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茗

刚到伦敦，最不适应的，既不是一日三场雨，也不是难吃的英国餐，而是伦敦的时间。这大概是因为，大雨也好，汉堡也罢，若不喜欢，都可以躲一躲。唯一躲不掉的，是笼罩着这座大都市且全民执行的时间。

最初让人体会到这种时间上的差异的，是快递服务。

对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由淘宝、京东和各家快递公司联手打造、彼此竞赛的“江浙沪”速度，早就把我们对快递小哥的依赖指数，训练成了以“天”为单位的惦记，甚至于，上午订下午到，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在高效有序的快递小哥的帮助下，时间成了可以随时拿捏、任意截取的对象。

虽然都在地球上，但并非所有地方的时间，都如此温顺驯服。世界金融之都的伦敦，便非如此。如果说，淘宝京东是国内大鳄，执行的是“中国速度”，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就说说覆盖全球的亚马逊吧。

从网站的下单程序、短信通知、跟踪包裹，全世界的亚马逊是“一样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那条绿色的“运输”“派件”线所代表的实际时间。习惯了上海亚马逊的我，在伦敦第一次下单，便体会到了其中的诡异。在“派件”和“抵达”之间，只有短短五毫米的距离，你却无从琢磨出，这究竟代表着多少小时。以至于，在伦敦，等着快递来敲门，成为一周一桩乃至更长久的事业，直到我终于意识到，这是水土不服的时间观在作祟。于是，果断把收快递的时间单位，从以“天”计的“中国速度”调整为论“周”算的“英国速度”。下单之后不再翘首以盼，而是干脆“忘记”，等忘得差不多了，突然收个快递，便是惊喜。此番操作之后，旅居伦敦的幸福指数明显上升。

等到再多住一段时间，便发现，并非伦敦的快递小哥特别懒惰，才纵容了不够驯服的时间。而是整个城市，似乎是商量好了的，执行一种“不一样”的时间分配。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购物时间的严格规定。伦敦的大型百货商店，一律晚上八点关门，小一些的，五六点就打烊。我住的地方，临近最著名的露天市场，百来个摊位，各色小商贩，打出的广告是“来伦敦的最后一站”。显然，这样的市场，针对的并非周边居民，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即便是这里，每天下午过了四点半，小贩们就陆续收摊走人，多一刻也不愿意停留。你若想在此时买个什么，他只会和颜悦色地告诉你：“明天再来。”五点之后，偌大的市场，永远干干净净、空空荡荡。

待得更久一点，开始明白，“伦敦时间”掌控的远非伦敦一地，而是英国通用。那些以旅游为主的英国小城镇，也不例外。这让我不禁疑惑，英国人究竟指望游客如何安排时间，才能又旅游又购物，支持地方经济？一方面，他们开了五花八门的商店，诱人购买；可另一方面，所有商店和各大景点一起开门关门。等到游客们好不容易逛完景区，想要购物的时候，永远铁将军把门。如果说伦敦那些大型百货商店可以店大不倒、严于律己的话，那么这些全靠游客维持生计的小镇商店，又哪里来的动力，到点关张呢？每次看到这样的小店，我既佩服他们的守时，又不由自主替他们担心起生计问题。

然而，“伦敦时间”却有着强大的自制力，并不因经济不景气而有丝毫的改变。人们对这一时间的执行，也照旧一丝不苟。每个周日，一到晚上六点，所有店铺一律打烊，就算是英国佬最喜欢的酒吧也是一样。于是，周日晚上的伦敦大街，常常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我也总是以己度人，把他们视为和我一样的，难以适应这座城市的时间规矩的异乡人。

每当这样的时刻，站在清冷的大街上，我便会想，这样的“伦敦时间”究竟把人们赶去哪里了呢？

也许是家里。“无处消费、必须回家”的律令，把人们赶回到了自家的餐桌前。无论工作如何繁忙，总有一个时间段，人们无法依赖外卖或餐厅，必须回家自给自足。

也许是音乐厅和剧院。购物的诱惑在夜晚被拦腰斩断，不愿意回家的人们，总是把剧院和音乐厅挤个爆满。更何况，文化演出的票价，比起百货商店的标签来，要可亲得多。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在伦敦这座贫富悬殊的大都市，普通人到底有多少经济能力和闲适心情，去享受这座城市，从来都是需要打上问号的事。但至少“倫敦时间”，给了他们一种特别的保证，使之拥有一块可以自己做主的时间，免于生产和消费的过度侵犯。

一年之后，回到上海。被“伦敦时间”严重抑制的消费者的魔力，立即失而复得。21世纪中国商业贡献给世界的最大发明“双11”，也如期而至。一时间，所有人都呼喊着口号，拥抱“双11”。

只是，几天之后，新闻报道说，有一位快递小哥倒在路边，再也没有醒来。

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伦敦时间”。这倒不是说，“伦敦时间”有多么仁慈。从始至终，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工从不在“伦敦时间”的保护范围内。他们依旧夜以继日，在看不见的流水线上为伦敦乃至所有英国人提供着廉价服务。只是，在这个处处加速度的世界里，“伦敦时间”至少展示了另一种分配和掌握时间的方法，一种在随着社会发展，只能越来越快的思路之外重新驾驭和规范时间的可能。

（摘自《文汇报》 图/黄煜博）