，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却自自在在、无忌无讳地说起故事来。从秦始皇到先秦诸子、孔孟圣人，都一一破解，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那是何等震撼的启蒙。蒙昧的历史，神圣的偉人，神话的圣人，像被阳光照亮般还原了他们本然的、凡人的面目。

整个中国历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无聊的战争地点，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灵活现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动起来。

那是1973年的秋天，大陆正在搞“文革”，台湾还在“戒严”；大陆还在抓“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还在“反共抗俄，光复大陆国土”；高中的教科书充满教条、口号和“伟大领袖的神话”，例如蒋介石小的时候看着水中的小鱼力争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虚假故事。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击，有如敲破蛋壳般打碎旧有的神话。

这个叫齐治平的老师，一语打开了知识全新的窗口。不仅是知识，而是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学会了不迷信体制，不相信权威，反抗教条，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那是“人本精神”的回归。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不只是讲课的内容，而是那一双充满批判精神、永远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神。

他总是在讲完历史故事后，略带不屑地扬了扬桌上的教科书说：“你们看，这种课本，简直教人当傻瓜！”于是哈哈笑了。

孤独离乡的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流亡，有东北汉子的傲骨和豪爽，也有流亡者永恒的沧桑。每天中午吃饭，他喜欢喝一杯高粱酒，来上课时往往有几分微醺。他会喝上一大口茶，打开向北的窗户，让寒冷的风吹进来，再松开领口，迎着风说：“啊，北风，北风，你再吹，吹得多凉爽！”然后呵呵地自笑了。

偶尔他会讲起抗战的故事，讲起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他几岁开始流亡，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鬼子，说到民间抗日者的英勇，他还会唱上两句《大刀进行曲》。

有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喝得多了，有些醉意，我们不想上课，就起哄要他唱歌。

“好，这种天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方的历史。在讲北方的历史之前，先唱一首北方的抗战歌曲吧！”他以一种专业艺术歌曲的唱腔，用嘹亮的歌声，高声唱起了《松花江上》。

那声音完全是专业的歌唱家的水平，高亢，嘹亮，唱得隔壁班的学生都无法上课，纷纷跑来我们班的窗口偷听。他们也不敢打扰，只是静静地，有如看见神人般地站在窗边睁大了眼睛。

齐老师唱得入神，径自闭上了眼睛，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然而，我们都听得出来，那高音如此孤独，如此苍凉，仿佛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却找不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一个无家的游子，一个永远流浪的灵魂……

歌声余音结束时，我们都不敢出声。我们已经看见他的眼角湿润，泪水静静流淌下来。他用大衣衣角拭去泪水，羞赧地微笑起来，说：“这唱歌要用感情，可是太用感情，也不太好呵，唱得都想家了……”

他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则传奇，一个谜一样的人。

传说，他是音乐才子，因有歌唱才华，本要保送他出国去学声乐，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前中国最急迫的是救亡图存。要救亡图存，就得像医生探究病因，研究中国历史，找出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把病因从身体里消除，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进入北大历史系。

然而，抗战结束，国共内战，他流离迁徙，最后来到遥远的海岛上。一代才子，空有一身学问，却没那么多大学可以栖身，也去不了中研院，只有到台中找一间中学先落脚。传说，他还有一个北大校花的妻子，来台湾后，因觉得没什么出路，就去香港当影星，两人没离婚，但分开了。传说他有一个女儿，很漂亮，有爸爸的潇洒、妈妈的美丽，已经去台北读大学……他寂寞教书，喝酒消愁。

那一年我15岁，一个台湾乡下的少年，从未看过北地风情，未曾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未曾想见离别的忧伤、思乡的漂泊，却因了他的歌声，仿佛可以触摸般地体会到家国的忧思、战乱的流离，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在大历史的悲剧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才华，一种人文的风度和魏晋人物的狂放不羁。

多年以后，每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说起齐治平，都印象深刻，无法忘怀。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而他开启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人本的精神。

（摘自《暗夜传灯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张文发）

本栏编辑：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